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
“七千人大会”上最复杂的还是围绕“三面红旗”的问题，也是毛泽东憋气最多的一个问题。
一方面：“一切的错误”以及由这“一切的错误”所引起的“一切的灾难”，可以说全都都是“三面红旗”引起的。什么“五风”，那怕是“十风”、“一百个风”，它们也全都来自于一个“风源”——“三面红旗风”。
另一方面，不否定“三面红旗”，一切的“纠错”也都是“隔靴搔痒”，不解决根本问题。
虽然当年的高层几乎所有人的认识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但认为“三面红旗”有问题，“三面红旗”的副作用太大则是相当普遍的认识。
刘澜涛说：有些同志讲“三面红旗”，像念经的一样，宣传上形式主义很厉害。
也有人说：总路线好解释，“大跃进”不好解释。
这几年如此严重的减产，还能是“大跃进”吗？说它是“大跃退”还差不多！
所以将“大跃进”这面旗帜砍掉，或是悄悄的不再提起，这成为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共识。
可是不提“大跃进”，“三面红旗”成了“两面红旗”，这又像什么话呢？
最最重要的还是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他是坚持到底，“铁了心”的。如果否定了“三面红旗”，他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呢？
于是，刘少奇就出来说话了：“‘三面红旗’少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告对“大跃进”就作了这样自欺欺人的解释：
1、从长时期来看，可以说是跃进。速度是波浪式的。
2、同资本主义国家比，同苏联比，就一个时期说，还是跃进。
3、跃进不能总是以“钢”作标准，要全面的看，无数小的跃进，可以组成大的跃进。今后几年产量下来了，品种、质量上去，也是跃进。
也就是说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也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
邓小平对此总结道：十年任务中可以写：“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
修改后的报告稿，其完整的表述则是：“在科学技术和工业产品的品种、质量方面实现大跃进，接近现代工业大国的水平。”
堂堂中央文件，最后就是靠这样的文字自圆而不得其说，糊弄人但没有人能信服。
“三面红旗”，最初曾被称为“光荣旗帜”，然后又被称为“三大万岁”，“三大法宝”。再后来觉得“三大法宝”的提法有点高，就不用了，最后确定为“三面红旗”，但“万岁”还是要的，就变成了“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
“三大万岁”来源于林彪在1959年国庆节的发言当中。那年国庆时，林彪刚刚接替彭德怀当上国防部长没几天，林彪当然很清楚，彭德怀正是因为在庐山上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而被打倒的，所以他以“反彭之道而行之”，在讲话的最后高呼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当然，林彪的这个讲话稿也不一定是他亲自起草的，所以“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发明权是否就能归于林彪，这也很难说。
从此，这一提法就被各级领导效仿，每次会后都要三呼“三面红旗万万岁”。
“三面红旗”中最早被完整总结出来的是“总路线”。“总路线”就是一句话：“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当然它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但从头到尾都是毛泽东的亲自发明，并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由毛泽东完整的提出来的。
其实，这是一句很扯淡的话，但从字面上理解，它的错误并不很大。
如同民间所说的：“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常识告诉我们，世上并没有这样的好事。此外，将“多快”放在“好省”的前面，片面强调了高速度。如果是“好省多快”，片面性就会相对小得多了。
“大跃进”的萌芽，实际比“总路线”还要更早一些。
始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赶上并超过美国。
美国是资本主义阵营的老大哥，领头羊，英国是老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领头羊，中国是老二。老大赶超对方的老大，老二就赶超对方的老二。根据这样的简单思维，毛泽东随即提出作为苏联的小弟弟，中国也要在十五年之内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小弟弟英国。
而超过的主要标志就是钢产量。所以毛泽东在回国之后就将钢产量的指标翻了一翻，发动了全民“大炼钢铁”的运动。
毛泽东充分发挥了他年轻时看章回小说的想像，一口气封了三个元帅：钢铁、粮食、还有一个机械，又封了两个先行官：铁路与电力。
三元帅升帐，两先锋得令；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左龙骧，右虎贲；三声礼炮，十里旌旗。就像戏文里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穆桂英挂帅”一般儿戏，但也一般有趣。
“大跃进”就这样隆重开场了。
十一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2）
上文讲到，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赫鲁晓夫提出苏联要在15年赶超美国。毛泽东根据“老大赶超老大，老二就赶超老二”的简单思维，提出了中国也要在“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的口号。
仔细想想用这样的“简单思维”来分析毛是不妥的，因为实在是太简单了。
毛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名义上是赫鲁晓夫的副手，但他那个人怎么可能当副手呢？所以事事处处充当了赫鲁晓夫的教师爷的角色。他相当广泛的接触并了解了赫及赫手下的一班子人，也接触并了解了多列士、陶里亚蒂等国际上知名的共产主义活动家。真是“闻名不如见面”，一接触他才对他们有所了解。这是一群什么水平的革命家啊！他一概小看他们，年龄一般都比他小，资格没他老，本事没他大，谋略没他高，嘴皮子没他能说，笔杆子没他能写，从各方面的条件看，只有他才有资格当国际共产主义的总领导。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欠缺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国太穷。于是感叹：“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得一把米，叫鸡都不来”。
所以，毛泽东所提出的“超英赶美”，其实言下之意就是“赶苏超苏”。
“超英赶美”也罢，“赶苏超苏”也罢，目的又是什么呢？当然是国家强大起来。国家强大是与“超英赶美”同义的。但国家强大又为什么呢？国家强大是不是就等于人民幸福呢？完全不一定。在毛的脑子里国家强大的概念是有的，“人民幸福”也是嘴上说过的，但从来不扎根。
六十年代初，动辄以百万之众夹道欢迎一个小国家的国家元首，动辄以百万之众在天安门召开集会支持越南、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支持美国黑人、支持巴拿马、支持刚果、支持多米尼加。那时笔者在北京上大学，亲身参加过许多次，亲眼看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双手撑着栏杆子，一副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姿态，心中也曾飘过一丝疑惑：这样劳师动众、劳民伤财，值得吗？
所以，“大跃进”为什么会搞得那样急促？那样不合常理？那样“一天等于二十年”？那是与他急于想充当“世界革命人民的导师”的心态密切相关的。
十二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3）：请看毛泽东如何发动“反‘反冒进’”的？
“大跃进”一开始并不叫“大跃进”，难道刚开始就叫“冒进”或“大冒进”？
周恩来与陈云在1956年联手搞了一个“反冒进”，得到了刘少奇的间接支持，也得手了一年有余，搞了一个56年的“马鞍形”。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1956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搞得比较好，比较正常的一年。甚至直至改革开放后，一些老牌的计划经济专家们还念念不忘1956，并以此说事，反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陈云。
“反‘反冒进’”的祸根起于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会上周恩来讲了一番话，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近年来的工作冒了；陈云、李富春、李先念也全都讲了类似的话，刘少奇还组织人写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进”的人民日报社论。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基本上没吭声。
到了1957年11月参加莫斯科会议时，毛泽东人还躺在莫斯科克林姆林宫的大床上，心中已经开始酝酿“大跃进”了。他从莫斯科打了一个电话回北京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这年年底，毛泽东从苏联一回国，立即开始“反‘反冒进’”。
毛泽东频频开会，开一次会反一次，前前后后反了大半年，反了几十次，一直反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主持南宁会议。毛在会上说：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是没有把指头认清楚，十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一吹，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是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个半年就好了，变过来了。没有搞清楚六亿人口的问题，成绩主要，还是错误主要？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这段话表明，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库空如洗’、‘市场紧张’，但是他不在乎。这段话也还表明错误与缺点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不过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上长了疮。
“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50米，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政治局要研究为什么写反冒进的那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那是管我的，所以我不看。那篇东西，格子没有划好，一个指头有毛病，九与一之比，不弄清楚这个比例关系，就是资产阶级的方法论。”
毛泽东指名道姓地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更有甚者，他干脆在会上大撒泼：“你们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
会议气氛十分紧张，矛头指向周、陈。当时的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江青的前夫黄敬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再后来脑血栓去世了。
1958年李富春主持计委工作，经过算账，认为达不到钢铁翻番的指标，于是在报告中就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毛泽东批曰：“灵台如花岗之岩，笔下若悬冰之冻。”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
3月8日至26日，毛泽东在在成都召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当着与会的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的面，再次指名道姓批评周恩来。毛将周的观点概括成两句话：“成绩是有的，肯定是冒了”。然后，毛给“冒进”和“反冒进”定性：
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
从理论上定性，从政治上威胁。
如果毛再前进一步，就把一国总理打成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了。
周恩来可说是被毛追杀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半年时间内反反复复接连做了13次检查。
“反‘反冒进’”的结果：
1、彻底改变了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方针，为“大冒进”开了路。
2、彻底收回了要“退居二线”的承诺，理直气壮地重回经济工作的第一线直接领导“大跃进”。毛泽东对此信心满满地表示“不相信搞经济比打仗还困难”。
3、周恩来靠边站了，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成了有名无实的“影子内阁”；陈云也没有发言权了；刘少奇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只有老老实实跟着走。此时刘的极左思想也抬头了，他也成了“大跃进”的“促进派”。但在“大跃进”中毛泽东真正依靠的是他所任命的“副帅”邓小平为首的中央书记处。
4、一切反对的、怀疑的声音全都消失了，甚至讨论、议论的空间也被取缔了。毛泽东的指示一路绿灯，畅通无阻。
5、由于“反‘反冒进’”，毛泽东反了别人的“反冒进”，坚定了自己的“大冒进”，形成了“大冒进”的从理论到政策、口号、实践的一整套完整的错误路线。
十三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4）：如何认识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毫无疑问，毛泽东所推行的正是一条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从“反‘反冒进’”开始形成的，继而统治全党的，而在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达到高峰。
既然形成了一条路线，那就正像毛泽东自己反复说过的那样：错误路线的头子“改也难”。毛泽东心中的“大跃进情结”，就成了一个谁也解不开，谁也碰不得的“死结”。
如何认识毛泽东在中国建设中的这一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笔者也看过一些专家、学者们的文章，笔者认为所有这些文章都没有毛泽东自己的文章那么深刻、确切、淋漓尽致。
请看，当年毛泽东是怎样批判王明的？
王明诸人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没有，所以他们写起文章来，就特别显得幼稚可笑。可是世上偏有这一类人。真是天地之大，无奇不有，连共产党内也不能免。——如果他们掌了权就会要做出许多坏事来。这一点应当引起一切革命者的警戒。
笔者按：
十五年前的毛泽东批判王明的文章就像在批判十五年后的自己。
毛搞经济工作真是不但没有起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就连一个普通老百姓的知识也没有。
毛掌了权果然做出许多坏事来。
可惜，警戒已经来不及。
毛泽东还说：我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的先生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搞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或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笔者按：
毛正是属于那种马克思主义不多不少的人。多一分太胖，少一分太瘦，不胖不瘦，恰到妙人之处的“大美人”非他莫属。
自当他领导经济工作来，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整个中国的经济老底被他闹得精光，六亿人没有一个吃得饱饭（除他自己），3600万人饿死。
对于马克思主义，他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对于秦始皇，他也是只有一家，别无分店的。
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万，而是六个亿，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毛泽东还说：我们的老爷是一条最可怜的小虫，任何世事一窍不通，只知牛头不对马嘴地搬运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搬运共产国际，欺侮我党与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与对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水平暂时落后而加以剥削，而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领导者们，当他们实行篡党、篡军、篡政之时，照例都是有这一手的。为了建设他们的威信就一定要把原有的领导者们的威信下死劲地给以破坏，而且破坏得异常彻底，使用的手段异常毒辣的。任何地方都有这一手，不独中央苏区为然。我党在这一时期领导方面所犯的错误，以事业说，党、政、军、民、学，以地域说，东、西、南、北、中，无往而不被荼毒，实属我党的空前大劫，全党均应引以为戒，再不要重复此类错误。
读了这样的文章，真是任何其它的评论都不必了，“我们的老爷”自己讲得很透了。
十四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5）：毛泽东发现“跃进”这个词，兴奋得如同得了“宝”
毛泽东在“反‘反冒进’”的过程中，一开始没有用“跃进”这个词，因为当时“跃进”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中国人的汉语习惯，“冒进”从来都是一个贬义词。军事上常用于形容鲁莽的将帅贪功冒进，中了敌人的奸计，陷军于敌人包围之中，结果给人家包了饺子。用于形容人时就是“冒失鬼”，做事说话毛毛躁躁，不计后果。谁家生了个“冒失鬼”，那必是“家门不幸”。没有一个“冒失鬼”不是闯祸的，小冒失鬼闯小祸，大冒失鬼闯大祸。小时候读“演义”，“薛刚反唐”里的薛刚就是一个著名的大冒失鬼，虽说他是薛丁山、樊莉花的儿子，忠良之后，将门虎子，却是番将（盖苏文还是苏定方）投的胎，是玉皇大帝故意派他来祸害老薛家的，结果果然祸害得老薛家满门抄斩。
当然毛绝不是薛刚这个级别的“冒失鬼”。
总之，“冒进”这个词，在历史上，在中国人的语言中从来就没有任何褒义。毛泽东在政治斗争中“造反有理”，在语言领域中也能造反有理吗？
毛毕竟也是读过诗书的人，虽用“冒进”反对“反冒进”，虽然说起来气壮如牛：其实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究竟采取哪种？我看应该是“冒进”，但他自己也觉得“冒进”这个词别扭，用起来不爽。所以，后来一旦发现了“跃进”这个词，就象傻子得了宝似的。
据考证，“跃进”一词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7日《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一文中，内有“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12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继而在11月13日的文章《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中又出现一次。
毛获此名词，如获至宝，用最极端的语言称赞“跃进”这个词的发明。
“功不在禹下”。也就是说与“大禹治水”一样了不起。
他还在对《人民日报》一则社论的批语中写道：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跃进’这个伟大口号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从此“大冒进”成了“大跃进”。
名正言顺了，登堂入室了。
其实“大跃进”与“大冒进”有什么区别呢？只不过是将乡野市井的如“狗蛋”、“猫仔”之类粗鄙的名字换成了“卫东”或“卫彪”，东东还是那个东东。
十五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6）：大跃进“其实只干了两件事：一是瞎干没有边；二是牛皮吹上天。”
大跃进“究竟干了什么事？有没有干过一件好事？”
即使事隔五十多年后，不带任何框框地去寻找，仍是很困难的事。
现在有些“有识之士”，居然也能从文革浩劫中发现几件“鸡零狗碎”的好事，不妨麻烦你们再去“大跃进”中找一找，有没有类似的“鸡零狗碎”的好事情？
依笔者之见，“大跃进”其实只干了两件事：
一是瞎干没有边；
二是牛皮吹上天。
瞎干没有边：诸如大炼钢铁，兴修水利（这其中可能有好的），深翻一尺五、密植——
牛皮吹上天：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放卫星。
这方面的例子虽以农业为主，但其实是遍及各行各业的，甚至除四害也有高指标，也能放卫星。体育、文艺也都能大跃进，放卫星。工农兵学商、农林牧副渔，全中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都能大跃进，放卫星，也许只有深山老林里的“白毛女”才能够免其祸害
那个年代，瞎干与吹牛的例子如恒河沙数，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本文一概略去不表。如需要举一些典型的例子，将来也放在附录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