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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井冈山烧杀抢掠 毛泽东下令杀地主全家

中共残酷斗争地方富农,瓜分其私有财产。(网络图片)

1943年5~6月,抢救运动使延安一代首次领教红色恐怖。延安红青(像李锐、韦君宜、何其芳、胡乔木)被理想与革命所燃烧,不惟不了解遥远的苏联,也不了解近在眼前的中共党史——南方苏区的红色恐怖就相当惨烈了。

井冈山时期暴力烧杀抢掠

北伐时期(中共称大革命时期)两湖农运的暴烈,因为有毛泽杔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早已坐实,三大暴动(即中共单独撇出来干的一开始)就满带暴力。

如广州暴动(1927.12.11)——张发奎(1896~1980):1927年12月中共广州暴动,国军迅即回师,见大势已去,中共竟准备焚城,集合五六百人力车夫,人手一小桶五加仑油、一盒火柴、报纸一捆,准备各处放火,所幸粤军及时赶到,才制止暴行。犹太人莫里斯・何恩乃孙中山保镳,1970年代周恩来统战对象,亲历广州暴动,其传记中:共党攻占反共的总工会馆,烧死一百多名工人;500多名农运分子进城参战,分散小股到处烧房、抢物、杀人;中央银行起火,共党占领消防队,不准救火;暴动者火烧日本医院,15岁女孩持枪把守码头,难民上下船要搜查行李。中共出版物也披露:广州暴动前中共拟有捕杀名单,持国民党立场的文化人俱在其中。中山大学学生张资江、《民国日报》主编袁某等不是当街打死,就是拖到暴动总部枪决。傅斯年也在名单中,幸得通风报信才躲过此劫。

延安时期,革命手段无限制、道义原则工具化的极左倾向有所遏制。十年“闹红”杀富济贫的绝对平均主义,短期内虽能动员一部分农民“入伙”,但这种只破坏不建设的暴烈政策至多见效于一时,难以维持于长久。

中共在湖南斗地主掠夺私有财产,杀地主甚至杀地主亲属。(网络图片)

1929年2月25日,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1905~1930)向中央汇报: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

因为供不应求之故,价值的昂贵,等于上海的物价,因为经济如此的崩溃,经济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众感觉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农多反水,中农动摇,贫农不安,农村中革命战线问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这个经济恐慌的危机,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江西省档桉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页19~20。)

延安时期对江西南方苏区暴烈政策的纠正

南方苏区的土地政策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邱会作回忆录》:“对地主不分田,杀了不算还杀亲属。”地主毫无出路,要么逃要么跟你拼命。

1935年,浙闽游击区红军领导人粟裕在党内正式提出: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它社会阶层。

陕北红区也跟南方苏区一样,红军不时烧杀掳掠,当时的记者报道:“共产党又乘机暴动,抢粮、杀人,不但旧有积蓄被洗劫一空,甚至因社会秩序溷乱,农民离开了耕地,生产机构惨遭粉碎。”延川县长李腾芳:“延川县城在陕北向以文风鼎盛出名,自被共产党攻陷后,杀人放火,不久即成空城一座。西安事变之前,还是只有狼踪,没有人影。”

第二次国共合作后,得到国府军饷,中共也“实践出真知”,认识到过分激烈的左倾政策行不通,无法得到群众拥护,政策由激进转宽缓,“没收地富一切财产”转为减租减息,逃跑的地主若归来,另给土地房屋,或从已没收的土地中划出一部分归还。1938年3月的延安街头大标语——“欢迎商人投资”、“改善人民生活”、“实行广泛的民主政治!”

延安时期实行减租减息,延安时期不再彻底剥夺地富。地主、资本家也被包括在“人民”之内,排位还在农民、工人之前。拿钱出来支持中共政府的乡绅,冠以“开明人士”,安排政治席位,安排个参议员、副主席之类。如李鼎铭。

毛泽东亲自下令杀过地主全家(包括孩童)

至少两条资料可证实此事(张国焘、胡乔木)。张国焘说毛泽东亲口向他承认井冈山时期的烧杀,自己亲令杀死地主全家,包括几岁孩童。胡乔木:“秋收暴动期间,提倡杀人放火。毛主席说他亲自点过火。一放,周围的农民都跑了,群众根本就不赞成。”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对毛说:“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我们烧房子的目标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房屋俱要放火烧之,家寒无食之故,而随他也。乡下之人,不知远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头。加后又有追兵,而何不畏。”

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1902~1933)的报告:

地主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日益破产,城市的商店,没有农民上街,闭门的闭门,搬走的搬走,吉安、赣州突然增加了几十万土劣(金汉鼎报告,吉安有十九万,赣州亦相差不远),土劣的妻女,以前威风凛凛的现在大半在吉安赣州当娼妓,土劣则挑水做工,现在又跑回来向苏维埃自首,愿意将所有家产拿出来,请苏维埃不杀就是……江西全省的反动政府,在经济上亦大减少,过去每月收入八十万,现在只收得七八万元。景德镇的磁业过去每月有百六十万,现在只有十六万,统治阶级的财政经济到了困难的极点。

1929年11月6日,闽西特委报告:“一般过去斗争失败的同志脑子里多充满了杀人观念,他们杀人太随便了,以为反动派可以杀得尽的。”赣西南,据1930年6月《红旗》,“农村的豪绅地主,简直没有生存地步,捉的捉,杀的杀,逃跑的逃跑的,赣西南有廿余县的乡村,农民协会即变成了临时政权机关。”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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