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不顾外交礼节抛下王冶坪扬长而去令世界媒体大跌眼镜
江泽民的洋外号“客里空”
1956年，是江泽民的而立之年，他满了30岁。年初，江泽民结束了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的实习，回到东北长春，参加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准备夏天正式投产。江泽民先被任命为该厂动力处的一个科长，到了那年夏天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生产出来以后，他又被任命为副处长，顶头上司是一位苏联技师和处长陈云衢。陈云衢是个专家，但不是党员，江泽民因此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江泽民在仕途之路上，可没少沾党票的光。中共在建立政权之后，在用人问题上，一贯重用党的干部，不信任非党员的技术人员和知识份子。江泽民本没有共产党的革命历史，照理说他是日伪中央大学培养出来的汉奸人才，并且在共产党占领上海之前为国民党服务过，充其量也只能是一个被观察使用的改造对象。但是江泽民利用其叔父江上青是共产党的烈士，假借过继承祧之说，成功地给自己弄了块“烈士遗孤”的金字招牌，成了共产党放心使用的干部。这样一来，他既是党员干部又是技术人才，真成了共产党的香饽饽。
在长春一汽，江泽民认识了同样来自于江浙地区的“老乡”沈永言，成了朋友，到了晚上无所事事的时候，就凑到一起闲聊天。工间休息的时候他们常凑到一起打乒乓球。据说江输的时候多，赢的时候少，但江一输了球就会咕噜几句俄语，然后再坐到一边。
在技术上，江的同事们公认他业务不行。但是江泽民有个本事，按照东北人的说法是“贼能侃贼能唱”，功夫都长在嘴皮子上了。在工厂里，江泽民与苏联专家关系最融洽，在“俄罗斯民歌”上达到了高度统一。江泽民最拿手的职责不是攻克技术难关，而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所以同事们讥讽的送他一个有50年代特色的洋外号：“客里空”。
客里空是位苏联小说中的人物，其人说话“假大空”，爱钻营，凡到办真事时就露馅。这个外号是对江的评语，也是对共产党提拔干部的准则的评语。
共产党吹喊的口号实在了得，从“共产主义人间天堂”到“四个现代化”，从“小康”到“三个代表”，现在还在画“和谐社会”的大饼。共产党不事生产，遇到危机的时候就以血腥暴力恐吓民众，危机过去了就接着靠吹和骗混日子，因此善于讲大话讲假话的干部对共产党来说实在不可或缺。在1958年毛泽东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中，说假话大话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翻出当年的官方报导，可见一端：
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导了河南遂平小麦亩产2,105斤的“卫星”；到9月18日《人民日报》报导广西环江红旗农业社的水稻亩产“卫星”时，已高达130,434斤了。农业部七月份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四十亿斤。汽车工业也发生大跃进，仅仅半年全国各地就研制出二百多种汽车，不但制成了汽车，还采用了V型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等先进技术，使中国汽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在那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里，就包括江泽民他们在长春一汽为完成任务而“创造”出的使用“木制气泵、竹木车身”的汽车新产品。江泽民学工科出身，当然知道他们的“创作”除了骗人没有什么真用处，但是他知道必须这样做才能和党保持一致，才能继续向上爬。于是，江泽民总能编造出理由来鼓动下属完成党交给的荒唐任务。
果不其然，就在那个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的“大跃进”时代，1958年底至1959年初，长春汽车制造厂重组，动力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江泽民骗人有功，对了党的胃口，自然更上一层楼，成了分厂的厂长。
江泽民忽然灵机一动追求起王冶坪来
大跃进带来的是经济灾难和可怕的大饥荒。因为农民们被强行组织到“人民公社”里去搞大炼钢铁、大跃进，地里的粮食没人种也没人收，各家各户的存粮又都被收缴到公社里一起吃大锅饭，农村开始出现断粮饿死人的事。很快饥荒从个别地方蔓延到全国，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专家估计在1959年到1961年约三年间，大约有两千万到五千万中国人因饥饿丧生。很多饥荒严重地区出现了易子相食的人间惨剧，河南信阳地区、四川仁寿县等地有的村庄整户整村的人被饿死，十室九空。
东北由于人少地多的优越自然条件，算是三年人祸中的轻灾区。但即使这样，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也吃不饱肚子了，做重工的壮劳力每个月也只有30斤的口粮，凭票购买。江泽民愈加觉得这东北的日子难熬。
江从苏联实习回厂后不久，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从上海搬来了长春。与别人相比，先任处长后升厂长的“客里空”一家的生活条件算是相当不错的，除了他自己挣钱，王冶坪也拿一份理想的工资。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四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房子有苏式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还有特别适合于东北严寒天气的双层玻璃窗。这条件是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
物质上的满足并不能使习惯于江南生活的王冶坪愉快，一年没有几天能穿裙子，而大部分时间裹在笨重棉衣棉裤里更使喜爱漂亮的王冶坪对江泽民充满了埋怨，怨他害的全家从大上海迁徙到这冰天雪地的地方。
汪道涵调江泽民去苏联实习是为了提拔这个后辈兼好友，但是却令江泽民离开上海到长春工作。本来江泽民也舍不得离开大上海的繁华，但他从长远角度着想，觉得这还不失为一条迂回升迁之路。
王冶坪生长在上海，是江泽民六叔江上青的妻子王者兰的娘家侄女，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比江泽民小两岁。风流的江泽民从南京的日伪中央大学转到上海交通大学以后，去过王家几次，跟王冶坪有那么一点意思，但两人没真当回事。到了1949年，共产党眼看要得天下了，江泽民忽然灵机一动，追求起王冶坪来了。
王者兰对江世俊一家人有些怨气。江上青死时共产党还被称作共匪，大哥江世俊规劝六弟脱离共匪未果，为了避嫌就尽量不来往。江上青的死，江世俊认为是自找的，所以虽然自己花天酒地，但从不接济王者兰一家。28岁的寡妇带着一岁和三岁的两个女儿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二女儿江泽慧接受库恩采访时，说了真心话：“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共产党建政以后，形势反了过来，江世俊倒成了抬不起头的人，儿女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江泽民为了牢牢抓住凭空杜撰的“革命烈士遗孤”身份，就要更进一步拉近与王者兰家族的关系。于是，当王者兰再去上海娘家的时候，看见江泽民正和侄女王冶坪谈恋爱呢。王者兰不知江泽民的心思，还以为这孩子和他那无情无义的汉奸爸爸不一样，所以很赞同这门亲事。1949年12月，中共的“开国大典”刚过不到两月，江泽民就火速地同王冶坪结婚了。这场婚事把虚构的“烈士遗孤”金字招牌牢牢地砸在了江泽民的脑门子上。
王者兰自己则在上海一家银行里找到了工作，退休后20多年一直由自己的大女儿江泽玲照顾。在江泽民就任上海市长不到一个月的时候，王者兰在扬州去世，死时7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