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权力的结构里，没有纯粹的爱情。
师生相处之道有很多，但最不该的就是恋爱。
既然我们无从区分一段师生恋中，有多大程度是两厢情愿，有多大程度是迫不得已，又有多大程度是相互利用，那么请旗帜鲜明地拒绝所有师生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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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原北大教授沈阳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今天凡是提到师生恋，总有人搬出民国的那几个成功案例说事，以此证明师生恋也可以很美好，也可以终成眷属。
实际上，那只是后人幻想出来的。
民国的师生恋绝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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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为流传的师生恋，也许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浪漫。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仰慕鲁迅的女学生许广平，鼓起勇气给他写去第一封信，鲁迅很快回信，信中称她为“广平兄”。读到信的当夜，许广平辗转难眠，两人恐怕都没有料到，一来一往两封信，是他们日后婚姻的开始。
鲁迅和许广平。
鲁迅和许广平修成正果没过几年，名头正响的青年作家沈从文，就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张兆和。一番波折之后，沈从文还是把张兆和追到手，看上去似乎也是一段文坛佳话。
但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不少讲述者都忽略了后面的故事。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终其一生也只能保持着近乎师生的同居关系而备受煎熬，而沈从文和张兆和的互不理解，甚至令他们晚年分居。究其原因，也许张兆和从一开始答应沈从文的追求，就有迫于亲朋长辈压力的因素。
而这几段还算成功的师生恋，也很有可能只是一种幸存者偏差。人们只顾着对那些顺利结婚的恋爱反复赞美，却忽视了其中的悲剧才是大多数。
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的女生韩权华被教授杨栋林写信追求。女生把教授言语暧昧的来信公之于众，在北大校内引发一场“驱杨”运动。在校长蔡元培的督促下，杨栋林辞职。此事过后，韩权华也转学去了其他大学，一场闹剧才告收场。
民国时代造就师生恋佳话，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况且当时中国的大学制度尚不完备，这些师生交往的例子和今天基本没有可比性。一味地援引沈从文和鲁迅的例子来鼓吹师生恋的人，不是太蠢，就是太坏。
刚刚出道的林青霞饰演了电影版《窗外》。
后来的琼瑶就是师生恋的“受害者”。1962年，二十五岁的琼瑶出版了一本小说《窗外》，书中的爱情故事就以她自己的经历为蓝本。
18岁时，琼瑶恋上了自己的语文老师。在考大学落榜之后，这段父母眼中的“不伦之恋”也被曝光。琼瑶的母亲大怒，把老师告到教育局，最终让他失去工作，不得不离开台北，琼瑶终生再未见到他。
在权力的结构里，没有纯粹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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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大学生和老师都是成年人，有自由恋爱的权利。
这种说法从法律层面讲固然没错，但“自由”两个字，还值得好好讨论一番。
上过大学，尤其是文科专业的人都明白，三尺讲台是教授展示风度的最佳场所。面对台下一双双憧憬的年轻眼神，引经据典、妙语连珠、侃侃而谈，天然带有长者光环的老师，很容易在学生面前掩藏身上的一切缺点，而不断强化自己的长处。
韩国电影《熔炉》描述了一种最糟糕的师生关系。
在情窦初开的大学生眼里，没有生活的琐碎，没有对未来的思索，更没有对一个人全面的审视，而只有猛烈爆发的一腔崇拜，和由崇拜产生的爱意。
除了来自倾听者对讲台的仰视而导致的崇拜、爱慕之外，大学的师生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更明显的权力关系，无论在分数、奖学金，还是保研、科研成果上，老师显然都处在一个更高的位置。师生一旦相爱，此间利益的单方面输送和倾斜，无疑会造成对其他同学的不公平。如果没有这层权力关系，那些学生还会爱上老师吗？或者说，那些对女学生居心不良的禽兽老师还能够得逞吗？
身处权利关系中的人，势必是不平等的。沈从文用老师的身份，向一个女生求婚，并且找来社会名流助阵，他们平等吗？一段爱情开始于不平等关系，又谈何自由呢？
沈从文对张兆和的追求，动用了胡适等名人。
我们无从区分一段师生恋中，有多大程度是两厢情愿，有多大程度是迫不得已，又有多大程度是相互利用。这样看来，师生间压根就不存在自由恋爱的可能性——面对老师，学生是不自由的，而面对青春洋溢的学生，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老师也是不自由的。
当然，不能就此完全否定师生恋爱拥有美好结果的可能性，毕竟在一些毒鸡汤看来，“所有爱情都值得祝福”。但只要出现一个高岩，不就足以让我们心痛万分吗？联想到不久前的“北航陈小武事件”就不难发现，躲在象牙塔里哭泣绝望的，何止高岩一个人。
好的制度，应该防止最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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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件爆发出来后，愤怒的人们才募然发现，我们手中惩戒沈阳之流的武器是如此单薄，只有“师德”二字不痛不痒地丢过去。这时候，就需要用制度来约束大学里的师生恋。
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做过比喻，一个优秀的社会制度应该给人们提供向上攀爬的梯子，也准备好防止坠落的网。用制度禁绝师生恋，固然有一刀切的嫌疑，但也彻底避免了那些最坏结果的出现。如果师生真心相爱，制度并不会阻碍他们追求美好。老师大可以等待学生毕业，或者另谋工作，结束师生关系后再光明正大地恋爱。
《辞海》的编纂者、著名文字学家舒新成，就曾是自己夫人的老师。二人在学校里虽然相知相交，但并没有恋爱，直到双双离开校园后，才结为夫妻。民国时著名学者张东荪也曾在给友人的信里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夫在学校内为师者不得与女性学生有恋爱，此固为天经地义。然出学校以外，若谓对于凡曾为其所教之女子皆不能结为婚姻，此真狗屁不通之论也。”如果是真爱，又何妨等一等呢？
国外的很多高校对于教师性侵的防范非常严格，一些企业也明文禁止了办公室恋爱，而我们为了防止悲剧的再发生，也需要早早确立禁止师生恋的制度，而不是只会翻来覆去地扯“道德”。在人性的欲望面前，制度往往要比道德来的更加可靠。
关上师生恋的大门，可以防止许多悲剧的发生。
4月8日上午，北京大学在沈阳事件后，召开了“反性骚扰制度研究专项会议”，由校长组织讨论《北京大学反性骚扰有关规定（建议稿）》。这是北大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组织来自社会学系、法学院、教育学院等专家起草的草案，如果能够顺利出台并严格执行，可说是中国高校在防止师生恋上跨出的重要一步。
有位作家回忆起她大学时代的师生恋，她和大学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对方“汇报了近况：我儿子2岁了”，仿佛有一种《明年今日》里“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的感觉。但在高岩父母那里，只有多年的痛楚，和无处诉说的悲愤。我们希望，这样的师生恋最好从制度上得到杜绝，永远都不要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