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薄都的“唱红打黑”，到今上的“不忘初心”，红色基因一步步骄傲地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央，对这种红色基因与生物学意义上的DNA之间的关联，人们心照不宣，正史中，革命的正义性和辉煌被一再强调，中外媒体则对红色家族的渊源关系兴趣盎然，但是，领导这场革命的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留下的基因谜团，则至今充满了悬念和疑问。
如果排除有关毛泽东“私生子”的传言，毛泽东一生有过十个子女，但他们大多夭折或下落不明，民间对这些根正苗红的“龙子”一直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在毛泽东时代，似乎这属于国家机密的一部分，而被包裹得严严实实，那时候的多数中国人甚至都没听过贺子珍这个名字，而毛泽东留下的基因谜团，最有探寻价值的部分，恰恰与贺子珍直接相关。
文革后，大概为了淡化江青的“正宫娘娘”地位，先是杨开慧，后是贺子珍，开始占据官方、半官方的媒体版面，毛泽东那些夭折和失踪的孩子的信息，也才随之浮出水面。
由于官方对毛泽东失踪子女的下落并没有给出权威的信息，民间和半官方媒体的信息则是事实与传言混杂，在1949年建政后的调查资料为公开前，需要综合多方面知识和各种说法加以审慎分析，才能推断出较为可信的一些事实。
无论建政前还是1949年建政后，关于毛泽东失踪子女的情况都是中共的高度机密，以至于1935年秋负责寻找毛岸英兄弟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云只知道要寻找两个失踪的烈士子女，却不知道他们是1935年初在遵义会议上重获中共重要领导岗位的毛泽东之子，中共建政后，李云也一直对此保守机密，1988年，李云对记者说：“要不是一位中央首长对我说‘中央特科’的事保密期限已经过去，可以讲了，我会把这段经历带去见马克思。”这表明中共“内外有别”的保密制度有多严格，但这样的保密并不影响查找毛泽东失踪子女时获得最准确的信息，比如说刘松林回忆说毛岸英记得毛泽东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是在流浪过程中失踪的，现在已有更为清楚可信的当事人回忆表明毛岸龙死于大同幼稚园，因此，我们看不到中共建政后寻找毛岸龙的举措，这或许可以证明中共高层在寻找毛泽东子女问题上，有着极为通畅的渠道，毕竟，当年的上海地下党虽然被破坏严重，但曾参与照料、寻找毛岸英兄弟的当事人如李云、冯雪峰、董健吾、徐强等人都在，他们绝对不敢对1949年后的毛泽东有任何隐瞒。关于这一点，几年前，有位网友润涛阎撰文说毛岸英、毛岸青并非毛泽东亲生儿子，而是上海地下党找来糊弄毛泽东的“假货”，这种说法是不太可信的，因为从时间上推断，毛岸英兄弟失踪时间只有两年多，而不是润涛阎所说的六年，两年多时间尚不足以造成辨认十二三岁孩子容貌的不可克服的困难，而且毛岸英、毛岸青兄弟被找到后，曾与董健吾儿子再次共同生活并被送往欧洲，两年多时间不足以完全抹掉十岁玩伴的全部记忆。多年后毛岸青曾有书信给董健吾的儿子。
之所以说对毛泽东留下的基因谜团，最有探寻价值的部分与贺子珍相关，是因为与贺子珍结婚后，毛泽东迎来了他一生最为艰难凶险的十年，艰难到根本不具备养育孩子的条件，所以，贺子珍与毛泽东生育的六个子女，最后只有李敏一人在父母身边活下来。
1949年后，中共领导人的生活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寻找失踪子女也就马上提上了议程，通过现在可以看到的资料，来我们可以感受这种寻找是如何迫切而又坚韧。比如说，毛泽东与贺子珍生下的第一个孩子，1929年生于福建龙阳的毛金花，在撤离龙岩时被送给一位翁姓鞋匠，1932年，红军再次打下龙岩，贺子珍查找女儿下落，被收养人告知孩子已死的信息，即使如此，中共建政后，毛泽东还是通过邓子恢对毛金花进行了再次查找，多年后，贺子珍的哥哥——福建省副省长贺敏学甚至认下了一位叫杨月花的女子，贺子珍也将杨月花认定为自己的女儿毛金花。毕竟毛泽东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而他手里有一个有史以来对社会控制最为有力的政权。至于杨月花的身份为何没有被最后认定，后面再谈。
事实上，中共建政后，全力寻找的第一个孩子不是毛金花，而是毛泽东、贺子珍的大儿子，小名叫毛毛的毛岸红。1949年上半年，中共尚未正式宣布中央政府成立，贺子珍的妹妹贺怡（同时也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妻子）去双清别墅见毛泽东，提出要找毛毛，据说毛泽东最初并不同意，现在官方媒体给出的理由是一通很难令人信服的大道理，“现在解放了，我们进了城市了，生活条件好了，这时你们要把孩子懂人家手里要回来，这样对得住人家养父、养母的养育之恩吗？”还有一种真实性存疑的说法是贺怡对毛泽东说毛毛已经找到了，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但在问了孩子的一些特征后，认为与他记忆中的时间、地点、岁数和相貌都不相符，因而也不同意查找。如果一定要在两种说法中让我选择，我认为第二种更符合正常人的心理一些。不管怎么说，两种说法似乎都表明毛泽东并不十分热衷找回这个“毛毛”，但毛泽东并没有真正阻拦，他可能只是有所怀疑，否则，贺怡不可能抛下工作去查找毛毛下落并以此遭遇车祸死亡，也不可能在稍后劳动江西省省长邵式平大驾，动用省政府的力量进行查找。
据说贺怡车祸发生前已经查找到了毛毛的线索，这种说法未必可信。长征前，毛泽东、贺子珍将毛毛托付给了弟弟毛泽覃，毛泽覃将孩子放在了一个警卫员家里，随着毛泽覃的去世，不再有人知道毛毛的准确下落，但贺怡1949年的寻访并非秘密进行，而且有助手、司机、警卫员跟随，如果她真地查找到了毛毛的信息，即使贺怡车祸去世，查找毛毛的下落也不太可能毫无线索，也不必等到1953年才由贺子珍给江西省省长邵式平求助。这时候，毛岸英已经在朝鲜去世两年多，毛岸青则在1951年就精神分裂，如果找到毛毛，那么，这就是毛泽东唯一精神健全的儿子。生于1932年的毛毛——毛岸红如果被找到，会给人们留下太多的历史想象空间，毕竟他是毛泽东的亲生儿子，年龄则比毛远新大9岁，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毛远新只有35岁，而毛岸红是44岁，从年龄上讲，不存在作为接班人的障碍，也就是说，如果当年能够找到毛毛，他未必不可以作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者，被培养成至今仍然统治中国的接班人，如此一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也就没什么机会了。虽然这只是我的一种臆想，但未必不是一种本来极有可能成为现实的历史假设。
对于“废皇后”贺子珍来说，除了亲情的牵挂，或许她也不会想不到这种可能吧。至于邵式平，他不仅接到贺子珍的求助信，还收到安子文从北京拍来的加急电报，要求寻找红军留在江西苏区的孩子，其中特别提到要寻找毛泽东的儿子毛毛。邵式平当即安排民政厅设法查找。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不会说出毛岸英、毛岸青的名字，但未尝不会想到对毛泽东“无后”的这一担心，尽力找到毛毛，除了对领袖的感情，也不能排除这是一件绝对有助于巩固个人权位的好事。
当江西省民政厅具体承办人王家珍查找到一个疑似失踪孩子朱道来的时候，却发现这个孩子几个月前已经被接到南京，接走朱道来的是1933年就已经去世的原红军干部霍步青的遗孀朱月倩，朱月倩认定朱道来是霍步青的遗腹子霍小青。原本线索到这里就已经断了，但王家珍看过朱道来照片后，认定朱道来长得象年轻时的毛泽东（这种相面术是完全靠不住的），于是汇报给了邵式平省长，并去南京找到接走朱道来的“母亲”朱月倩，“花费了一番周折”，带上朱道来及其养母，去上海见到了贺子珍、贺敏学。贺子珍、贺敏学很快就认定了朱道来就是毛毛，据说理由有两个，一是长相与毛泽东年轻时有点相像，二是贺子珍认出了亲手缝制的棉袍。在我看来，这两个“证据”都不够充分。将近二十年后，通过相貌找寻孩子，是极不可靠的，近年来，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民间公益组织“宝贝回家”等机构披露了大量拐卖儿童找家的案例，足以证明这一点；至于贺子珍“亲手缝制的棉袍”，考虑到贺子珍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也不能说明问题。更重要的是，朱月倩在霍步青去世后经历坎坷，此时她只是一个普通空军干部（也有说法是曾经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完全不具备贺子珍所具备的查访资源和条件，如果不是准确记得收养儿子家庭的地址、姓名，很难找到朱道来家中，而且，朱月倩的说法似乎更为具体，据说她并不是在长征前才将儿子托付朱家，而是在生产后身体状况很差，又没有奶水，孩子刚出生便将孩子送了出去，此后还去看过孩子。
无论如何，从朱月倩能够独自找到朱道来，而贺子珍需要动用省政府力量才找到疑似儿子这一点来看，贺子珍的认定并不可靠。之所以认定朱道来就是毛毛，除了贺子珍人生坎坷，求子心切的心理因素，还有一点或许也是值得考虑的，那就是作为母亲，她一旦认定了朱道来是毛毛，那么朱道来也就成了伟大领袖毛泽东的儿子，“废皇后”及其家族的未来地位令人遐想。
至于朱道来的血型与贺子珍吻合也不说明问题，靠血型可以排除亲子关系，却无法确认亲子关系，而且朱道来的血型与朱月倩应该也不冲突，否则，后来惊动中央的争子风波就容易判断了。
但贺子珍认定了朱道来就是毛毛，朱道来被送往北京，李敏见到朱道来，也按照母亲书信中的要求，开口喊朱道来为“哥哥”，事到如今，毛泽东似乎也不得不考虑是否接受这个儿子了，这时候朱月倩却闹到了北京，以死相逼与贺子珍争儿子。在DNA技术尚未出现以前，这注定是一件无法准确认定的葫芦案。朱月倩的老上级邓小平出面证实了霍步青以及霍小青出生的情况，据说邓颖超组织帅孟奇、康克清、帅孟奇等党内大姐召开了三天的研讨会，认为朱道来是霍步青的遗腹子。无法判断这一传言的真假，如果属实，毛泽东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结论，但毛泽东指示说：“不管是谁的孩子，都是革命的后代，把他交给人民，交给组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