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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洁琪:四则难忘的采访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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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可多见的法庭上,我旁观了人类的某些终极情感。部分故事的主角已经不在人世,有的至今还在大墙之内。冗长的庭审过程,我早已忘记,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些被告的眼神。

1、门

 

 

来正午之前,我在《财经》杂志和财新传媒做了八年的‌‌“法治‌‌”记者,报道重大案件和社会冲突,做对抗性采访,奔跑在新闻现场。后来,报道尺度收紧,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了。

重要的社会矛盾,都会体现为各种刑事案件,以审判来收场。在我看来,法庭是非常重要的新闻现场。可惜,司法不够公开,我偶尔才能以非记者身份混进去。各种混法院的方法,现在不想再说了,都是各种各样的奇葩故事。当时,不能拿纸笔,害怕暴露记者身份,又想记录案情,只好把录音笔放在胸罩里。开庭前,神经紧张,反复跑去厕所检查,确认录音笔在正常运作;庭审时间很长,录音笔就在胸前发热,发烫,心跳随之加速。我像做贼一样采访,坐立不安,左右旁顾,一直害怕被哪个摄像头发现。

2008年,我刚当记者。那年冬天,我要去旁听新华人寿前董事长关某的案子。被拒绝后,我想办法进入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法庭的门口,跪在地上,用耳朵贴着门缝听。

突然,一个年轻男子朝我走来。我仍然记得,他身材很高大,是圆脸,皮肤看上去很好,像唐僧。他自称是研究室工作人员,那是和记者对接的宣传部门。他很客气地请我离开。我求情:‌‌“再听一会儿,就一会儿。‌‌”他微微一笑,离开了。

我继续趴着听。突然,一股妖风吹来,门开了。我惶恐抬头,看见了法官严肃的眼睛。很快,那个年轻男子再次走来,身边多了一个领导和法警。法警吆喝着说:‌‌“我把她押出去!‌‌”他严肃地制止:‌‌“放开她,让她自己走。‌‌”那一刻,我很狼狈。

后来,我总觉得欠他一句谢谢。几个月之后,终于鼓起勇气,给法院打了电话。对方问我找谁,我面红耳赤地说:‌‌“一个身高大概1米8,圆脸的,皮肤很白净的小伙子。‌‌”

‌‌“这样的人,我们有很多,你找哪一个?‌‌”我没有继续,挂了电话。

2、红裙子

 

 

在不可多见的法庭上,我旁观了人类的某些终极情感。部分故事的主角已经不在人世,有的至今还在大墙之内。冗长的庭审过程,我早已忘记,留在记忆里的,是一些被告的眼神。

带着镣铐进入或者离开法庭的时候,绝大部分被告都会转身,睁大眼睛,在旁听席上搜寻他最想见到的人,潸然泪下,或者强装平静地回首凝望,也有哭喊着挣扎的;也有在法庭上晕倒的。刹那间,好像人世间所有的感情都涌进了那双眼睛,痛苦、悔恨、留恋、恐惧、绝望或者热望。

现在,我想谈的是一个男人的眼睛,当他回眸的时候,充满冷静、温存、绝望和眷恋,同时,那目光还让我感到一股寒意。他是一个被指控贪污罪的高官,犯罪金额约500万,买了北京西山附近的一套公寓。

宣判那天,旁听席上稀稀落落地坐着几个人。一名中年妇女,坐在旁听席右边的角落,一声不吭地注视着审判席。在她脸上,有我平生没见过的静默的忧伤。我就在她附近,但是,没敢多看她。由始至终,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呼吸。

宣判前,一个年轻艳丽的女子走来,一袭红色的裙子,蹬着高跟鞋,戴着闪亮的银色的耳线,犹如出席婚礼。她坐在我后排的左方,和那个中年妇女,隔着法庭的过道。

被告50多岁,是一个局级技术型官僚。从农村读书奋斗出来,前期仕途并不顺,和城市人出身的妻子始终有隔阂。他管新疆的项目,经常出差,同一路线,长途飞行,爱上了一个空姐。他想离婚,可是妻子不同意,三角局面持续很多年。也许是愧疚,他想用一套房子安顿那个空姐。买房子之后,不知道哪个线索被发现,他案发了。侦查人员找空姐讯问,她没说。检察院以包庇罪批捕,把她也抓了。后来法院判了缓刑,不用收监。

法警押着他穿过旁听席进入法庭。他转身扭头,眼睛在飞快地寻觅着,最后看着我身后的左方。

法官宣读的判决书,是出乎意料的重判——无期徒刑。就算减刑出狱,他也白发苍苍了。我斜眼偷偷看了一下那个中年妇女,她一动不动,还是很沉默。法警把被告押出去时,他又转身,看着那个红衣女子。

过了几秒钟,她才如梦初醒般猛然站起来,奔跑着追随出去,对着她同来的女伴大声说:‌‌“快,快,去问问家属能不能见面?!‌‌”

那个中年女人,仍然默不作声,走出法庭门口,无力地靠着墙。我是记者,但是没敢上去问,她对这个判决持什么看法。

交稿后,编辑说我,没有在文章中注明他和某个女人的情人关系。也有好朋友拿着杂志挑剔说,别的报纸把他和那个女人邂逅的情形写得很生动,包括见了几次面才上床。我想说,如果你看到活生生的人,就会不忍心下笔了。

某一个夜晚,我和被告的律师在北京海淀的某个露天广场喝啤酒。正如我所料,他说那个中年女人就是被告的妻子,红衣女子是情人。妻子一直不愿意离婚,可是郁结于心,患上了乳腺癌。宣判后,律师去看守所会见,被告请律师转告妻子,所有属于她的,他都不会拿走;告诉那个空姐,找个好人家,嫁了。

见到律师,妻子落泪了,说婚姻有名无实,把一个女人最美好的青春都耗掉了。

3、冰淇淋

 

 

2011年3月,某个夜晚,天很黑,风很大。和朋友告别后,我独自走进大望路地铁口。隧道里传来流浪歌手的歌声和吉他音乐。我随手掏出手机一看,有未读短信,‌‌“你好吗?罗记者,我很想念你,XXX‌‌”短信有落款,可是,我完全想不出那是谁。

我毫不迟疑地给对方回了电话。

电话的另一端是女人,我喊了一声她的名字,然后:‌‌“我很好,你呢?‌‌”

她说:‌‌“你那边有人在唱歌,是吗?‌‌”停顿了一下,她接着说,‌‌“我开始工作了。单位让我继续上班了。‌‌”

我终于想起来了,是她,那个精神病患者,曾多次被家人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几年前,她害怕家人再送她去治疗,就从单位不辞而别,从东北逃到北京,向律师和媒体求救。我一直关注‌‌“强制送治精神病院‌‌”的话题,有律师帮她约了我,所以我就去西单见了她。

那是寒冬的下午,我们约了在君太百货门口见面。未见面时,我在电话里喊她李小姐。可是,见到她的时候,我怔住了。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啊,头发是自然卷的,既粗又硬。脸上皮肤很粗糙,有明显的斑痕。她时刻保持警觉地四周扫视,紧张地抱着一个袋子,好像很多东西,满满一怀抱。我有点忘了,不过,仍然记得我和她握手了。

我带她去了马路对面的肯德基,都点了一杯饮料。她坐下后,用很小的声音和我说话,仍然保持警觉,提防着邻座的人。

她说是大专毕业的,在司法机关工作,但是,属于非业务岗位。她这几年来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很多次了。每次进去,一关就好几个月,可是得不到合适的治疗,经常是电疗。据说,电疗会磨损人的神经,让记忆力渐退。

我问她被送精神病院的原因。她说,她觉得她的父亲不是她的亲生父亲。所以,她一直要求DNA鉴定。

我问她,为什么怀疑他不是真正的父亲呢?

她说,从懂事开始,她父亲就开始窥视她洗澡,换衣服,想得到她。

‌‌“他对你有语言还是行为方面的表示?‌‌”

‌‌“是行为。‌‌”因为工作后,父亲不让她在外面租房子,非要在家里和父母一起住。她认为,这表明他想长期占有她。

‌‌“你和母亲说过吗?‌‌”

‌‌“说过了,可是她也很坏。她经常把我骗回家,然后她就去厨房干活,让我单独和父亲呆在一起。‌‌”

‌‌“那他欺负过你了吗?‌‌”

‌‌“没有,因为他知道我会反抗。‌‌”

她又说:‌‌“他们买通了省里的公安局,做出DNA鉴定结果说我是他的亲生女儿。我还想偷他的头发,再去做一次鉴定。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谋杀了我的亲生父亲,我不是他生的。‌‌”

听到那里,我再也喝不下饮料了,很想离开,她的逻辑很强大,很固执。我对那个奇异的世界忽然感到害怕。

但是,她还在诉说,她说她很难过。我继续听着,注视着她,她像一个刚从黑房子走出的人,敏感、胆小、多疑和警觉。她一边说话,嘴角一边冒出白唾沫。

她说很害怕回到家乡那个城市,一辈子就被他控制了。但是,她身上没什么钱了。逃来北京很多天,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我劝她赶紧回去,一定不能丢了工作,必须独立谋生。另外,以后不要四处说她父亲的事,那样会促使她再次入院。我装出一副很有见地的样子,坚定地说,你一定要回去,他们肯定不会再送你进精神病院的。

她像个怯弱的孩子,无助地看着我:‌‌“真的吗?他们万一再强迫我进去怎么办?我害怕吃药,也害怕被电疗。你说,我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吗?我听新闻说,桑兰和她保姆不好了。我去找桑兰,说给她做保姆,可以吗?‌‌”

我看着她,重复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留在北京,回家吧,我让律师给你父亲打电话,告诉他,如果送你进去,会有法律后果的。

她忽然站起来,要去买冰淇琳。她说,每当胸口闷,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个冰的东西就能喘过气来。她坚持要请我吃。

她说话的时候,眼神有点涣散,嘴角也始终有白唾沫。我吞不下冰淇琳,一直握在手里。她大口地吃,问我,你为什么不吃啊?

我抿了一口,可是觉得胃都顶在心头了。我突然想起我和她握过手,想去洗一下,却为那一刻不自觉的恶心感到自责。

后来,我们是在地铁站里分手的。我着急去另一个地方赴约。地铁人潮汹涌,我回头搜寻了一下,她的身影很快就被拥挤的人流冲走。我想,也许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很多采访对象都是这样。

可是,那一夜,突然收到她的短信,听到她的声音。我仿佛又看到她那双怯怯的、对我充满信任的眼睛。她又问我,罗记者,你说,我能在北京找到工作吗?

我忽然激动起来,站在地铁口的扶梯旁边,大声说,‌‌“你不要来,千万不要来北京,就在家乡好好工作,会好起来的。你要相信我,我们在北京都过得很艰难的,不容易。‌‌”

‌‌“真的吗?‌‌”

我再次坚定地对她说,‌‌“真的,你相信我。‌‌”

不记得我是如何挂了那个电话。夜里的地铁,除了我,只有流浪歌手在寂寞地唱歌。风很大,把我裹住了。我恍惚了,往隧道里走了几步,发现走错了,又走出来。

我过去问歌手,‌‌“你唱的歌叫什么名字?‌‌”他翻开琴谱说,‌‌“《女人的选择》。‌‌”我往地上的吉他袋子里放了五元钱。那是我给流浪歌手最慷慨的一次。

4、羊肉

 

 

2011年的寒冬,我在宁夏海原县采访政府行政中心搬迁一事。政府为了征地建楼,几千个村民几乎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家园,寒冬也只能睡在羊圈里。当地一个叫马忠琦的人认为,‌‌“县城大事,匹夫有责‌‌”,在2010年发表了20多篇批判性博文。当年9月,被国保大队调查,然后被检察院以逃税罪批捕。2011年3月,马忠琦被一审法院判决三年半有期徒刑,罚金10万元。

冰天雪地里,我坐车进村采访,打开车门,想拍照片,手被冻硬了,按不下快门。积雪很厚,靴子湿了,双脚冷得疼痛难忍。我敲门采访,回民的农妇用体温温暖我冻僵的手脚,给我做了酸菜土豆面条,让我坐上热炕,盖上毯子。尽管有很多虱子,咬得我浑身发痒。但是,我没说。

农妇问:‌‌“面条好吃吗?‌‌”

‌‌“只能吃一顿。太饿了,想吃肉。‌‌”

‌‌“你真老实,没说假话。我们几个月才能吃一顿肉。地被征了,屋子被拆了,出去打工,人家嫌我老。明年连酸菜面都没得吃了。‌‌”

回到县城,海原宾馆的餐厅喜气洋洋,检察长西装革履,等候电视台的采访,采访主题是该院的精神文明成果。我跻身席间。餐桌上,气氛愉快,笑容绽放。我思量良久,鼓足勇气,抓住机会侧身提问:‌‌“请问检察长,马忠琦的案件进展怎么样了?‌‌”笑声顿时消失,我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检察长拉下脸,没正眼看我,抬手一摆。旁边的官员也低头摇手,叫我住口。不过,很快,检察长笑容重现,其他人的谈笑附和声也像渐渐涨潮的海水。

一个回落之后,我深呼吸了一下,再次注视检察长,接着问:‌‌“马忠琦已经补缴了税款,为什么还要批捕,追究刑事责任?好像不符合刑法第201条的规定?‌‌”

检察长生气了,抬头盯着我:‌‌“饭桌上,不谈工作。‌‌”

我追着问:‌‌“我是觉得批捕不正常,另外为什么逃税罪不是由经侦的人来侦查,而是国保大队?‌‌”

‌‌“你是记者,我尊重你,但是你要注意你的职业道德。案件的信息不能公开。‌‌”

‌‌“我觉得我的职业道德没问题,案件的程序性信息是可以公开的。‌‌”

‌‌“对于这个案件,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我只说一句,我是依法办案。‌‌”

‌‌“可是,刑法第201条明明规定,补缴了税款的人,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长脸露怒气。

旁边的副检察长帮忙圆场:‌‌“不同情况可以不同处理。‌‌”

‌‌“法律明文规定的事情,怎么可以不同处理?‌‌”

终于没人理我了。席间重新响起海原方言的谈笑声。

过了十几分钟,旁边一个年轻的检察官轻声问我:‌‌“罗记者,你也是学法律的?我西北政法大学毕业的,在西安。‌‌”

都是学法律的!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油然而生,我连忙笑着把名片递给他。

检察长突然严厉地用手指对着那个检察官:‌‌“你什么都不许说!‌‌”

年轻的脸庞低下来,后来,再也没抬起过。拿着名片的手悬了片刻,最后,把名片放在餐桌上。过了一会,又拿起来,又放下。

我多么希望他勇敢地,装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把名片扔在地上,这样我的心会好受点。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村里采访,一天下午,回到县城。一下车,就被几辆警车围住了,闪烁的蓝光照耀得我睁不开眼睛。有人叫了我一声‌‌“小罗‌‌”。当时,我觉得那个声音无比阴森,像来自地狱。

我拉着行李箱下车,箱子是空的。回县城前,接到官员邀请回宾馆吃饭的电话,就预感会出事。我把所有的采访资料藏在一个农民家里了,而且给正在国外的丈夫打了电话,说有可能遇到麻烦。

警察下车,要强行拉我的行李箱。我不愿意,一路拉着走回宾馆。大堂沙发上,坐了几个宣传部的官员。他们盘问我,要求删掉手机里的采访照片。在操作的过程中,手机没电了。折腾到半夜12点左右,我鼓起勇气,用很坚定的姿态走回房间。他们没拦截我。

关门后,从窗户看下去,发现了几辆警车仍然驻守着。我很害怕,浑身发抖,抖得身体不能舒展,躺不下来。我只能坐在床上,双手抱膝。手机充上电了,很多朋友打电话进来,问我情况。我才知道,我老公联系不上我,就着急地找我国内的好朋友帮忙。朋友把这个事情发到微博上,我的读者和媒体同行都很仗义地转发了。一个《中国青年报》‌‌“冰点‌‌”的记者把宁夏自治区新闻发言人的手机号码公布在微博上。

凌晨2点左右,窗外的警车突然陆续开走。我打电话给杂志社的领导,问应该怎么办?他说赶紧撤退。我打电话给一个采访对象求助。凌晨5点,他开车过来,我马上跳进车里。我们在环城高速跑了几圈,确定没有人跟踪,就去那个农民家里取采访笔记,然后飞奔去另外一个县城,我再坐大巴去银川。那个县叫同心,盛产优质羊羔肉。

我透过车窗,看着天色慢慢变亮,太阳缓缓地升起来,大地被金灿灿的阳光笼罩。我心情好了,去到农贸市场,看到羊肉都是一整只一整只倒挂着卖。我让卖肉的人切了半只,用蛇皮袋把肉捆起来,抗在背上,坐上一个农用拖拉机去车站。黄土高原的西北风很凛冽,在拖拉机上迎风站着,脸真的像被刀子割着一样疼。

到达北京后,羊肉的血水融化了,流淌出来了。我发完稿子,就邀请了曾经仗义相助的网友来家里喝酒吃肉。那时候,我住在北京通州的一居室。好像来了十几个人,有财新传媒的同事,也有刚认识的媒体同行。家太小,就盘腿坐在地上吃,喝了啤酒和白酒,吃了我做的手抓羊肉。

‌‌“冰点‌‌”的记者也来了,他长得很好看,又黑又大的眼睛,言谈举止都透露着才气。他喝得满脸通红,让我用粤语和他合唱《铁血丹心》。我唱了,歌声跑调了,大伙笑了。几年后,那伙人都散了,有些人不再做新闻了,联系也少了。此刻,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那个晚上,想念得想哭。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正午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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