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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与怀:美国中情局借荷兰特工骗得毛泽东至死信任

—吾道不孤:文革中的国际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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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德·贝维迅速被封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毛派共运代表,自1970年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访问中国大陆多达二十五次,前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除了去中国“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外,他还被推荐访问当时的中国最铁杆盟友阿尔巴尼亚,受到阿国“伟大领袖”霍查同志款待。这让美国和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共产国家最高领导人。

1968年荷兰国内保安局(Binnenlandse Veiligheidsdienst)炮制了一个“荷兰马列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党首为荷兰特工彼得•贝维,化名克里斯•彼得森(网图)

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又有一个让朋友遍天下的“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理论不得了。据说它萌芽于194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思想”,雏形于1960年代的“中间地带论”外交战略,形成于1970年代。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公开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号召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毛对赞比亚总统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的意思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是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毛泽东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地位是世界局势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而第三世界是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在毛泽东这个伟大理论的光辉照耀下,与中国亲密国家依次为:“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同志加兄弟”的越南,然后是罗马尼亚、赞比亚、巴基斯坦、菲律宾······等等。当年中国很穷,但对这些国家却是出手非常慷慨大方。一时之间,毛泽东赫然交了一些朋友——是否真假是否靠得住是个疑问,但确是如当时人们所戏称的“小朋友、穷朋友、女朋友”。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特别在文革时期,毛泽东在国际上更集拢一批小兄弟——他们不久前还不见经传,很多就是某个国家某个城镇社会底层打工者甚至无业者,可是霎那间便变成了“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坚定性”而且勇于“拔刀相助”的中共战友!话说当年中苏公开分裂之后,毛泽东的中共以坚守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居,连发“九评”,大义禀然批判、对抗“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及后来升级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但是,很不幸,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各国共产党,大都不为所动,也变“修”了,仍然和可恶的“苏修”眉来眼去,互送秋波,更有甚者,为虎作伥,和中共作对。于是,要寻找和培养新战友了。就在此种形势下,一大批标榜坚决和中共站在一起的并注明绝对是“马列”的某某国“共产党(马列)”,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毛泽东自然大喜,直觉得“吾道不孤”,果然“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为了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像对“第三世界”亲密国家一样,对这些毛派共产党小兄弟非常亲热,常常是有求必应。他们在拜谒中共领袖的同时,都能收到为数不等的“革命支票”。这——当然更激励来自全球各国真真假假的“马列”们。

这些“马列”们,来自世界各个角落,说他们真真假假,的确一时真假难辨。也许,毛泽东和他的有关手下,已为他们不远万里前来朝拜喜出望外;而且,文革又是个非常时期,“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虽然当权,但确很需要国际朋友、战友的捧场。那些年,一般中国人,常常在报纸看到,在大大小小宴会厅里,或在天安门城楼上,经常出现为数众多看不清面孔记不住名字的各种肤色人物;每当有什么喜事丧事,报纸上又是一大串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发来的贺电或者唁电,令人眼花缭乱。

此情此景,在大洋的另一边,终于激发了美国中情局CIA一个奇思妙想。他们发现有机可乘,就通过荷兰国内保安局BVD(Binnenlandse Veiligheid dienst),选中了一个到过中国的名为彼德·贝维(Pieter Bouvé)的荷兰特工,让他来扮演毛派积极分子。1968年,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Marxistisch-Leninistische Partij Nederland)在荷兰成立,彼德·贝维化名为克里斯·彼得森(Chris Petersen),当了该党总书记,执行“愚型儿计划”计划,以此刺探中国的情报。

于是,成就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纪大骗局,让中共从头到尾蒙在鼓里。一直到了2004年,整个骗局才被揭露。据有关资料表露,荷兰国安局退休特工弗里茨·霍克斯卡(Frits Hoekstra)撰写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为In Dienst Van De BVD(In the service of the BVD,即“为荷兰国安局效劳”),书中详细描写美国中情局如何与荷兰国安局合作,如何制定骗取中方信任的计划,其行动代号、方案一应俱全。

这位冒牌荷兰马列党总书记彼德·贝维原为一个普通的荷兰数学老师,1955年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后被BVD吸收为荷兰安全局特工。随后,他开始定期访问中国驻荷兰代办处,也应邀访问过中国,并秘密加入荷兰共产党(CPN)。1968年文革高潮并且中苏对抗剧烈时,他按情报组织指示煞有介事地伪装激进,公开从荷兰共产党分裂出来另立了个荷兰马列主义党,宣称紧跟北京的路线,与荷兰共产党相对抗。这可是了不起的“壮举”!荷兰共产党在这个国家也算举足轻重,曾在二战结束时获得百分之十的选票,在当时的荷兰国会二院有十个席位,即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其党员也有上万人。但是这个荷兰共产党是亲苏的,彼德·贝维这一俨然勇敢坚定的举动,当然博得当时与苏联不睦的中共的极高赞赏。他为其马列党伪造了一个很像样子的号称超过五百人的花名册(实际在里面的真实党员为二十五名荷兰特工,此后还有十五名真心信仰毛主义的上当受骗者),也轻而易举地骗过了中国驻荷兰代办处。

于是,彼德·贝维迅速被封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毛派共运代表,自1970年开始一直到八十年代访问中国大陆多达二十五次,前后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接见。除了去中国“接受”毛泽东思想教育以外,他还被推荐访问当时的中国最铁杆盟友阿尔巴尼亚,受到阿国“伟大领袖”霍查同志款待。这让美国和荷兰情报部门非常振奋,因为从没有一个特工这么近距离接触过共产国家最高领导人。就这样,彼德·贝维不费吹灰之力就获知不少当时共产国家尤其是中国高层内幕和人事变动,为BVD和CIA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一线情报。而另一方面,中共有关单位则是向彼德·贝维同志提供了很多“革命经费”。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非常非常贫乏,但为了世界革命,每次彼德·贝维访问中国时都不会让他空手而归。据资料他从中国总共拿走超过一百万英镑。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成了荷兰情报机关的额外补贴,当然,他也做了些必不可少的表面工作,例如,在荷兰定期编制出版“革命”杂志荷兰版的《共产党人》,专门用于糊弄中国驻荷兰代办处(1972年后为大使馆);每逢中国的喜事和丧事,则是像模像样地及时向北京发贺电和唁电。毛泽东去世时,《人民日报》和所有的中国其他报纸就赫然刊登了一封这个假冒马列党发来的“唁电”:

北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我们谨代表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党员和中央委员会对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敬爱的同志、你们党的主席毛泽东的逝世表示最诚挚的哀悼。

毛泽东主席在历史上的地位将不可动摇地铭记在全世界工人的心中。

我们的主要任务应该是继续学习毛泽东同志的令人永志不忘的榜样。

毛泽东同志永垂不朽!

主席霍赫

书记彼得森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于哈勒姆

彼德·贝维这项胆大包天的行动的代号叫做“愚型儿计划”。为何要取这个很刺激很伤人的名称?莫非摆明要讽刺要嘲笑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吗?是啊,毛泽东生前自然为在全世界有彼德·贝维这样一大帮革命小兄弟而心中喜悦,一定为他的“以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这个世界革命的伟大战略而洋洋自得,最后去见马克思时一定还怀抱着伟大革命者“吾道不孤”的坚定信念。非常不幸,他浑然不知自己被骗了,自己死后人家发来的赞颂洋溢的唁电也是假的。

不过,说到诈骗变脸背叛之类,彼德·贝维的这个荷兰马列党对中国的伤害,比起某些“兄弟党”,其实算是最小的,简直微不足道。那个“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从1954年起至1976年,从中国得到的经济、军事援助折合人民币一百多亿元。那时它总人口才两百万,相当于平均每位国民四千多元,而当时中国人均年收入不到一百元。翻脸之后,阿共于1978年出版了一本《帝国主义与革命》大著,全面指责中共顽固地奉行“错误的、反革命的、沙文主义”的“三个世界”理论。比如古巴那个卡斯特罗,接受中国援助时与中国挺好,后来大米给少了就骂毛泽东老年痴呆,还因为中国与美国和解,把中国说成是美帝的走狗。那个“鲜血凝成友谊”的朝鲜,真可谓养虎为患,金家三代不断讹诈,现在搞成功核弹,威胁中国如对它实施经济制裁,便将有灾难性后果。越南是湄公河的巨鳄。原来说什么“同志加兄弟”,转头便大打起来。中共给的援助实在太多了,越军使用的武器都是中国制造,越军装粮的麻袋上印的是“中粮”。“血染的风彩”,是用中共赠送的枪炮染红的!······可叹的是,毛泽东为了要当国际共运领袖,为了世界革命,几十年慷国家之慨的“援助外交”,用中国民众的血汗钱换来的却是反目成仇。这不折不扣也是一种另类骗局,真是荒诞绝伦,怵目惊心。

进而论之,应该说,输出革命并非毛泽东首创。首先是从列宁开始。他的苏维埃政权刚稳定,便规划世界革命,开始对外输出。最初中共建政也是在苏共的援助下取得成功的。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如林彪所说,毛泽东思想的确成了马列主义最高最高的顶峰。毛泽东以伟大革命者的气慨,断然判定苏共“修”了,也与它反目成仇。更了不起的是,毛泽东非常成功地让中国民众死心塌地地相信他的判决,相信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相信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反修”“防修”,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解救。于是,仅仅几年前还由于大跃进造成大饥荒的中国人,要去把红旗插遍全球去解救别人了。而在全世界,从欧美发达国家大城市到亚非拉落后荒芜的农村野林,也出现不少狂热的毛派追随者。1967年1月11日,《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让毛泽东思想红遍全世界”。5月23日,《人民日报》“欢呼世界进入毛泽东思想伟大新时代”。10月4日,《人民日报》报导毛泽东接见来自世界五大洲的“革命友人”时,称毛泽东为“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真是狂热荒唐的年代!当时,许多人真以为挽救世界的真神就在北京并为此欣喜若狂。这何尝不是更大的骗局,而且是内骗中国民众外骗世界毛派追随者的更成功的世纪大骗局?!

再回头说说彼德·贝维的这个冒牌荷兰马列党。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它就自动解散,因荷兰国安局觉得此党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2004年后,彼德·贝维的真正身份随着这个骗局的揭露也公开了。这个虚假然而卓有成效的政党终结后,他又成了一个专门为荷兰退休者利益代言的政党主席。这个党成员同样不多。但彼德·贝维不无自豪地说:“这回每个党员都是真的。”现在,在他居住的一万七千人的荷兰小镇上,垂垂老矣的彼德·贝维也算名人一个。提及当年他那段经历,他说他那些行为当然也有风险。他曾被告知,如果事情败露,不会有人帮他的,一切责任都要由他自己承担。但是他并不后悔,“我为我做的事情感到骄傲”。他对在中国的“国宾”待遇还念念不忘——“中国有非常不错的厨师,”他很乐意更很得意地加以证实。

行云流水,弹指一挥间竟然就过了半个世纪。今天,不知美国中情局是否还玩不玩这些把戏?这些把戏是否还灵不灵?无论如何,世界已经翻了个样。1978年,毛泽东死后文革也结束后两年,中共发现,输出革命的外交路线,那种激励、援助和领导那些弱小的共产主义党派用暴力革命推翻他们政府的办法,已经不合时宜。到了今天,中共的格局,绝对是与当年毛泽东的中共也与邓小平的中共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绝对不需要像当年文革时期那样,偷偷摸摸输出革命,也不需要按照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教诲行事,而是以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甚至如某些专家所说已经超过美国世界第一的大国地位,来“输出资本”,并“一带一路”领导世界了。的确,“中国梦”为什么不可以变成世界梦呢?君不闻,不久前,即是去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就在北京召开了一个世界政党大会,主题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好世界:政党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这个大会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前身是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自2004年彼德·贝维的这个马列党骗局被揭露后十年的2014年起开始举办。据说这次有12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政党领袖齐聚北京,“共商大计”。请特别注意,现在中共宽宏大量得很,所邀请的这些政党信奉的主义五花八门,绝对不是或不只是毛时代的那些共产党而且还要标榜“马列”打着激进革命旗号的共产党。以中共官方新华社微信公众号“新华视点”的话来说,这场对话会“规模空前”,“在世界政党史上可谓罕见”,可用三个“首”来形容,即首场主场、首次与全球政党对话、首次出席人数最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世界政党史上也具有突破性意义”······云云。

不过,说来还是令人尴尬。人们发现,此次出席的国家政党多属小国家小政党。希望这里面没有一个是冒牌的,像当年彼德·贝维的荷兰马列党那样,但确实有的只有百来个人甚至才几十个人,它们本身在自己国家并没有什么影响力。这与中共官媒宣传的“万邦来朝”气势好像极为不符。

因此,人们建议,这场大会是否应该按“高端”“低端”现在这两个时髦的术语改名为“世界高端-低端政党大会”?

人们更觉得,就在北京的“低端人口”遭到大规模清扫而“高端人口”中又发生红黄蓝幼儿园幼童性侵事件的情况下,中共还想通过举办这种“对话会”来向全世界推销其极权主义的“北京模式”,这是不是太不可理喻了?

文革是荒唐的年代,才有上述冒牌荷兰马列党更有毛泽东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这种骗局套骗局的荒唐之极的事情。现在,人们不免还会担心:荒唐会重演吗?

(2018年2月2日)

责任编辑: 江一  来源:华夏文摘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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