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人李安东。（维基百科）
1951年8月17日，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有两名外国人在北京被枪决，一个是意大利人李安东，一个是日本人山口隆一，罪名是“炮轰天安门，暗杀毛等中共领导人”。次日，中共《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布相关报导，还同时全文刊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决书”。在当日的第四版则全文刊登了“北京市人民检察署对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武装暴动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案起诉书”，第三版刊登了“美国特务间谍阴谋暴动的罪证”。从官方通报的严厉程度看，这个案子在中共看来显然是“惊天大案”。
根据中共的说辞，意大利人李安东，是一名狂热的法西斯信徒。二战结束后，他于1946年加入美国战略情报局（即美国中央情报局），并接受任务于1949年潜伏在北平。美国情报局为他们配备了间谍工具和武器弹药，并让他们伺机刺探情报，从事暗杀活动。间谍小组的核心人物是美国原驻华使馆武官包瑞德。1950年1月李安东与山口隆一、魏智·亨利、甘纳斯、马迪懦、哲立、马新清等一批国际间谍，密谋在中共“十一”庆祝时炮轰天安门，刺杀毛、周等中共领导人，后被中共侦破，两人被处死，其余人被判无期徒刑等。
这个案件当时震动了全国，也在国际上掀起波澜，更给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加油。然而，不少人认为，这个案件疑点重重，很可能是中共炮制出来的，其目地是警告西方各国。因为当时中共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十分复杂，国内异议之声此起彼伏，国际上因中共倒向苏联，并支持朝鲜侵略者，而被西方国家视为敌对国。也因此，中共对任何怀疑是敌人的人，都采取了严办的手段，那些在华西方人首当其冲。
外界的质疑
在由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杜明（Jean-Luc Domenach）所撰写的、1992年由法国法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被遗忘的古拉格群岛》一书中，第74页和第75页专门谈及了此事，现节录如下：
（1950年）10月份过后，气氛日趋紧张，召开了“全国安全工作会议”。当务之急是要镇压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交往的中国人，要给点颜色瞧瞧。前者被视为“间谍”，而后者则是“叛徒”。一桩莫须有的事件掀起了攻击的序幕——刺杀毛泽东的阴谋。在一场熙熙攘攘的喧闹之后，宣布逮捕六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这些人被控接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指示，策划在10月1日国庆节炮击天安门的主席台，谋杀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
1951年8月，六人被判重刑，其中包括两人死刑，立即执行——两人均为商人，一个是意大利人李安东，另一个是日本人山口隆一。这一事件至今犹疑云层层，令人费解。不仅因为这个案件是彻头彻尾地依靠虚假的档案，凭空捏造的证据和子虚乌有的推断，同时关系到多宗如法炮制的涉外案件。而且，因为这案件是建国以来直至迄今为止唯一涉及谋杀 中共领导人的案子。当时的目地只是向西方各国发出警告。中国政府将对任何敌对行为采取严惩不贷的政策。说实在的， 中共当局亦算是煞费苦心，因为这批案犯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人。
而毕业于罗马大学中国历史系并在中国留学过的意大利记者白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以汉学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对事件进行了持久严谨的调查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并写成了24万字的近乎案件调查报告的“历史纪实小说”《刺毛阴谋》。
白杨表示，“为了撰写这本书我参考了中意两国的资料，有官方的文告，也有记者撰写的文章，有回忆录，有我本人亲自进行的访谈录。参阅罗马的意大利外交部档案，使我有幸了解自二十世纪初直至五十年代的中意两国关系。“洛迪家族的继承人希尔维奥•斯卡罗尼将军记载意大利空军教导团在中国活动的书，后来担任罗马大学汉语教授的意大利外交官裘里阿诺•贝尔图克西奥利写的证词，艾达•齐亚诺的日记，这些著作为我提供了另一方面的资料。
她还称：“我访问了许多当时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阅读了许多传教士写的回忆录，特别是福尔图那托•蒂贝里神甫，他在书中不但讲述他在监狱里受尽折磨的日子，而且让我认识了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以及易县的红衣主教马迪儒。令人遗憾的是梵蒂冈没有向我开放他们收藏的档案。
此外，白杨还采访到了李安东的一个儿子，他向白杨介绍了他的姨妈、李安东的妻妹贝蒂娜写的一本书，白杨在书中采用了其描写李安东判刑和处决前的一些情节。显然，白杨的书对李安东之死充满了质疑。
疑点重重的案子
那么，李安东案件的疑点究竟是什么呢？网络一篇由成子云撰写的《一桩奇怪的间谍暴动案》进行了疑点分析，笔者总结如下：
一、中共公示的在李安东家中搜出的所谓炮轰天安门的迫击炮口径前后不一致。
当年中共检察院的起诉书称，“在李安东的住所中搜出阴谋武装暴动所用的六零迫击炮一门”；在起诉书所附的查获罪证实物清单中也清楚写明：“山口隆一测绘射击天安门图稿一幅；六零迫击炮一门……”。也就是说，当年李安东企图谋杀毛等人的作案工具是60mm口径的迫击炮。
然而，在近些年来中共官方的报刊杂志和书籍上提到的却都是其使用的为80mm口径的迫击炮。比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的北京市公安局编写的《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记》中就写道：“这是一枚82迫击炮弹。”保有此案全部档案的北京市公安局为何会搞错？
再如2004年7月《法制日报》记者根据外交部解密文件编写的文章：《54年前炮轰天安门真相》一文中称：“当时，间谍分子想用来‘炮轰’天安门的工具是一门82迫击炮。据这份外交部档案记载，美国特务机关在北京解放前夕，把这门82迫击炮掩藏在救济物资中交给李安东。”外交部档案和隶属中央政法委的《法制日报》为何也这样说？
颇感奇怪的成子云于是就1951年8月《人民日报》刊载此案的迫击炮照片，咨询了自己一位熟悉迫击炮的朋友。朋友明确告诉他，这是民国20年式的82mm迫击炮，改自法布朗德1930式81mm迫击炮，因为这门炮的炮架是独一无二的平板分离式炮腿，中国引进后改为扁平炮腿，并将口径改为82mm，其它国家均无此种设计。彼时，只有中苏两国生产82mm口径的迫击炮。
由此引出的问题是：美国间谍为何要使用中国制造的迫击炮呢？他是从哪里获得的呢？起诉书上说的“60迫”与后来的“82迫”，哪个是真？
二、从李安东住地向天安门发射炮弹射中目标的准确度不高。
按照中共的说辞，李安东他们“根据东京盟军司令部情报机关老牌特务鲍尔德上校的指令”设计的计划是：“十一”当天在中共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并鸣放礼炮时，从李安东家的院子里用迫击炮向西南方向的天安门发射三发迫击炮弹。
成子云的文章指出，迫击炮的优点是没有射击死角，这对于翻越天安门屋脊，击中主席台是有利的；但缺点是炮弹初速低，炮弹飞行时间长，准确度因此较低，弹著点散布很大。根据苏军炮兵教程《迫击炮》（美国没有82迫），82迫在一千米的射程上，弹著点散布范围为47米Ｘ120米的椭圆形。因此，在所有迫击炮教程中都特别重视试射和弹著点校正。至少要试射两次，而李安东的住处——天安门东北方向的东四附近的甘雨胡同乙十七号，到天安门约有1800米，在这个距离上，弹著点散布范围更大，而且那里是无法直接看到天安门主席台的。没有现场试射和两次以上的弹著点观察校正，那是几乎没有可能命中的。
显然，中共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山口隆一“经常亲自跑到天安门去测量广场周围的地形”。由于当时并没有现在使用的激光测距仪等先进仪器，山口也不可能明目张胆的拿出尺子丈量，他所能做的就是目测和步测。这样的测量准确度会有多高呢？
对于如此没有把握的行动，美国情报局和间谍们公开行刺无疑就是要公开送死。他们有这么笨吗？
三、中共官方公布的迫击炮部件不全，连底座都没有，炮尾直接坐在地面上。
在成子云看来，这样的迫击炮虽说仍然可以发射，但是绝对谈不上什么准确度。而从李安东自己已经交代了炮击的“阴谋”看，他也没有隐瞒什么炮座的必要。没有精准的测量，也没有保证精确度的炮座，美国间谍们如此鲁莽刺杀毛的目地是什么呢？
四、围绕山口隆一绘制的“炮轰天安门”草图的疑问。
据《炮击天安门阴谋案侦破记》记载：“1950年9月18日，山口隆一寄往日本东京都的日洲产业株式会社的一封航空封，均以英文拼日文音用英文打字机打印，内装有10封信。在这些信中，有一张绘制有天安门的射击图草稿。”因为图上有一条直线箭头，指向天安门城楼中央，并画出了毛站在中央的位置，所以这被认作是炮轰的目标。
然而，成子云的文章指出，这张图对于美军情报机构是毫无价值的，一是所谓的炮击射线是根本不现实的，谁也不会光天化日且戒备森严情况之下在天安门金水桥上架设迫击炮射击；二是毛等在天安门上站立的位置是公开的消息，美国情报部门根本不需要山口画的这张图。尤其是图的右上角，留有山口的亲笔签名，作为一名“职业间谍”，这明显是愚蠢之举。
而山口对此图的解释是为说明进口“消防压水机”功能而画的，寄给东京“日洲产业株式会社”作为订货信件的附加说明。这个解释是合乎逻辑的，若要证实是否属实，中共大可查证以前是否有过在天安门试用消防压水机这件事，但遗憾的是，判决书中并无只言片语提及。
五、同案犯“罗马教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北京代表”马迪懦的表现也令人费解。
根据该案的起诉书，1951年被逮捕的马迪懦为李安东“隐藏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二百五十九发，手榴弹八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火、兵器零件等二百七十三件”以及搜集中共军队“四平街战役”等情报底稿六件。
有意思的是，马迪懦被捕时距李安东被捕时间已相差7个多月，在如此长的时间里，马迪懦既不销毁情报底稿也不转移暗藏的军火，本人也不逃匿，这样的“间谍”着实少见。
六、迫击炮弹数量不详。
在破获的这起案件中，关键的迫击炮弹数量并没有，而是笼统的说“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等二百五十九发，手榴弹八枚”，为何最为重要的迫击炮弹没有单独列出呢？此外，在《人民日报》刊登的物证照片上，几乎可以看到所有的子弹和手榴弹，但却只有一枚炮弹。只有一枚炮弹的李安东去炮轰天安门，可信吗？
七、曾被指责为这起案件指挥者的美军驻东京间谍头子包瑞德居然被中共免去了罪名。
1951年的起诉书提到李安东等人是受“日本东京美国占领军总部和前美国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处上校武官包瑞德指使”，实行阴谋的。然而《南方周末》2004年2月19日登载了李耀宇的文章《我所知道的延安美军观察组》中写道：“1971年，周恩来与应邀来华访问的谢伟思谈话，明确指出，指控包瑞德卷入炮击天安门案件是个错误，并表示欢迎包瑞德来中国访问。然而包瑞德没能来中国与他的延安朋友们相见，他终老北京的愿望也没有实现。1977年2月3日，包瑞德在旧金山病故，终年84岁.”
李耀宇曾任中宣部管理员、美军观察组管理员，在延安与包瑞德和美军观察组有过密切接触。按照他的说法，如果美军间谍负责人包瑞德没有参与炮轰阴谋，那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李安东等人是擅自行动，但他们为何要将“炮轰图”寄往东京呢？而且，为何美国人对几名间谍并未大力营救、只是简单否认了事呢？
种种疑点，都在传递这样的信号：刺毛案的确有可能是中共炮制的冤案，至于目地前文也点出了。
侦案者冤狱七年
据徐小棣在《颠倒岁月》一书中提到，自己的父亲就是“炮轰天安门”案的侦办者之一，并因此受到嘉奖。他是一个根据“组织”指令在中共建政初期保持“灰色身份”的人。所谓“灰色身份”的人，是指给中共做事，但不保留党籍，他当时的任务是在外交官员、国民党“投诚人员”中搜集情报。
徐小棣的父亲早年毕业于旅顺法政大学，精通日语和英语，是中共地下工作者。1949年后，他虽是公安部在册的干部，但却常常在外交场合做翻译。而徐小棣的母亲则出身豪门，自小家境富裕。二人因爱而结婚，但因为理念、生活习惯的不同而离婚。
文革期间，徐小棣的母亲受到批判，其父亲也被挂上“大特务”的牌子被批斗，后又以“反革命里通外国”的罪名入狱七年。这又是一个为中共效忠但最终被抛弃的例子，而其悲惨命运的始作俑者迄今仍在祸害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