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收集刘少奇一生所有的文章、报告、讲话等，编《刘少奇言论集》，以供批判用。其“成果”，就是他们先编了八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集》，后来又选编了两卷本的《刘少奇言论选》，印数很少，大概只有二、三十套，发给毛主席、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
现在很多书上在谈到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时都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要打倒总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不符合实际。我看到的情况是，总理和江青的关系不错。总理经常去看江青，在去前，总理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到她那里去。当我向江青报告时，我没发现和遇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或找个什么借口不让总理来，在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都是这样。就在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前后，我拿一份关于总理的什么材料给江青看，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从左至右）合影 戚本禹生前曾与担任过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就“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做过深入交谈，对文革时期的一些历史史实做了解释与澄清。并披露了一段刘少奇鲜为人知的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