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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玮:打天下 却不被人民同意坐天下的三个伟人

——以一人奉天下 以天下奉一人

戴高乐、丘吉尔与地米斯托克利的遭遇,听来都有点匪夷所思:按说功高盖世,不该以天下养吗?但连二千年前的古希腊人都明白这点:功劳归功劳,但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不能将权力当做功劳的赠品啊——并不能说,因为你打了天下,所以天下就是你的了,可以代代相传嘛!后来明末清初黄宗羲先生认为,为君者不该是“以天下奉一人”,而该是“以一人奉天下”。

戴高乐丘吉尔(Central Press/Getty Image)

昨天去小宫,看一个《荷兰画家在巴黎》的展览,又路过了香榭丽舍大道口,这尊戴高乐将军的雕像。法国人挺尊崇戴高乐将军。2005年,他被法国国家二台评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国人。

但他也不是一顺百顺,随心所欲的。

二战开始,法国被德国打败,戴高乐在海外领导自由法国奋战。1944年8月19日,戴高乐将军率先进入巴黎,25日解放巴黎。11月,他成了临时总理。

按说,功劳如此之大,是该称王称霸了。但没几个月,因为左派不希望总统权力过大,否决了他的提案,他还是被迫辞职了。

到1958年12月,他才以近古稀高龄,重新当选总统,当了两任,十年。期间为法国搞出了核武器与人造卫星。1968年国会选举大胜。

但是到次年4月,因为一个我不能多说的提案被否决,他辞职下台了。

法国人对这位国家英雄,是不是稍微苛刻了点呢?

是,也不是。

2002年,BBC评选史上最伟大英国人。丘吉尔当选。他老人家领导英国在二战中的所作所为尽人皆知,不必复述。但英国人民对待他,与法国人民对待戴高乐有类似处:法国是巴黎刚解放,二战刚结束,就要戴高乐撂挑子;英国是二战刚结束,丘吉尔就在大选中惨败,输给了工党领袖艾德礼。于是丘吉尔只好说出那句经典自嘲:

“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那是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说法。

古希腊人的确就这么忘恩负义。名将地米斯托克利带领希腊人打赢了萨拉米海战,把波斯人号称百万大军赶了回去;但之后,人民怕他当军事寡头,用陶片放逐法请他走人:谁让你功劳大,会威胁到我们呢?

戴高乐、丘吉尔与地米斯托克利的遭遇,听来都有点匪夷所思:按说功高盖世,不该以天下养吗?

但连二千年前的古希腊人都明白这点:功劳归功劳,但权力是人民给予的,不能将权力当做功劳的赠品啊——并不能说,因为你打了天下,所以天下就是你的了,可以代代相传嘛!

后来明末清初黄宗羲先生认为,为君者不该是“以天下奉一人”,而该是“以一人奉天下”。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还让康熙特意念了这句话呢。

当然了,熟读历史的诸位,自然明白:事权统一,也不是坏事.

曼库尔-奥尔先生有本名书,《国家兴衰探源》。他的理论是: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

——说直白点:事权统一,经济增长快;利益集团多,经济增长便慢。

当然,达龙・阿西莫格鲁先生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寡头社会在最开始,可以集中资源干大的,经济起飞;但时候久了,资源配置会——相对于开放社会——逐渐恶化,然后发展速度降下来。

熟读历史的诸位,也一定明白:大权集于一人,的确在最初能躲过派系倾轧,集中力量办大事;但久而久之,自有新的派系与新的斗争方式出现。彼得一世就说过,俄罗斯所谓的腐败,就是权力的滥用嘛。只是他们的争斗,已不止是争夺利益,而是权力之斗,事关生死了。

所以,法国人与英国人对待戴高乐与丘吉尔的方式,包括希腊人对待地米斯托克利的方式,未免无情,可能效率低下、大费周章,却是用制度与规矩,确认了国家的起伏,相对小那么一点:所以我们说西方国家嘛,好是好不到哪里去的,但坏,一时却也坏不到哪里去。

健全制度的存在,就像安全气囊,一环扣一环,到后来肯定很烦人,很磨叽,很阻碍雄心壮志,但多少可以让人放心——健全制度不是为了保证能好到哪里去,但能保证坏也坏不到哪里去。

I used to rule the world

Seas would rise when I gave the word

Now in the morning I sleep alone

Sweep the streets I used to own

将历史拉长来看,城头变换大王旗,那是一定的,只是分早晚而已。

对普通老百姓而言,世道变得太勤太快,当然不是好事;但一直不变,却也不太好。规律地、稳健地与时俱进,那自然是最好的。

从整个历史上看,世上未有兴而不衰之帝国,不落之太阳,不堕之光荣。这一点,古来大圣大贤,再能逆天改命之人,也是无法改变的。

生活万岁。Viva la Vida。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知乎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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