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扭转运动‘冷冷清清’的局面，对文化大革命作一次再发动，毛泽东决定在1966年8月1日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
这次，毛一改以往喜欢在幕后充当导演的做法，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会期原定五天，主要的议程是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值得一提的是，全会原先的议程并没有对政治局常委进行改组的内容。由此推见，毛此时虽对解决刘少奇问题的决心已下，但究竟采取什么方式和解决到什么程度上还没有定见，尚在考虑之中，采取的是见机而作的策略。
“同五月间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样，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气氛也十分紧张。与会者人人自危，生怕说错了话，但又不得不表态，于是纷纷围绕毛泽东对工作组的批评，检讨自己思想上怕出‘乱子’，‘跟不上主席思想’，‘犯了方向性错误’，等等。不过却很勉强，多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作自我批评。尽管江青、康生等人事先已经分头作了动员，但在会上还是很少有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并且普遍流露出对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的思想情绪。
“这个局面令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原本期望在中央全会上也会出现一个登高一呼，与会者积极响应，对刘少奇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的场面，就像不久前在青年学生中出现过的一样。为此，毛泽东特意把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的两张鼓吹革命造反的大字报和给他们的亲笔覆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下去，想在全会上点一把火。……然而，应者寥寥，会议开得十分沉闷，多数人思想上的穹子转不过来，带有明显的抵触情绪。眼看会议就要结束，而问题远没有解决。
“毛泽东对此十分焦急。在他看来，党内存在很大的阻力的根子就在刘少奇身上，有相当多的人在思想上与刘有共鸣，而且还有不少人对他仍心存幻想或顾虑，在看他的脸色行事。如果不趁此机会，对刘少奇的问题作彻底的解决，非但无法从根本上扭转局面，而且还将会前功尽弃，留下后患。况且，毛这时自信已经抓住了刘少奇‘镇压群众’，实行‘白色恐怖’的确凿把柄——刘在6月间为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大学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简报的底稿。这是由康生收集在手，而由张春桥自告奋勇在毛返京后提供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亲自出马，给全会加温，把刘少奇的问题端出来。8月4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采取惹战激将的办法，向刘猛烈开火，声色俱厉地指责派工作组是一‘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文革’十年资料选编》上辑）
“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泽东却不依不饶，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在毛的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
‘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意指：不怕撤职、不怕降级、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杀头）。
“这样一来，不啻火上加油，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借口。毛随后甩出一句让在场的人毛骨悚然的话来：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引文同上）
同时宣布原定当天开的大会不开了，改为分组传达这次常委扩大会议的内容。散会后，怒气难消的毛泽东认定刘少奇已经不可药救，最后下决心在政治上与他分道扬镳，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为此，毛决定延长会期，改变全会原有的议程，着手从思想、组织等方面作了紧急的部署。
“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用异常激烈的语言，不指名地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毛在文中还联系到1962年调整时期的所谓‘右倾’问题，气势凶凶地摆出一付和刘少奇算总账的架势。毛的这篇东西随后印发全会，作为与会者批刘的思想武器，全会随即转入了对刘、邓的揭发批判。
与此同时，毛泽东秘密派汪东兴把本来已经告假的林彪从大连疗养地紧急召回北京参加会议，为自己助战，准备用林彪取代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