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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机要秘书对谈戚本禹曝光刘少奇整人黑幕

——《戚本禹阎长贵说“文革”》节选(上)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从左至右)合影

戚本禹生前曾与担任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深入交谈,对文革时期的一些历史史实做了解释与澄清。并披露了一段刘少奇鲜为人知的整人黑历史。

戚本禹(1931—2016),山东威海人。1949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科科长、《红旗》杂志历史组编辑组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阎长贵,1937年2月生,山东省聊城市人。1961年人大哲学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1967年1月至1968年1月任江青的机要秘书,是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1968年1月被江青诬为“坐探”投入监狱。1975年5月被宣布释放,1979年9月平反。1980年3月重回《红旗》杂志社担任编辑。阎长贵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退休后写了一些回忆和研究文革的文章。

2008年12月上旬、下旬,戚本禹因事来京,我和他见过几次面,谈到“文革”中的一些问题,兹择要整理如下。

一、关于《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及开展大批判的一些情况

阎长贵(简称阎):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的写作过程是怎样的?

戚本禹(简称戚):搞批判,或者说搞大批判,这是主席在“文革”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1967年初,江青传达主席的意见: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至于写什么题目主席没说。我是搞历史的,就选择了批《清宫秘史》。王力、关锋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就是他们后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的那篇《<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原来打算批刘少奇的文化思想,后来改写《评陶铸的两本书》。我为了写批《清宫秘史》的文章,“大闹怀仁堂”即被称作“二月逆流”的那次会都没参加。

阎:你在文章里说刘少奇讲《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刘少奇不承认啊?

戚:他说过的,这是胡乔木报告主席的。胡一直到死都没否认这点。(笔者按:北京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文艺思想》第3期第29页有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的检查,说:“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刘少奇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确实没看到胡乔木作古前否定这个检查。)放的电影有些镜头剪去了。你看电影剧本这点很清楚。八国联军进北京,珍妃跟光绪说,不要走,留下来,要依靠洋人跟(慈禧)他们斗。主席说,这就不对了,这就是卖国主义。

对我写的这篇文章主席一方面说“写得很好”,一方面又亲自做了修改,还亲自加写了极其重要的一段:“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主席为了表示支持当时的红卫兵,把红卫兵和义和团中的“红灯照”相比照,他要我加强对义和团中“红灯照”的叙述和描写,他在我的送审稿上批示:“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这个问题,我遵照主席的批示照做了。我在文章中连历史上一个人名写错(按:即把“赵舒翘”误写做“赵舒饶”),主席都提出来了。(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292-293页)

不仅如此,总理主持召开几次政治局会议,对我这篇文章逐句讨论修改。文章点不点名,点谁的名,怎样点,那都是讨论过的。对刘少奇没直接点名,“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指他。江青极力主张点邓小平的名,我根据大家的意见,用“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代。陆定一在“彭、陆、罗、杨案”中早点名了,在这篇文章中明确点周扬的名,那是江青的意见。陈伯达要点胡乔木的名,我不同意,康生也不同意,陈伯达坚持,双方妥协,用了“胡xx”,这叫半点名。如果不是中央的意思,或某个大人物的主张,点这些人的名,我能这样做吗?我敢这样做吗?

关于文章署名问题也进行过讨论。我希望以《红旗》杂志社论或编辑部文章的名义,总理说,在外国社论或编辑部一类文章,要比个人署名文章层次高,我们搞批判的第一篇文章还是个人署名好,大家都同意;我又提出是不是用个笔名,江青瞥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认为我有害怕的意思,别人没说什么,我也就收回了这个意见——因为文章是我写的,署名当然是我。这样以来关于这篇文章的一切恩怨和仇恨也都集中到我身上了。

再说一点,在这篇文章中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问的八个问题,是在林杰提出的几个问题的基础上加以增加、扩大而成的。说实在话,这篇文章虽然是我写的,但这并不是个人行为,主席看过和修改过,还经过总理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过。如果能查档案的话可以看到总理在这篇文章上留下的笔迹。我这样说,绝不是想推脱责任,而是说明实际情况。到现在为止,我对写这篇文章,当然有经验教训需要总结和汲取,但我并不后悔,当时我是积极地自觉自愿地做的,主席修改我的文章,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我的文章,我都感到光荣和高兴。在这篇文章中我说《清宫秘史》的作者姚克是“反动文人”,这是不对的,他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的。

阎:是否请你谈谈成立“大批判组”搞大批判的情况?

戚:为了从思想和理论上批判和清算修正主义错误,在1966年秋冬从《红旗》杂志调了编辑杨永志,从解放军调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廖初江、王道明等成立了一个理论组,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1967年初毛主席提出秀才们应该写些批判文章的任务后,根据陈伯达、江青的指示于1967年夏天又成立了一个“大批判组”,成立大会是在沙滩大院的教育楼召开的,到会的有大、中学校和北京各界、各个单位的代表,整个教育楼几百人的位置都坐满了,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有陈伯达、关锋、我,有没有王力、张春桥、姚文元记不清了,成员有10人,具体是:杨永志、廖初江(?)、xxx、xxx,你不也是成员之一吗?在这次会上讲话的有陈伯达、关锋和我。内容主要是要开展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阎:对,我是成员之一。我因为担任江青的秘书事太多,“大批判组”的事我基本没管。具体负责组织工作的是杨永志,办公室仿佛设在北京师范大学。

记得就是在这次成立“大批判组”的会议上,陈伯达在讲话中提出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简化,并说是不是称“走资派”?从此“走资派”的概念和叫法逐渐而迅速地在报刊和社会上传播开来,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简化语。“大批判组”成立后写的第一篇文好像是1967年8月15日以《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对这篇文章毛主席在8月11日有批示:“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印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毛泽东十一日下午五时”,“退陈伯达、江青照办。毛泽东八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97页)

“大批判组”还组织和写了什么文章没印象了。

值得说一说的,在“大批判组”成立会议后江青叫我写一篇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她对我说:“你能写文章,你也写一篇批判文章吗?”我说:“没时间。”江青有点不高兴地说:“抽时间吗!”如果不是江青布置我写,当时我是不能写,也不敢写的。说心里话,江青既然叫我写,我也想写一篇叫江青看看。这有点表现自己的意思。我找了刘少奇一篇有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内容的文章来批。你还记得不,大概是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出事,我问你:我的文章是否送关锋、林杰看看,提提意见,你很坚决地说:不要了!你也没说原因,我也没问你。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我是在事后五、六天才知道的。到1967年11月份,江青叫我把文章请陈伯达、姚文元修改后给《解放军报》发表——当时江青的女儿李讷正负责《解放军报》的工作。当我把文章送给陈伯达时,他说不看了。姚文元对我这篇文章做了认真的修改,他把我的文章题目《资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改成了《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加了一个“反”字,其批判力度就大大加强了,此文在1967年11月17日《解放军报》上发表。江青要我把我这篇文章给《解放军报》发表,李讷当然满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见了,也一再表示感谢我对军报的支持。

老戚,另外,我问你一个问题。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说刘少奇没整过什么人,是这样吗?

戚:不是,不是!华岗不是他整的吗?华岗的儿子华贻芳,是我的同学,他生前跟我说,他原来对刘少奇是很崇敬的,看到刘整他父亲华岗的材料,就再也崇敬不起来了。刘整的人恐怕不止华岗一个人。据说,陆定一就说过,他领导的中央宣传部就是整人,今天整这个,明天整那个,到头来自己也被整了。客观地说,大概朱老总没整过什么人。

二、关于王关戚事件

戚:王力、关锋出事后,检查我不能不写,因为我和他们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和关锋(阎插话: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我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这点,人们,特别是造反派红卫兵都知道。当时我在造反派红卫兵面前说话比王力、关锋说话管用(阎插话:“文革后,我跟关锋议论,我说‘从你们三个人当时的作用看,好像不是王、关、戚,而是戚、关、王’。”关锋不同意这种说法,不知为什么他后来变了,跟采访他的人也这样说。)。1967年9月7日主席对我的信即我的检查做了批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12页)。批示内容是:“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告知关、王二同志。毛泽东九月七日”。

此信和批示江青阅后,是你告诉我:江青要我向王力、关锋传达,我马上到钓鱼台二号楼向他们传达了。从主席的批示看,这本来是当作内部矛盾,不知为什么到1968年1月份又变成了“抓”?这变,肯定也是主席变的,但究竟为什么,仿佛还没人说过。现在的书和文章讲到王关戚问题,都是根据《微行》(按:指权延赤所著讲述杨成武1967年7-8月随侍毛泽东到武汉、上海的一本书),那本书很多胡说八道。关于这件事情该书所写,和杨成武当时跟我说的完全不一样。杨成武从武汉回来报告总理、江青后,就到我这里跟我说,他在主席面前说了我许多好话,我还向他表示感谢。他说,主席要我参与处理王力、关锋的事情。实际上,很多事情也确实是我处理的。比如,把王力、关锋隔离在钓鱼台二号楼就是我把他们送去的。我把他们送到二号楼后,跟警卫战士说,他们还是首长,你们要好好对待他们。我回到十六楼会议室汇报了这件事情,谁都没说什么,后来总理走了,江青大哭一场。文革后我跟关锋说到这件事,关锋相信江青哭是真的,所以关锋对江青始终没有什么反感。在王力、关锋被隔离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办事组的人也都是请示我怎么办或怎么答复。说实话,王关戚事件到现在还是一个没说清楚的谜。你能说清楚吗?

阎:你都说不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我只能根据一些材料研究,做些分析。我认为,王关戚是“抛”出来的,不是“揪”出来的。

戚:对。而康生、陈伯达等不这样看。他们把王力、关锋说成江青“端出来的”,即说成江青的功劳,这不对,对隔离审查王力、关锋,江青的心情是很沉重的。康生、陈伯达以及姚文元等这样说恐怕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

阎:主席为什么把你们抛出来?是不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你们三个人都是为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抛出你们三人对毛主席来说恐怕也是“挥泪斩马谡”吧。

戚:主席抛出我们三人,特别是王、关,确实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军队。武汉“七二零事件”后,军队很乱,全国到处游行示威,冲击军事机关,喊“打到陈再道式的人物!”“打到xx地区的陈再道!”等等,报纸上也是铺天盖地这样的报道和宣传,主席肯定认为这样下去不行,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而要解决,就要找人负责,也就是找人当“替罪羊”,这就找到王力、关锋了,因为他们借“七二零事件”宣传“揪军内一小撮”,造成全军的混乱,他们要负责。

顺便有一个问题我告诉你,王力在他的《反思录》中说,主席经常单独接见他,这是瞎吹;说他经常在主席面前说邓小平的好话,这是为了讨好邓小平——实际上,他批判邓小平是很早的,并积极地写材料。“邓矮子”就是他说的。邓小平原来准备用王力,和关锋处理不同,后来为什么不用了,这里面肯定有原因——仅说陈云反对恐怕还不行。王力给中央递了很多建议书,据说后来邓连看都不看了,原件退给他。这是不是有人向邓反映了王力说“邓矮子”的事情。对这个说法邓是很敏感和反感的;文革前,我就知道这点。

王力还说什么,陶铸成为党内四号人物是主席根据江青意见定的,这是瞎说;实际上,政治局常委的人选和排位次序都是主席和总理商量定的。说实话,主席在“文革”前一直到他发动“文革”的时候,组织部门都被刘少奇掌握了,当时刘说话,比主席还管用,我在办公厅工作有亲身体会。凡是刘少奇批的文件,那要马上办,而有的主席批的,就可以放一放。为什么?因为刘掌握组织部,省委书记的任命,组织部说了算,主席是不管具体的。但军队是主席掌握的。军队不能乱,这是主席的一条重要的或者说根本的原则。抛出“王关戚”,后来又搞了“杨余傅”(即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海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这也是一个平衡。杨成武这个人很张扬,树敌也比较多,主席和林彪都不怎么喜欢他。

阎:你为什么被“抓”?

戚:说不清。大概你送错那封信,是你被抓的导火线,也是我被抓的导火线。

阎:是吗?我第一次听你这样说。

戚:一点也不错。那封信你没看清,没看懂。那个写信的女演员,原来不是叫“江青”,而是叫“江菁”,即带“草”字头的。这个字不念“qing”,而念“jing”。这个女演员是参加过“军统”的。江青生气、发火恐怕也在这一点。

阎:哎呀,这些我都不知道,不记得了。那封信很长,我由于不断地接电话和收发文件,不是一次看完的,我对这封信的内容误会了。

戚:这封信,当时江青叫我看了。这封信你不该送给她,你送给她以前应叫我看看,我是你的领导吗!当然,我说这封信是导火线,肯定也不是仅仅因为这封信就抓我,大概江青已经对我积累了很多不满。而这不满是什么?我说不清。

阎:不满就抓人啊?这是什么法律?

戚:当时“砸烂公检法”,已经没有法律了,江青等领导人说一声就可以抓人。

阎:像你这样“大人物”,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说一声,就能抓吗?

戚:一定还要经过主席。主席为什么批准抓我,我想不清楚,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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