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新侨饭店举行的招待会，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左） 访问中国大陆
二十六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7）：大跃进中相应的组织措施
前面讲到仅1958年一年之中毛泽东就主持的16次重要的会议；除了那些毛泽东在会上作的报告外又网选了毛泽东所发出的16条豪言壮语；最后还要讲一下大跃进中毛泽东又采取了哪些相应的组织措施。
开会是行政命令；豪言壮语是宣传鼓动，造成强大舆论；与此同时必须要有组织措施进行保证。毛泽东每发动一次运动都有相当严厉的组织措施的，大跃进也不例外。
毛泽东自己挂在嘴边的话：“马克思加秦始皇”，秦始皇这样的人在干一件事时怎么可能不动组织措施呢？毛泽东从来都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假把式，他一向令出即行，以杀伐决断祭旗立威。
不过毛泽东的组织措施并不常见诸于报端，收集起来就更困难了。这儿只能简单的小结几条：
1、不许讲错误
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讲到：“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
既然错误不能讲，大家全都捉到鼻子哄眼睛；
既然错误不能讲，所以也没有人给毛泽东讲真话。
毛泽东自己也只能听到谎话了，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听多了就以为假话就是真话了，而真话呢？就以为是假话了。所谓“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就是毛泽东大跃进中精神状态，他的人物形象与“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光屁股满大街跑的皇帝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2、树立对立面
毛泽东一再说：我是历来主张树立对立面的。“树立对立面”是毛泽东治国治人的基本方法。
国家的对立面是美帝，后来又加了一个苏修；这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都成了中国的对立面了。最后搞得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成了对立面，朋友只剩下屁股般大小的阿尔巴尼亚，这是上帝在吃烧饼时失落的一粒芝麻，其领导人就是“喝茶”与“夜壶”这两个王八蛋，还他妈的什么“海内存知己”。人民的对立面是几千万地富反坏右；以及不断产生的新的阶级敌人；
57年，党内的对立面是周恩来、陈云为代表的“反冒进”，59年就更进一步发展为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
这种情况下，谁还敢当毛泽东的对立面呢？
3、强迫命令
毛泽东总是说多数压少数。其实是少数压多数，是毛一个人压全党。
1958年8月19日，他下了钢铁翻一番的死命令。他说：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马克思与秦始皇要结合起来。地、县、乡不控制不行。调东西调不出来要强迫命令。
从这一条指示中，我们看到了“共产风”、“平调风”的由来。
有人说“共产风”、“平调风”不是他刮的，我看就是他刮的。
为了实现钢产量目标，在8月16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这便是“全民大炼钢铁”的由来。……毛泽东向陈云下达八条指示，其中提出：“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指标的，分别给予警告、记过、撤职、开除党籍处分。”毛泽东还下令将各省市区主管工业生产的党委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会，会上宣布了毛定下的纪律，俨然就是“立下军令状”，你们这帮小子啊，完不成任务就提头来见。
4、坚决打击不同意见者
周恩来要工业交通部副部长高扬下去调查，他到河南几个县查看后写出报告，产量不实，质量不好，小、土、群不合科学。高扬回来后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后大怒，把他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贵州劳动。
这件事其实也是向周恩来敲警钟。
据1993年出版的《中国“左”祸》一书所载，被批判的重点对象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占当时全国2000万党员中的365万。部队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也有1848人。
二十七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8）：国际上“三尼”反对大跃进，结果全都没有好下场
国际上“三尼”（肯尼迪、尼基塔（即赫鲁晓夫）、尼赫鲁）嘲笑并反对“三面红旗”，也让毛泽东大受刺激。
国际国内的政治家们，大都是有常识的。国内的政治家摄于毛泽东的威势就不可能说出心里话，但国际上的“三尼”又不属于毛泽东领导，他们就会直言指陈毛泽东办的这些可笑的事。毛泽东于是一再声称要写一篇“万言序文”与全世界论战。
这后来就出了一连串神奇而蹊跷的事：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被暗杀；
1964年5月27日，尼赫鲁病逝；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一年不到的时间内，作为“帝修反”的代表人物“三尼”两死一下台，全作鸟兽散。这说明什么？说明上帝是站在毛泽东一边的。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其实赵也不是和尚，只是个居士）相继写了三首“哭三尼”的散曲，毛泽东一见大喜，亲自推荐并亲自改题为《某公三哭》，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立刻轰动全国。
这件事给许多中国老百姓一种联想：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凡是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凡是反对“三面红旗”的都绝无好下场，而我们的伟大领袖则有“掐阴阳、通鬼神”的神奇本领。
“三尼两死一下台”，赵朴初吹喇叭，毛泽东亲自炒作，这在推行毛泽东个人迷信方面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十八
第七口气、对“三面红旗”的总体看法（19）（完）：第七口气小结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罗列以上资料，目的是用真实的史料说明问题：
笔者之所以在罗列资料的同时夹叙夹议，目的是及时表达一些联想中的常识与逻辑推理。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发明的，这是史实；刘少奇这样的长期唯毛泽东之命是从的二把手怎么可能发明“三面红旗”，这就是常识。
刘少奇也曾经是“大跃进”的吹鼓手，这也是史实；但正因为刘少奇不是原创，所以“三面红旗”在他的心中扎根不是很深，这就是常识。
“三面红旗”是毛泽东的原创，是毛泽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出来的亲儿子，是毛泽东持之为宠，持之为骄的命根子。
毛泽东为“三面红旗”操过多少劳，流过多少汗，付出过多少心血。
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感情太深，寄予的希望太大。
所以，毛泽东不允许任何人对“三面红旗”说三道四，“反对”固然不行；“怀疑”也不行；“存疑”也不行，只能无条件的拥护，无条件地高呼“三面红旗万岁，万万岁！”
对于国际上的反对派，他虽然仇恨在胸，但毕竟鞭长莫及，也只能写写诗发泄而已。
对于国内、党内的反对派，那都是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他下得了狠心，下得了杀手，不惜“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彭德怀就是被他红刀子捅了出来的。
毛泽东的这种感情，刘少奇没有，但他了解毛泽东的心理。所以很犹豫。
刘在21人的报告起草委员会上说：“三面红旗”比较难说。
在1962年1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书面报告时，刘少奇接受了陈云的意见，强调对三面红旗“允许怀疑”。
随即在1月27日的口头报告中，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这段经典性的一段话，后来被人们一再引用。
有人认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是反对“三面红旗”的，事实上刘少奇没有；
有人认为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是维护“三面红旗”的，其实刘少奇也没有。
正因为刘少奇的骑墙态度，引起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
所谓“爱之愈深，恨之愈烈”，毛泽东对“三面红旗”太爱了，所以他所憋的这口“气”也就太深了。
但是，62年的形势与59年的形势是大不一样的，经济情况坏得多，刘少奇的党 大陆位也非彭德怀可比，所以毛泽东不可能立刻对刘少奇“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只好隐忍不发，将泄愤与报复伺以来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