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耀邦看来，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人民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党和国家之上。和胡耀邦不同，“党国主体”论者，平时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山响，一碰到“国家大还是人民大”“党大还是人民大”以及“党大还是法大”这类问题，就原形毕露，毫不迟疑地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之上。人民，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工具而已。
1999年4月14日，江西共青城，人们缅怀中共改革派领袖胡耀邦
1987年夏天，胡耀邦下台半年左右，一位友人去看望他，安慰他说：“您在人民心中是不会磨灭的。”他回答说：“我问心无愧，我的问题二十年以后才能见分晓。”
现在，二十年过去。他的“问题”见分晓没有呢?有的见分晓了，有的还没有。
下台以后，他把在位前后十年间的全部讲话、文章、报告、发言稿，集中清理出来，约数百万言，花三个月时间，从头至尾查看一遍。结果，“没有查到原则性的错误”，他很感安慰。但是，他没有去深思：自己说过写过的东西，讲过做过的事情，从意识形态高度看，和几位超级老人以及参与整他的其他人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左的地方。实际上，正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才使得他们不仅把他当作犯了大错误的人，而且把他当作离经叛道的异端。
他下台时看到了某些落井下石的人的丑恶行径。但是，他只觉得他们这样做很不正派，却没有把这些做法和他们的意识形态背景联系起来。其实，这正是他们所服膺的党文化使然。见利忘义，出尔反尔，趋炎附势，落井下石，是这个党文化在党内斗争中很正常的表现。几十年来，党内斗争无数，有哪一次不是这样对待不幸沦为斗争对象的人?何况，他不是别人，而是被认定为离经叛道之人。
由于没有把自己的所言所行，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去反思。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心中，还深藏着一个与党文化完全不同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这个人本思想，类似于一种潜意识，看似默默无闻，实际上一直在引领着他的思想和行动：或者对党文化作出好意的、人性化的解读，或者和党文化发生龃龉，甚至对立，并最终酿成悲剧。
这就是胡耀邦和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一边是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一边是顽固而虚伪的党文化。这也就是胡耀邦下台的意识形态背景。
一、真诚的“人民主体”论者
胡耀邦的以彰显人性为指向的人本思想的核心，是对人民群众发自肺腑的敬畏和关爱。他说过，一个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依附于什么人，不要把自己轻易地绑在一个什么车上”。但是，要“附属于人民，归根到底还是个人民，还是个人心。”又说：“共产党人不能忘了人民这个主体，忘了人民要垮台。今天不垮，以后也会垮。”又说，我们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革命胜利以后，人民就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又说：“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切切实实帮助群众解决问题。要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
类似这样的话，其他领导人也不是没有说过。但是，胡耀邦说了是要照着去做的;而许多人是说给别人听的，说的和做的往往相反。胡耀邦是一个真诚的“人民主体”论者，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转移。他们则是“权力至上”论者，一切以党国的权力、实际是他们自己的权力为转移。林彪说过：“有权就有一切。”这句话，言简意赅，深刻地揭示了他们的内心世界，为党文化作了非常精准的注脚。
胡耀邦担任党的总书记以后，抓住一切机会到全国各地去调查考察，去贴近民众，去感受他们的气息，他想“走遍全国所有的县”。在位期间，除西藏5个、青海2个、云南3个地区外，他踏访了全国331个地区(州、市);在1600多个县(占全国2112个县的四分之三)留下了自己的身影。1980年到1987年的七个过年，有六个在基层，同人民群众一起度过。这在中共领导人中，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是绝无仅有的。胡耀邦走访基层，并非像批评者说的“呜呜走一圈”。“呜呜走一圈”是面上的调查，他还深入到点上去研究。他走到一个地方，就出一个政策，推动全国工作。他到太行山调查后，看到人民很贫穷，感到对不起人民，就出了一个“扶贫政策”。他到东北调查后，就出了中苏边境贸易政策。许多政策，都是在外地，在基层调查研究时酝酿出来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点：他所关注的，是社会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问题。他是革命家、思想家，不是理论家。他的人本思想，不成体系，甚至连“人”这个人本思想的核心概念，都是借助于“人民”、“群众”或“人民群众”这些普通的政治术语来表达的。但它绝对符合人本主义的基本精神。他所理解的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概念，更不是可以拿来自我标榜的符号，而是由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组成的实实在在的群体。所谓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痛苦，都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幸福和痛苦。他的这种思想，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过程中，表现得最为鲜明：他强调，政策要落实到每一个人，不允许用“多数”或“大多数”这类空泛的言词去搪塞。他说：“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光说空话不行。”他的“人民主体”思想，真正是以“人”为本的，是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条件下的独特体现。
文化大革命后，人们从痛苦的反思中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和人民的关系;一个是“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两个问题的实质是，究竟党国至上，还是人民至上?提出这两个问题的目的，是想为人民群众争得一点权利，以避免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重演。这两个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相当的尖锐性。胡耀邦从他的“人民主体”论出发，对它们都作了合乎民意的解答。
胡耀邦说：我们的同志一定记住，“我们共产党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认为国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这是传统的党的观念，是党国自己创设的不容争辩的说辞。问题是谁跟谁一致、怎么一致?是人民利益在上，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这样的一致呢，还是国家利益在上，人民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样的一致?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文化。前者是民主主义，主张人民至上。后者是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如果把这种观点塞到社会主义名下，那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了。“党国主体”论者故意把二者的真实关系掩盖起来：只讲国家利益同人民利益相一致，不讲谁的利益在上，谁跟谁一致。
“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是胡绩伟先生1979年3月在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来的(当然，往早说，上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时期就已经有这个问题了)，他认为“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以后又作了进一步解释和发挥，认为“党性来源于阶级性和人民性”。就为了这个“人民性”，胡绩伟遭到胡乔木严厉批判。胡乔木认为“党性来源于人民性”的观点是错误的：“人民性”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其实，“党性”何尝不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问题不在于概念是否清晰。真正使胡乔木不能容忍的是，在奉为至尊的“党性”旁边，胡绩伟居然给安了个“人民性”，而且还是“党性”的来源。这岂不是说，“人民性”是老子，“党性”是儿子，“人民性”高于“党性”吗?这个问题的实质，同国家和人民的关系是一样的，说直白一点，是党大，还是人民大?胡乔木显然认为党在人民之上，党比人民大。
既然争论这么激烈，胡耀邦不能不表明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的新闻工作有很高的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离开人民性就不叫党性。”
在胡耀邦看来，党和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人民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党和国家之上。和胡耀邦不同，“党国主体”论者，平时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喊得山响，一碰到“国家大还是人民大”、“党大还是人民大”以及“党大还是法大”这类问题，就原形毕露，毫不迟疑地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之上。人民，在他们那里不过是工具而已。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哲学史上的人本主义，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或人本学不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是一种哲学，是用来解释世界，揭露宗教本质的。它的对立面是神学，或者也可以说是神本主义，用他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的话说，“神学的秘密是人本学”。意思是说，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上帝：上帝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愿望和想象创造出来的虚幻的存在。费尔巴哈是哲学家，而且仅仅是哲学家。在他那里，人只是他的哲学的出发点，具有解释学的意义，并不是他在实践中为之效力的对象。哲学世界以外、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他的视野之外，不是他所关心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所包含的思想内容和社会功能，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可同日而语。胡耀邦的人本思想，不是哲学，不是用人来解释世界，说明历史的，而是一种道德理念和做人的原则，是对人的合乎人性的看法和态度。胡耀邦生性善良，不是好斗的人。但是，凡属违反人性，不把人当人的事情，他都毫不含糊地与之斗争。可以说，这是他生平事业中最辉煌、最感人的篇章。
二、反对一切违反人性的东西
在我们国家，对人民群众危害最烈、最可恨的东西，就是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终身制、封建主义，以及以这些东西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和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国人一生中遇到的烦恼、困扰和痛苦，主要不是来自于私人领域，而是来自公权力。官僚主义、个人崇拜、终身制、封建主义这些违反人性的东西，就寄生在这个公权力之中，并且以公权力的面貌出现，因而使人无可逃遁。胡耀邦深知这些东西的危害和人民群众的痛苦，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认识更加深刻。他在党的最高岗位上这些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和这些东西作斗争。
胡耀邦平生最痛恨的是官僚主义：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不关心人民群众的冷暖痛痒，颐指气使，把人民当作可以任意使唤的工具。他给官僚主义画像：“忘记了自己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忘记了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把自己主管的单位或地方视为独立王国，独断专行，压制民主，破坏法制，侵犯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或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主管的单位或地方变成一潭死水，无所用心，不关心人民痛痒，遇事不负责任，不分是非，对好人好事不支持，对坏人坏事不处理……”
至于那些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官僚，他更是痛恨有加。有一个地方的官员铺张浪费，违反财经纪律，他严厉批评说：“把人民的钱拿来供自己和少数人享乐，这是什么思想?这是历史上的腐朽没落的走下坡路的阶级的思想，危害很大。凡是统治阶级到没落的时候，都是这样。”“封建上升的时候也不是这样。”某市为了迎接一个中央领导，在半个城内戒严三个小时，群众反映强烈。胡耀邦说，为了一个领导人的某种方便，竟然置人民生计于不顾!随即在一份情况简报上批示：“行为恶劣，无法无天。”每逢看到这类扰民行为，他都很气愤。他坚决主张废除那些助长封建意识的东西。他说：“我们领导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干部到下边去，不要那些前呼后拥、戒备森严的做法，也不要组织什么群众欢迎。”他自己率先垂范，出门轻车简从，不事张扬。对亲属子女严格要求，从不利用手中的权力，为他们提供哪怕一点小小的方便。他兄长胡耀福去世以后，家乡父老送一副挽联，上书24个大字：“国中有典型，两袖清风作赤子;天下无先例，一代皇兄当农民。”
胡耀邦反对个人崇拜，非常坚决。不仅揭露它的危害，而且提出一些防范措施。在1980年11月19日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个人崇拜，他开列四大罪状，予以讨伐：“搞个人崇拜这个东西，是我们党的一大教训。搞个人崇拜，第一，根本谈不上民主生活;第二，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第三，根本谈不上解放思想;第四，不可避免地要搞封建复辟。可以说，危害之烈，莫此为甚。个人崇拜永远不能搞了。”此前，1978年8月中旬，他出席并主持全国信访工作会议，谈到个人崇拜必然要搞封建复辟时，引司马迁《秦始皇本纪》中的话说：“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钳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言不敢谏，智士不敢谋，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天下已乱，奸不上闻”这两句，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生动写照吗?他引历史经验，告诫全党，个人崇拜搞不得。
为了制止个人崇拜借尸还魂，卷土重来，胡耀邦提出和支持三条措施：一条是，今后二三十年内，一律不挂现任中央领导人的像。一条是少宣传个人，多宣传人民。再一条是，坚决不搞终身制。三条措施中，废除终身制是最为关键的，他不仅赞成，而且身体力行。他曾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现在，我们国家终身制是没有了，这是一个进步。但“变相终身制”还在，这就是退而不休，垂帘听政，操控高层人事，特别是指定接班人，甚至指定隔代接班人。指定接班人，就是权力私相授受，就是用另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权力。这比我国古代的太子制度、君主制国家的王储制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有这个“变相终身制”在，退下去以后，照样有人吹喇叭，抬轿子，仍然被排在一人之后众人之上，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台了，怎么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这究竟符合党章，还是符合宪法?不过，我相信，这种格局不可能延续太久。一个文明世界怎么能容忍这等封建遗毒长期存在?
个人崇拜、终身制、家长制、一言堂，是专制制度最直接最赤裸裸的表现，其社会历史根源就是封建主义遗毒。胡耀邦坚决主张肃清封建主义遗毒。
1979年底，李维汉因病住院，胡耀邦去探望他。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李维汉说：“文化大革命历时十年之久，据我看，关键在于封建余毒在我们党内、在我们国家实在太深了。”
胡耀邦对李维汉的看法深表赞同。他说，自己也考虑过这个问题，感到此事关系重大，建议李维汉向邓小平直接谈谈。李维汉接受胡耀邦的建议，和邓小平作了交谈。
1980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胡耀邦说，要从两个根本问题上考虑肃清封建主义影响，一个是制度问题，一个是思想舆论问题。从制度上说：十月革命到现在63年了，从我们自己讲也30年了，革命成功以后，党没有搞好，国家制度也没有搞好，权力过分集中，终身制，铁饭碗，能上不能下，这方面我们比资产阶级差。这个问题必须从制度上下决心解决。思想舆论方面，我们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洗礼。资产阶级民主同封建专制来比，是很大很大的进步。我们革命成功后，无形之中发展了封建的东西。我们现在的宣传再不能搞封建这一套了，再搞下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
现在看来，李维汉、胡耀邦的讲话，以及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充其量只是提出问题，唱了个开篇。但是，即便如此，如果真正循着“清算封建遗毒”这个方向，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还是有很大意义的。
三、平反冤假错案：人本思想的杰作
胡耀邦在位七年，加上此前三年，前后十年，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了大量工作，内政外交，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他的业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三件大事。一件是组织和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一件是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一件是发展生产，改善民生。三件大事，件件见证他的人本思想。这里我想着重讲一讲第二件大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直接关系人的命运，这是胡耀邦人本思想的杰作，将永垂青史。
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令他寝食难安。他说，1957年开始的二十来年，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更是弄得到处是冤假错案，人人胆战心惊。没有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才和鹰犬了!他说，这样的社会，还能谈得上什么突飞猛进?这二十多年在经济上，为什么我们会落在日本、韩国、新加坡后面?甚至连台湾、香港都赶不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把人心搞散了，把是非善恶的界限搞混了，与我们原来的宗旨背道而驰。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他引顾炎武的话说，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他说：“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
为了替受难者申雪冤情，解除痛苦，他下定决心，敢于担当。他引但丁《神曲》中“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诗句取譬：“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后来，他又引孔子《论语》中的话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又引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来勉励所有参与平反工作的人。他自己则抖擞精神，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争分夺秒地工作。
在他的领导和推动下，从1978年到1980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290万人;到1984年底纠正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这些案子牵涉的人，不是几百万，也不是几千万，而是上亿之多。
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胡耀邦组织和指导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这是落实干部政策的第一声春雷。文章提出，要敢字当头，敢于冲破阻力，敢于推倒四人帮一伙在审查干部中所做的错误结论。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而有的领导当天早晨听到文章摘要的广播后却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当天刊登这篇文章的《人民日报》，他不屑一顾，随手扔进垃圾箱，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还有更高层的领导，在接见组织部核心小组成员时说：“这篇文章有错误，在适当的时候要纠正。”他利用手中的权力和“两个凡是”的声势，不准中组部召开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布置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为了冲破他的壁垒，胡耀邦轮流召开省、市组织部门的小型会议，名曰“疑难案例座谈会”，号召“不愿意亡党亡国的同志，都必须挺直腰板与这种错误思潮斗争。”他毅然提出“两个不管”以对抗“两个凡是”。他说：“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简单地说，就是用‘两个不管’的矛，去对付‘两个凡是’的盾。”这是何等气魄，何等的责任心!
一样是共产党人，一样喊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口号，为什么有人拼命阻挠和反对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而胡耀邦却把这件事情看得比天还大，“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可以说，因为那些人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而胡耀邦已经从这条极“左”路线中摆脱出来了。这当然不错，但还远没有说到根子上。
极“左”路线从哪儿来?证诸历史，没有一次不是起因于对人的命运、人的生死祸福的漠视。为了贯彻某种“主义”，或者反对某种“主义”，或者实现某种“理想”，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发动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推行一条又一条极“左”路线，一个大跃进，就饿死三四千万人。1959年，彭德怀“彭大将军”在庐山会议上提出来，要顾一顾人民的死活，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批得死去活来。实际上，凡属极“左”路线，都是蔑视人，不顾人死活的，都把非人的东西置于人之上，把人置于非人的东西之下，因而都是违反人性，都是反人类的。
拒绝和反对为冤假错案受害者平反、落实政策，就是因为漠视人的命运，不把受害人的痛苦当一回事，和那几个被批评为“见死不救，见冤不申”的人，一样冷酷无情。
作为人本思想者，胡耀邦的道德风貌，还表现在遭人迫害而不计前嫌。最典型的，是为刘澜涛平反。1964年11月16日，胡耀邦任职陕西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到任后，他敏锐地发现，陕西四清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开除党籍多，开除公职多，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采取果断措施，纠正这些过火做法，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欢迎。不料，却遭到刘澜涛为首的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严厉批评，直批得他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医院。1965年6月20日，他搭乘叶剑英元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一到北京，他就住进医院。
刘澜涛文革中在劫难逃，也被打倒了，文革后成了平反对象。谈到他的平反，胡耀邦说，人家在文革中吃的苦也不少。况且整人的人自己挨了整，一定会从中吸取教训的。以前的事一律不许再提。他指示，把刘澜涛接到北京治病，要抓紧时间为他平反。胡耀邦不仅为他平了反，而且，推荐他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胡耀邦担任总书记后，刘澜涛到家里当面赔礼道歉。胡耀邦说：“这件事我早就忘了。”“早就忘了”，当然不是从记忆中消失了，而是融化在他那博大宽厚的人道主义胸怀中了。
四、他的人本思想是去世后被发现的
胡耀邦的人本思想是一个藏量颇丰的宝库，但至今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话语方面的原因。他和我们大家一样，生活在党的话语系统里。他的人本思想，其中包括“人”这个核心概念，不可能直截了当地加以表达，只能涵盖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这些概念之下。二是身份方面的原因。作为共产党的官员，而且还是一个大官，他不能不受到党员和官员双重身份的制约。在他的文章、报告、谈话、批示中，特别是在他主持起草或定稿的文件中，官方意识形态的概念和术语出现的频率，不比其他人少。三是在一些问题上，他仍囿于党文化的藩篱。正因为如此，他的人本思想是不完整、不成体系的，有时还自相矛盾。例如，他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最文明”。他这个话是在批评“一提专制就是镇压，一提镇压就是杀、关、管”时说的，本意是希望这个专政文明起来，因而明显的是一个“应然判断”，而不是一个“实然判断”。实际上，只要是专政，包括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主义者圣茹斯特、马拉和巴贝夫的“革命专政”，都不是文明的。
由于这样三个方面的原因，如果不仔细加以鉴别和分析，不从他的实际倾向上去体察，并把他与其他人加以比较，他的人本思想便难以凸现出来。所以，他生前的形象，充其量只是比他的同僚开明一些，多一些人情味，多一些民主作风，待人接物比较热情，好打交道。
直到1987年1月，从总书记的位置上下台，特别是1989年4月离开人世后，人们才从他的生平事迹，为人处世，以至音容笑貌中，逐渐认识到，胡耀邦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伟人，是一个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对于许多人来说，胡耀邦是去世后被发现的。这和美国总统林肯的情况颇为相似。生前，人们只知道他是是革命家。去世后发现，他原来还是一位人本思想者。他力图把共产党官员和人本思想者两种身份统一起来。对他来说，这是“自以为可为而为之”。每当两种身份发生矛盾，他都非常为难，非常痛苦。这就陷入了“道德冲突”：党命不可违，人心更不可违。他左右为难，进退维谷。
胡耀邦是一个忠实于信念的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他贡献了毕生精力;为了践行他的人本思想，他不惜扮演悲壮的殉难者的角色。人们重新发现了他，也就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他。
“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胡耀邦在和夫人商量后事时，这样说。这是一句非常激愤的话，说明他对身后之事有一种冷峻的思考。对身后之事的思考，就是对生前之事的思考。他不愿意死后和某些人为伍。这种决裂当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和某些人决裂，并不是和党、和他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理想决裂。在他看来，这些人违背了党的宗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怎么可以把党和国家置于人民之上，怎么可以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他认为，他和他们的分歧，本质上是他们和党的宗旨的分歧。他没有错，是他们错了。可以想见，纠缠在这样的思想死结中，胡耀邦生命中最后那两年多时间，内心该有多么痛苦!
在时代交叉点上，扮演悲剧角色，要比扮演喜剧角色崇高而有震撼力。在这个意义上，胡耀邦不仅伟大，而且荣幸：他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一个即将回归人性时代的先知先觉。今天，人们早已不把他当作一位受屈的共产党领导来看待，大家敬仰他，爱戴他，因为他是一个高尚而善良的人，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声望，他的形象，下台后比在位时更高，死后比生前更高。
五、可以不做事，但是还要做人
为了更好地理解胡耀邦，追踪一下他的心路历程，也许并非多余。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在湖南省委一个招待所会见一位作家。谈话临近结束时，他神色凝重，目视前方，轻声地说：“我可以不做工作，但是，我还要做人。”
“还要做人”，四个字，掷地有声，道出了一个人本思想者一生的人格追求：不管位高位低，顺境逆境，都坚持“做人”;现在下台了，做不了什么事了，但“还要做人”。在他看来，“做人”是人生头等大事。所谓做人，就是坚持正直、善良、热爱人民、有同情心这样一种道德理念和为人处世的原则。
胡耀邦一生，有四样宝物与他相伴，帮助他从一个苦孩子成长为一个革命家，一代共产党人的领导人，一个悲天悯人的人本思想者。这四件宝物是，出身、经历、读书、思考。
胡耀邦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苦孩子。参加革命以后，他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也经历了残酷的党内斗争。他经历了太多的不幸和痛苦，内心不断受到震撼，渐渐地形成了关心人的命运，同情遭遇不幸的人这样一种思想感情。他常常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大家，不能搞过火斗争，对犯错误的同志，搞稳一点好。他说：“我很小参加革命，当时18岁，被人家诬为AB团，被逼供信，真是举目无亲。我对这件事情印象深得很。一个党内斗争，一个社会斗争，都有深刻的教训。”一次，和来访的客人谈起整人的问题时，他说，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觉悟得比较早。他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要整人”。他对两种人特别关心和同情：一种是贫苦农民;一种是在政治斗争中被冤屈的人。这和他的出身经历显然有直接关系。
出身经历，对于胡耀邦形成自己的人本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仅仅有这样的身世，还不足以造就他那样的思想品德。这其中，多读书，勤思考，至关重要。
胡耀邦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半年初中，被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称作“小知识分子”。但是，他好学深思，博览群书，终于成为一个能诗善文、长于演说的大知识分子。他读马列的书，也读《圣经》，读洋装书，也读线装书，各个知识领域，都尽量涉猎。读书是他一生的爱好，是他的生活方式。即使在文革那样的动乱年代，他也坚持读书。他说：关“牛棚”也是一种锻炼，靠边站了，正是读书的大好时机。文革中他总结了12个字的读书箴言：“靠边站，别闲着，多读书，想问题。”
1987年，下台以后，他仍坚持每天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读到第21卷《卡尔·马克思在科伦陪审法庭面前》一书序言时，被两段话深深吸引了，他把它们抄了下来。其中一段说：“对历史事件，不应当埋怨，相反地，应当去理解它们的原因，以及它们的还远远没有完全显示出来的后果。”他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一种历史现象的发生，要寻找根源，发现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接着他举了文革这件事，末了又说，“对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观”。看得出来，他一边读书，一边思考，时刻感到胸中那郁闷的块垒。可惜，没有一本书，可以解开他的心结。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找到“自己事件”的根源，发掘出“隐藏在事物后面很深的东西”。现在，他已经作古，这件事情只能由后人来做了。
胡耀邦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不止一次地说过，“学习要独立思考，不用听什么风”。他读马列的书，但不迷信马列。他说：“不能把马列主义看成是迷信的东西、宗教的东西，(否则)很危险啊!”文革结束以后，他在理论方面的勇气和才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对几十年来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
他是中共党内最早起来批判“两个凡是”的人。1977年1月1日、2日，连续两天，他和来访的朋友谈话时，就进行了批判。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在这种情况下，你要出来工作，就得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他说，我才不干哪!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文革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一个压倒一切的口号，多少坑国害民的事情，都是在这个口号下进行的。1976年11月3日，胡耀邦在和一位朋友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要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搞法西斯专政。对于四人帮的罪孽，他也不纠缠于什么左呀、右呀、形左实右呀，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有“两大政策”，一是愚民政策，把思想、理论搞乱了;二是恐怖政策，大办两个“工厂”，扣帽子、打棍子，任意迫害好人。这就把他们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专政的面目一下子揭露出来了。
他对赫鲁晓夫和中共《九评》的看法，也比较客观，不再重复过去的老调。他说：1957年，(毛)主席的锋芒转了，从反“左”，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下转到反右，对准了资本主义，对准了铁托、赫鲁晓夫。到写《九评》时他就转不回来了。赫鲁晓夫这个人是不大好，批斯大林也批得不深，但主席开始还是肯定他批斯大林是“揭了盖子”。后来全盘否定赫鲁晓夫，给教条主义，给林彪、康生这些人开了绿灯。现在看来《九评》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这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国际根源了。粉碎四人帮不过半年，思想理论方面，基本上还是文革时流行的“防修反修”那一套。胡耀邦能这样看待赫鲁晓夫和《九评》，真可谓大智大勇了。
1978年9月9日，他和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开会，谈到经济问题。他说，经济问题很多。如农业，理论上没有搞清楚。把个体农民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是很大的错误。如果个体农民就是资本主义，那不是说几千年就是资本主义?我们从1955年开始，把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得太高了，以为合作化了，不管内容怎样，就是社会主义。只要是单干，不管内容怎样，就是资本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1955年以后，一直高喊割资本主义尾巴，剥夺农民。他明确指出，个体不等于资本主义。个体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只能是引导的方法。胡耀邦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的论断还深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呢。
同年初夏，他在和一位来访的客人谈到我们这个民族不自由的生存状态时说：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胡耀邦在读书思考的时候，非常自觉地用美好的、高尚的东西，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例如，读《爱因斯坦文集》序言时，他感悟到，爱因斯坦“有一种独特的精神力量、思想方法。他主张独立思考，我们要从伟大科学家那里吸取一点营养，吸取一点思想要素”。又比如，一次出席民盟中央的迎春茶话会，胡耀邦说到张澜先生。他说，张澜先生有两条是值得钦佩的，第一条，他有很高尚的精神，这就是他的顽强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条，他有一个很优良的气质，就是他有强烈的正义感。
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个人：一生都在完善自己的人格素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天地的人。
中华民族是一个缺乏民主、自由、人权和人道主义传统、而封建主义流毒特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这份人本思想遗产，显得格外珍贵。它对于我们沿着由普世价值铺就的世界文明大道，进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进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现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党文化，即“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建构起来的。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义，正是改革这种政治体制的最好的指南：它们既是“阶级本位”论和“党国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对立面，又是封建主义遗毒的强大的消毒剂。
(张显扬先生是中国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前研究员，2013年9月18日因病去世，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