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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祚来:幸存者反思——八九民运为什么会失败

这些和平行动,并不足以使中共“没有退路”,而是学生们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升级要求,使中共无法面对,只要启动真正的政改,只要问责高层腐败,邓不仅面临退出历史舞台,家族腐败更可能受到文革之后的第二次审判。而胡耀邦与邓小平的结仇,就是因为胡真诚地希望邓小平下台。邓的权欲,使他对任何要求他下台的个人或势力,产生深仇大恨。

作者认为,六四灾难是当局故意製造出来的,与军人、与学生、市民,关联性并不大。说白了,就是政变成功的中共高层驱动军人、坦克进京碰瓷,无论军人伤亡还是市民学生伤亡,当局都能收穫巨大的血债利益。(资料照,取自吾尔开希脸书)

临近“八九・六四”29周年纪念日,我在推特上做了一次调查,主题是关于中国大陆八九民主运动失败的原因,时间为24小时,参加调查的网友总计达2000人,得到的结果如下:

58%认为:中共残暴,过程无论如何均会失败

23%认为:成年人精英没有在一线参与

6%认为:学生们没有及时退回校园

13%认为:军人素质差没有反戈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北京当局血腥镇压示威学生。(资料照,取自美联社)

对网路调查结果的分析

从调查结果看,过半的人对这场声势浩大的和平民主运动最终结局悲观,认为无论学生与市民如何努力,或付出怎样的牺牲,结果都将是悲剧性的,因为中共不可能改变自己,中共的政制在当时不可能因学生的示威或无数市民对学生的支持,而改变自己的专政政体。

那么,如果有更多的成人来主导这样的民主运动呢?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重大政治转型是由学生抗议,而导致专制政权转型的,更多的历史性的政治革命,是成人精英们主导、参与、推进的结果。现在反思学生主导的八九民运,尽管可圈可点,尽管和平理性,但它的有限性在于,没有成人那样更为理性,能够有进有退,特别是有能够沟通政权核心人物的方式或途径,对权力集团形成直接的影响力(对话谈判能力),譬如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能够将影响力抵达到朝廷国君那里,才有了百日维新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间段。而苏联导致共产党崩溃,更是高层成人精英们推动的结果。仅仅只有学生与市民们付出心血与牺牲,最大的可能是徒劳的,朝廷在做镇压准备,学生市民们只能和平的呼喊,各说各的话,所以有近4分之1的人,选择成人精英没有主导整个民运的因素为民主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

但我们还得从另一个角度对知识界或成年人精英领导民运进行分析:学生发动的民主运动如火如荼,蔚然成势,如果此时知识界介入,并主导这次学运,从形式上讲,它是不是一次夺权?这次活动是学生们发起与主导的,牺牲的是学生,风险由学生承担,知识界难以成为领导者。

因此,整个成年人精英层或知识界不知不觉在隐身其后,做一些请愿书与协调,但这些请愿与协调仍然是无力的,说他们无力,并不是他们无所作为,而是在整个巨大的学潮、民运过程中,看似庞大的运动,它并没用伤及中共国家机器的核心力量,总书记是摆设,以邓小平为首的国家军事机器仍然在强有力的运行,宣传工具曾一度同情学生,但中共像当年地下党一样,仍然有着致胜的杀手锏。坦克与枪手,是中共最后的招术。

作者微信群裡的调查(吴祚来提供)

这次调查过程中,有人指责方励之先生,为什么关键时刻没有挺身而出,以他的影响力更能领导学潮朝好的方向发展。但这种指责或批评是超越当时的现实情境的,方励之在八六年学潮之时,就被中共严厉打击,他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时,学潮主要是争取人大自由选举权,目标非常明确,争取的政治参与权利也合法正当,却遭到打压,方先生被免职,处于被监控状态,而八九民运是突发事件,来势汹涌,如果方励之先生真的出现在广场,以当时的判断,可能效果适得其反。

陈子明、王军涛等学界力量也有介入,力量非常微弱,既无法实质性影响中共高层,亦无法让广场民运达致共进共退,即便他们温和理性,仍然摆脱不了幕后黑手的命运与牢狱之灾。

学生们没有及时退回校园,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认为是失败的原因,这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原因。事实也确实如此,当时留在广场的学生并不多,特别是北京主导学生运动的学生领袖们已经意识到中共镇压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所以要求广场学生主动撤离广场,但外地学生们正在赶往北京的路上,侯德建、刘晓波们又开始在广场上做起了民主大学,形成最后一波小高潮。但这样的和平行为,并不对中共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中共犯不着对手无寸铁在示威者出动坦克进行屠城。

当然,如果广场完全平静,没有聚集守夜抗议的人群,(1989)六三之夜还有后续的对抗军人的直接冲突会少很多,但这种假设非常难以成立,主要因素是学生并不从属于某一个组织,整个学运、民运,更多因素是自发的,出现学生组织,也是自发组织形式,在广场上维护秩序、组织力量和平地阻止军人进京,以及组织学生与政府对话,都能发挥作用,想通过这种自组织来完全消解广场抗议行动,能够共进共退,几乎无法达到。

再则,六三之夜在长安街等地阻止军人进城,也是自发行动,北京并没有发生暴乱,没有人冲击政府,中共动用坦克、荷枪实弹挺进北京,是非法的军事政变,百姓阻止、抗议,都是合法的,出现一些石头、砖块袭击,造成一线军人认为北京真的发生了动乱,因为这些被命令进京的士兵对北京民运、学运并不知情,这也是大民主运动过程中常有的事态。如果中共是正大光明的军事行动,为什么不选择在白天?黑夜进入抗议常态的北京城,本身就是一次政治军事阴谋。

真实的原因总是深藏幕后

29年前,我是第一批(1989年4月17日上午)到天安门广场上游行示威的学生,当时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六三-六四之夜,我撤离广场的时间是早晨5点左右。现在回想起来,一切历历在目。

纪念胡耀邦,我们只是找到一个上街的机会或合法借口,但纪念耀邦,本质上是搧了邓小平的脸面,因为胡耀邦是被邓小平废黜的中共总书记,而赵紫阳高规格纪念胡,更使邓对赵心怀不满,学潮之时,赵与苏联总书记的谈话,谈及邓小平是中共中央重大决策的幕后决定者,被央视公开,无论赵的动机如何,结果是整个运动转向倒邓,而此事件对邓的伤害、对邓赵分裂,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纪念胡耀邦(右),本质上是搧了邓小平的脸面,因为胡耀邦是被邓小平废黜的中共总书记。(取自网路)

现在看来,无数的市民、学生纪念胡耀邦,还有赵紫阳在人民大会堂高规格纪念被邓小平废黜的总书记,都犯了中共大忌,更使邓小平嫉恨。而学生们的对话物件锁定在总理李鹏,使李鹏被动并心生恨意,李鹏的权位之上,既有总书记赵紫阳,更有垂帘听政的邓小平,他只是一个听差的,与他对话毫无意义。而学生们一直要求与中共高层对话,得到的是一次次欺骗、拖延、扯皮。学生们要通过对话解决中共的腐败问题、民生与民主问题,并上升到宪政民主制度层面,为了实现有价值的公开对话,学生们不惜绝食、绝水,并与市民一道阻止军队进城的军事干预。

这些和平行动,并不足以使中共“没有退路”,而是学生们提出的一系列政治改革的升级要求,使中共无法面对,只要启动真正的政改,只要问责高层腐败,邓不仅面临退出历史舞台,家族腐败更可能受到文革之后的第二次审判。

而胡耀邦与邓小平的结仇,就是因为胡真诚地希望邓小平下台。邓的权欲,使他对任何要求他下台的个人或势力,产生深仇大恨。

当赵紫阳在接见来华访问的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透露邓小平仍然是中共的实际决策人,引发北京如潮的抗议,我非常清晰地记得,从这次曝光邓小平垂帘听政之后,广场风向骤变,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甚至开出了货车,装载音乐所的专业音响设备,到广场上高呼打倒邓小平(本人当时就奋力高呼这样的口号)。

当这些声音被李鹏、陈希同利用,汇报给邓小平之时,邓小平的愤怒与绝望可想而知,邓不惜以又一次宫廷政变,来解除赵紫阳职务,由于他掌控着军权,并在高层拥有威权,所以能够在家中召集中共常委扩大会议,与元老们决定对北京戒严、赵紫阳下台,江泽民进京待任,甚至最终以开坦克屠城收场。

1989年6月4日,六四天安门事件爆发,北京当局血腥镇压示威学生(资料照,取自美联社)

党指挥枪?当时党的总书记并不能指挥枪,而邓小平却能够用枪来指挥党,从让华国锋下野,到废黜总书记胡耀邦,再到迫害赵紫阳,一位将相级的中共元老,却可以让3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下台,这是中共的枪权与政权的绝对关联性决定的,谁在宫廷中拥有指挥枪的决定权,谁就可以决定中共的命运与党国的命运。

所以这场屠城血案,六四灾难,是当局故意制造出来的,与军人、与学生、市民,关联性并不大。说白了,就是政变成功的中共高层驱动军人、坦克进京碰瓷,无论军人伤亡还是市民学生伤亡,当局都能收获巨大的血债利益。

邓小平、李鹏集团驱动军队杀开一条血路,屠城完全是因此恐惧与制造恐怖,并全面扫荡赵紫阳、胡耀邦的“势力”。

毛时代的中共为了夺得政权,不惜4年内战,毛泽东为了夺刘少奇的权,不惜发动一次文革,造成的无辜伤亡都以数以百万计。而这一次,是在和平时代,在中国首善之区,对和平民众进行屠杀,特别是坦克进入长安街、进入天安门广场,这在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都没有第二例。

三种力量纠结在一起:邓小平的垂帘听政特权、红色保守势力的政治特权(李鹏、陈希同、陈云、王震、袁木、杨尚昆、江泽民等等)、军事力量在体制内的特权,决定了八九民主运动的失败结局,它们像冬天的坚冰一样,任何希望的种子都无法生发。

八九民主运动的宿命,由此无可改变,无论多少人支持学生,无论付出怎样的热血与呼唤,中南海那扇红门,与守候的一组石狮子,都不会敞开与回应。

“我们在寒春里播种了金色的种子,春夏之交收获到的却是滴血的眼泪”

作者为独立学者,专栏作家(最后一批撤离天安门广场的六四倖存者)

阿波罗网责任编辑:江一 来源:风传媒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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