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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功师披露:赵紫阳囚禁中对中共未来的思考 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时代潮流

赵紫阳认为,“毛主席基本上是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一种‘极乐世界’思想。认为从毛主席在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到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五七’指示,这都适合于中国人民的平均主义土壤。这和孔子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以及康有为‘大同书’里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他对外来的主义的汲取,也是为这一‘乌托邦’理想服务的。”

1989年辞职后的赵紫阳处于软禁中,原中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宗凤鸣,常以气功师的名义探望赵紫阳。2004年5月,宗凤鸣将他与赵紫阳的谈话整理成书——《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在香港出版,显示赵软禁中仍不断思考中国的未来,并对当年的选择义无反顾,甚至愿意为此坐牢,这是赵紫阳软禁中思想的首次透露。

赵紫阳(右)与宗凤鸣(左)的合影

近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香港新风出版社今年五月新出宗凤鸣著《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下简称《理想·信念·追求》),这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印数只有一千册,似乎没有引起舆论界的任何关注。

作者是赵紫阳老友和气功师

宗凤鸣也是中共的老干部,资历很老。他是河南濮阳人,与赵紫阳的故乡滑县相邻,他们年龄也相仿,他是一九二零一月出生,赵是一九一九年十月出生,比他大不了三个月,他们的早期经历非常相似,都在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参与创建地方的根据地,赵紫阳还是他的上司。一九四九年以后,宗凤鸣担任过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党委书记、哈尔滨飞机发动机厂厂长、北京航空学院(北京航空航太大学前身)常务副院长兼党委副书记等职,虽然与老战友、老上级地位悬殊,却从未断过来往。一九八九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剧,身居中共中央总书记高位的赵紫阳因为反对以暴力手段镇压学生和民众的和平请愿运动,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以“支持动乱”、“分裂党”两顶吓人的大帽子废黜,并开始了在北京家中长期的软禁生涯,与外界的来往多被隔绝,宗凤鸣以老战友、老部下的特殊身份,既得到了赵的信任,又“有幸”以“气功师”的名义多次去赵的住所探望,有过多次长时间的谈话。正因为他们交往密切,赵紫阳才会于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三日破例为宗凤鸣题词,摘录的是宗凤鸣的两句诗:“人老精神不能衰,改革之志定不移。”这大概也是他的自勉吧。

每次见到赵紫阳之后,宗凤鸣都会根据记忆将赵紫阳的谈话整理出来,虽然我尚无缘读到他的《赵紫阳软禁中谈话》,但透过这本公开面世的《理想.信念.追求——我的人生回顾与反思兼和赵紫阳谈话的一些回忆》,赵紫阳晚年的思想至少已露出了冰山一角。在世人纷纷为赵紫阳的八十五岁生日,在鲍彤、许良英等先生以及李锐、胡绩伟、何家栋等先生发出恢复赵紫阳自由的呼吁之际,赵紫阳晚年思想的解密将大大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位中共党史上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领袖人物,在重大的历史危机关头,他义无返顾地选择站在正义的一边,并在泰山压顶之时仍然进行从容的答辩,而不是“认罪认错”。他这样做是冒了坐牢的风险,对于“是否会进监狱的问题”,他作了认真的考虑的。

赵选择不愿在历史上欠一笔账

今天我们重读他在十五年前的批赵会议上的答辩依然会为他当初的凛然选择而感动:“在实际工作中,我还深深感到时代不同了,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民主已经成为世界的时代潮流……人们的民主观念已普遍增强……因此,我想我们必须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和新情况,学会用民主等新办法来解决新问题。”“今后党的领导作用的重要方面,要表现在积极领导人民进行民主和法制建设上,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真正的法制国家;而且民主的旗帜,我们党不高举,就会被别人夺去。”“我觉得,我们迟早要走上这条路,我们与其被动的走,不如自觉地自动地走。”

赵紫阳曾坦然地对宗凤鸣说:“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和胡耀邦不一样;正如小平同志所说叫‘自我暴露’,自己考虑的是不愿在历史上欠一笔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总还有个人站了出来。”(《理想》三百三十四页,以下引文只标明页码。)

主张放弃阶级专政,还政于民

在“六四”之后的漫漫长夜里,赵紫阳没有停止思考,他和宗凤鸣的谈话涉及到了许多重要问题的认识,他的真知灼见和局限性都流露无遗||“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赵紫阳说:“这是列宁所创立,并不是马克思。列宁在回答第二国际共产党究竟是群众专政还是阶级专政的问题时说:‘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列宁说:‘群众是以阶级来划分的’,无产阶级是由无产阶级有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来领导,而共产党是由最有知识、最有智慧、最有威信的领导集体和领袖来领导,这样,自然演变成:群众专政就是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专政,就是领袖专政。”他认为,“根据这个理论建立的专制政体,是不变的。这和国民党建立的专制政体不同,他们分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声言到一定阶段要还政于民。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军人专政,也声称到一定时期要实行民主选举,要还政于民。这就清楚而又透彻地说明了专政体制产生的根源所在。”“如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理论不放弃,民主政治、法制建设难以实现……专政在马克思看来,原是无产阶级统治,是一个政治形态,我们却把专政当作政治体制并一直在坚持下去。”(二百一十八页)他说,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早就不提“专政”这个字眼了。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动态》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刊载的材料,法共是一九七六年二十二大时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后来在一九九四年的二十八大上,不再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指导组织原则,而代之以民主的运转原则。(二百一十五页)

马克思的观点有乌托邦成分

关于马克思的预见性,赵紫阳说:“马克思虽然预见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形态的发展,但却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也能创造日益丰富的社会产品,使人类社会走向繁荣,实现现代文明,这已为实践所证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只从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这一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他没有分析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另一途径。”他同时指出,“马克思的观点有乌托邦成分。如取消货币,没有商品交换,没有市场,没有矛盾,就没有动力。那么,如何推动社会进步呢?”

不过他又说:“我们不能过于责备马克思,一个人再伟大,也不能跳出时代的局限性。”(二百五十页)

毛泽东基本上是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极乐世界”思想。赵紫阳认为,“毛主席基本上是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一种‘极乐世界’思想。认为从毛主席在战争时期实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到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人民公社制度,以及亦工亦农、能文能武的‘五七’指示,这都适合于中国人民的平均主义土壤。这和孔子的‘大同世界’、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以及康有为‘大同书’里的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他对外来的主义的汲取,也是为这一‘乌托邦’理想服务的。”他的看法是“毛主席并不赞成苏联这一体制——官僚机构体制,他对此也是深恶痛绝的,称之为‘官僚主义者阶级’。”

不主张多党制但赞同议会民主

赵紫阳指出,“过去这种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是靠‘权威’来推行的。那就是说如果没有权威,这个体制是难以运作的,而这个权威又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形成的。这就是说,今天已没有这个条件来建立起新的个人主义的‘权威’了。人们不认可,没有合法性。”(二百六十九页)在和平建设时期,“主要是民主与法制的领导,应当建立民主政治的新秩序。”(二百九十三页)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就主张增加公开性、“透明度”,并曾得到邓小平的肯定。“但他不主张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多党制,认为那样会发生变乱。”他认为政治改革也如同经济改革一样不能激进。(二百九十四页)他甚至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一定时期内还是需要的,如果作为一个模式固定下来,其发展前途是不会好的。他的分析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在公有制占完全统治的情况下,是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进行改革、转型、进入市场经济的,很容易产生以权谋私、侵吞国家财产、行贿受贿等腐败现象。他说:这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也是集权,也实行市场经济,但不是公有制,虽有特权,但财产却不能随便进行侵吞。这和台湾地区、南韩也不同。那里过去虽然也是专制政体,但是私有制、财产受到法律保护。他又说:当然这种情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不容易发生,虽然是集权,也是公有制,却没有市场这个机遇,而且管理严格,不容易侵吞。”(三百一十九页)他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可以不变,但党的领导方式必须改变。他的观点是:目前,中国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非乱不可。但他主张顺应世界潮流,要实行民主政治。”(三百二十八页)

寻求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社会指标

他曾对宗凤鸣说:“西方的议会民主道路看来其发展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可以实行筛选,可以消除情绪化。国家领导人和议员,如不代表人民说话,人民就不选你。”(381页)

谈到苏联“畸形的社会主义”的解体,赵紫阳认为,“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而僵化了,资本主义却有一种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从而使资本主义不断变革以保持旺盛的活力。”二百四十一页。

他提出,“今后的国家类型,是否可以以生产力水平来划分,即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国家,中度发展水平的国家与低发展水平的国家;社会类型的划分,是否可以划分为发达的社会,欠发达的社会和发展中的社会;或:工业化的社会、后工业化的社会和欠工业化的社会;对社会的进步指标,可以如生态环境即生活质量,文化水平即人的素质,生活水平即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人均收入、社会公平等为指标,不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为界线来作为先进与否的指标。”(二百九十—二百九十一)

他认为人类可以根据这些社会的进步指标,去进行竞赛,既竞争又合作,实际上就是取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歧。

为社会主义定义:效率和公平

赵紫阳认为应重新为社会主义下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他的看法:就是效率和公平,就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要实行社会所有制。同时,他认为“马克思并不反对个人占有,只是反对个人垄断”,对重建个人所有制他是同意的。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推动者、领导者,赵紫阳晚年被逐出政坛之后,念念不忘,想得最多的还是经济改革,他多次对宗凤鸣说:“过去已经实行的公有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我国现在只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二百五十四页,“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后,不能建立社会主义,只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准备条件。也就是说,只能实行新民主主义。”(二百九十二—二百九十三页)

中国需要有个新的启蒙运动

什么是改革?他认为“改革就是要把过去搞过了头的公有化程度退回来。这样,把问题明确起来,改革的阻力就可以减少些。”(二百九十五页)他认为不应该提以公有制为主体,他的经济思想曾被一些经济学家叫做“混合经济思想”,至于混合经济的比例,即“公有”、“私有”经济各占多少,他不主张人为地规定比例,可以让它们在竞争中进行自我调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他认为“非动大手术不可”,除有关国计民生的基础企业外都要放开,明确产权关系,“复杂问题要简单化处理”,反对给国有大中型企业大量输血,“国有企业国外也有搞好的,但必须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发展非国有经济,这是中国改革的特色。我们和苏联不同,他们是从国有经济改革入手的。我们应大力支持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发展。这样,既可解决就业,又能增加税收,解决财政困难,也繁荣了经济,同时发育了市场。”他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制解决不了问题,股份制必须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私人资本。他赞成“对中小型企业则要实行出售、转让、拍卖、转为个人或集体所有。”(二百九十七、三百三十六、三百三十七页)

尽管邓小平毫不留情地将他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扔了下来,直到晚年,赵紫阳依然说“邓小平对中国改革开放是起了特殊作用的”,他曾遗憾地对宗凤鸣说,“自己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没有贯彻下来,感到伤怀!”(三百一十六到三百一十七页)从他与宗凤鸣的谈话来看,赵紫阳还站在共产党人的立场看问题、分析问题、观察世界,并探求一条寻找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出路。

但他身上那种浩然的人格力量已超越了他的意识形态角色。让我禁不住怦然心动的是,这位被软禁在家中的前共产党领袖说:“在中国需要有个启蒙运动,以树立新观念,迎接人类的新纪元。”(三百九十六页)

这就已经够了,如果从这样的启蒙运动出发,我们不幸的民族终将超越赵紫阳那一代共产党人的局限,超越一切历史的苦难,往前走。

二○○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白梅 来源:《开放》杂志2014年第11期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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