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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三“救”毛泽东

林彪又一次“救驾”有功,受到毛泽东的最高赏赐,让他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由此也意味着成了毛的接班人。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以“个人意志”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在公布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林彪赫然名列毛之后;此前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则位居康生之后成了“老八”。

林彪为何成为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最可靠接班人”?以前的权威说法是,因为林彪是个“阴谋家”、“野心家”,骗取了毛的“最高信任”、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次高权力”。号称中共舆论“大总管”的胡乔木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毛泽东》中就这样说道:“他(毛泽东——引者注)选择的林彪是一个完全的投机分子,是野心家。”“尽管在十大上,林彪被选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并把它写在党章上。这是很荒谬的。”(引自胡乔木著《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94、698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曾几何时,我对此说不敢有任何怀疑,只是内心里有点不理解: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一直被歌颂为“英明正确”、“高瞻远瞩”么?他老人家怎么会“有眼无珠”认错人?怎么会“糊里糊涂”受骗上当呢?据中共党史学家王年一披露,毛的“大内总管”汪东兴在接受苏采青采访时说过:“毛一生英明,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转引自阎长贵著《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共识网》2011年12月13日)既然如此,为何要把林彪、“四人帮”等等都说成大骗子呢?这岂不是有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么?如今随着一些历史真相的披露,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毛一贯使用的“阳谋”。用“阳谋”对付阴谋,是毛“战无不胜”的法宝。

林彪与毛泽东自从在井冈山“会面”(文革曾有“会师”一说,自然是历史笑话)之后,几十年来的关系可谓“亲密无间”。战争年代,虽然毛在长征开始时也像三国时代的刘备渡江“逃难”襄阳一样,曾有过惊心动魄的“历险记”,可毛有惊无险,安然无恙,林因而没有机会上演“赵子龙单骑救主”的历史情景剧。然而,正是到了和平时期,由于毛极力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而硝烟弥漫的政治斗争,其激烈性和残酷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炮火连天的战争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毛“不幸”一次又一次遭遇“险情”,终于给林提供了“救驾”的机会。林历史上曾有三次“救”毛的“壮举”,其“汗马功劳”似乎并不亚于他当年的赫赫战功。

林彪第一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对于“云遮雾绕”的庐山会议,众所周知其历史悲剧,但并不尽知其历史真相。彭德怀写信批评毛泽东发起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运动,这封“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委婉”的信(胡乔木语,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95页),却使毛反应强烈,斥之为反党“万言书”,并当作“逼宫”行为,毛认为彭“是向他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战书’”,与会者也认为彭及其“军事俱乐部”是“要分裂党”、“逼毛主席下台”。(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下册第547、549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由于彭在历史上曾有几次不服毛甚至反对毛的记录,毛一直耿耿于怀,当彭又一次“旧病复发”时,便引起毛的高度警惕,尤其是考虑到彭时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更使毛放心不下,担心彭“拥兵自重”——毛曾说彭写信的目的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引自李锐著《庐山会议真面目》第237页,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下同)于是,毛“情急之下”便急召林彪上山,让他披挂上阵“反击”彭的“猖狂进攻”。在毛运筹帷幄的政治棋局中,林元帅成为一枚“马前卒”。

上世纪50年代的林彪,一直处于养病之中,几乎不问政事。这次庐山会议,他此前就没参加,可想而知,林虽没“身在此山中”,但也“不识庐山真面目”——对彭德怀为何上“万言书”向毛泽东“猖狂进攻”,林上山前大约是不了解内情的,也可以说是没有“预见”更是没有“预谋”的。当毛决定请林“出山”对付彭时,军人出身的林当然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况且林本来一直就是毛的“心腹爱将”(据历史学家高华说,当年林从苏联治病回延安时,毛亲自到机场迎接,那时的林还没有进入中共高层,而且毛连朱德、周恩来回延安就没有迎接过,可见林在毛心目中的地位何等之重),此时在紧要关头怎能不挺身而出为毛“救驾”?林上山之后,以炫耀的口气称自己是毛主席的“援兵”。在由刘少奇主持会议向晚上山的人传达此前中央常委会谈话的情况时,“林彪说,他前一段没参加,是半路上山的。……‘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与会者李锐也认同“援兵”说,他回忆道:“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当然是搬来的‘救兵’。”(引自《庐山会议真面目》第228、258页)

林彪果然不负毛泽东的厚爱和厚望,“出山”后立马投入“反击”彭德怀的战斗。在8月1日的中央常委会上,林发表讲话,以他惯用的“稳、准、狠”语言向彭猛烈开火,用李锐的话,可谓“击中要害”。林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声称“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李锐认为林的这个讲话“为即将召开的全会和斗彭纲领定了调子”。(引自《庐山会议真面目》第229页)由此庐山会议“风起云涌”,对彭及其“军事俱乐部”成员的揭发批判掀起高潮,在毛亲自组织和指挥的“全面开火”、“精准打击”之下,彭及其“同伙”统统“缴械投降”被彻底打倒。由于林“救驾”有功,毛赐予重赏,让他取代彭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从此林阔步走上了政治“前线”,与毛“并肩战斗”,逐步成为毛进行“继续革命”的得力助手。

林彪第二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由于庐山会议没有纠“左”而是反右,导致“大跃进”运动在毛的指挥下继续高歌猛进,结果遭到惨痛失败,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给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灾难,据不完全统计饿死几千万人,几亿人成为名符其实的“东亚病夫”。为了所谓总结经验教训,毛同意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很多人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和批评,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错误是“三个指头”(与毛常说的“一个指头”略有差距)、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与毛默认的“三年自然灾害”说大有不同);彭真则在讨论发言时毫无顾忌地“发难”说:“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的影响。”(引自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第108、10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下同)刘少奇和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言论,远比彭德怀和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论尖锐激烈得多,那么可想而知,毛当年连“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和张闻天就不能容忍,当今怎能容忍得了“剑拔弩张”的刘少奇和彭真?

按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严重错误,如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他一定会遭到弹劾,还可能会因“跃进门事件”而下台,即使在中国封建王朝,皇帝也会下“罪己诏”的。毛虽然对西方民主那一套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但他熟读了多遍《资治通鉴》,他曾经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那么他该不该下“罪己诏”?如果毛连“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就不检讨,那岂不是连封建王朝的皇帝都不如?因此,毛从刘少奇的报告和彭真的发言中似乎闻到了“火药味”,感到自己处于“危机四伏”之中,他虽然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内心里恐怕也有点像他当年批评张闻天那样“心烦意乱,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引自程中原著《张闻天传》第422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

而正在毛泽东自以为陷入“重重包围”之际,林彪又一次挺身而出为毛“解围”,使毛“化险为夷”。林在毛亲自主持的大会上发表讲话,一反众议地为毛的“三面红旗”唱赞歌:“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而且,林还“理直气壮”地为毛进行辩护:“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林最后“意味深长”地总结道:“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林彪的讲话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会议形势急转直下,批评的“矛头”由原来向上对准党中央和毛泽东,变为向下对准各地的负责人,与会者纷纷就“没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于是乎,毛立刻从“包围圈”里解脱出来,不仅不必下“罪己诏”,反而又一次被奉为“英明正确”的领袖,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基层县官们的“衷心拥护”。在个人崇拜愈演愈烈的情势下,毛的“光辉形象”怎么能“抹黑”呢?林彪的讲话产生“一呼百应”的效应,其实并非因为他的话有多么高的水平和有多么大的号召力,而是因为个人崇拜“化腐朽为神奇”。只不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也只有“亲密战友”林彪,才能与毛泽东“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的讲话可谓说到了毛泽东的“心坎上”,毛顾不得“谦虚”,当场便“大声叫好”,不无兴奋地说道:“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引自逄先知、金冲及著《毛泽东传》下册第119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而且,毛对林的讲话“厚爱有加”,在1962年3月20日再一次“拜读”,并批示田家英、罗瑞卿:“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62页)毛还当着罗瑞卿的面夸赞林彪,要他“向林彪同志学习”。可见在毛的心目中,林彪是多么难得的“人才”和“知己”。正如毛泽东研究者张素华所评论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大声地为‘三面红旗’辩护,并理直气壮地进行了论述。这样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从他人口里讲出来,自然比他自己说要受用的多,这使他多少产生了一丝患难逢知己的感觉。关键时刻是林彪支持了他,是林彪力排众议,站出来为他讲了话。”(引自《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143、145页)

林彪第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发生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文革,既是“一意孤行”,又是“忽发奇想”,还是“突然袭击”,因此在党内遇到很大阻力,正如“五·一六通知”中所说:“绝大多数党委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转引自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第110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下同)尤其是当时处于中央第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对如何开展文革与毛存在很大分歧,毛希望“天下大乱”,因而主张“放手发动群众”,而刘、邓担心搞乱了无法收拾,因而主张文革要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于是通过派出工作组进行干预。毛此前本来就对刘、邓以及彭真等人表示强烈不满,认为“搞了一线、二线,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声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毛发动文革的初衷就是要摧毁“独立王国”,以防止他一再担心的“中央出修正主义”和“北京发生政变”,可刘、邓等人似乎没有“自知之明”,竟然极力阻扰文革的顺利进行,这当然就更加激起毛的满腔怒火,“他没有预料到‘文化大革命’的‘阻力’如此之大,就下决心把‘文化大革命’扩展到全国各个领域。”王年一披露道:“毛泽东1967年5月与外宾谈话时说到:……我只好将我的看法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是有很多人仍然不通的。”(参见《大动乱的年代》第61、113、141页)

毛泽东又一次遇到“险情”,而这次比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和“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彭真“发难”更加严重、更加危急。毛的权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简直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正如毛在举世闻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所说:“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转引自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史稿》第177~1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又是“围剿”,又是“白色恐怖”,又是“何其毒也”,单从用语来看,毛认为自己的处境是何等“危险”啊!于是,显得“势单力薄”和“寡不敌众”的毛,为了“摆脱险境”和“力挽狂澜”,便又一次向林彪“求救”——在1966年7月底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特意要秘书徐业夫通知正在大连养病的林彪到会。林本没有打算参加这次会议,对毛刻意制造的“紧张气氛”虽然没有预料,但凭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是完全可以心领神会的。和当年庐山会议一样,林又一次“临危受命”,充当毛的“救兵”,回京的第二天就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高调表态坚决支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紧接着当毛抛出重磅炸弹《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林在闭幕会上发表讲话为毛摇旗呐喊:“在这次规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的过程中间,发生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几乎扼杀这一个革命,……主席出来扭转了这种局势,使这次文化革命能够重整旗鼓,继续进攻……。”(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60页)林彪总是在最关键时刻被毛“重用”,他的态度和立场,象征性地代表着解放军的态度和立场,为毛全面发动文革助了至关重要的一臂之力。《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林彪又一次“救驾”有功,受到毛泽东的最高赏赐,让他取代刘少奇成为第二号人物,由此也意味着成了毛的接班人。就在这次会议上,毛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并以“个人意志”提出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在公布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中,林彪赫然名列毛之后;此前排名第二的刘少奇则位居康生之后成了“老八”。王年一评论说:“这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实质,是毛泽东对中央第一线的不满;否定和取消了中央第一线。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改变了。’利用个人权威,通过合法程序否定和取消中央第一线,把大权集中到个人手中,是后来‘文化大革命’不可收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引自《大动乱的年代》第59~60页)

林彪三次为毛泽东“救驾”,在“九·一三事件”之前是居功至伟,此后便成了弥天大罪。林彪从毛的“亲密战友”变为谋害毛的“凶手”,历史的演变竟然如此富有戏剧性。然而,历史的演变也成了“变戏法”——林彪成为“元凶”之后,其元帅的历史也被“变没了”(著名油画《开国大典》中的林彪“被抹掉”就是一个例证);而且他成为反革命集团的“罪魁祸首”之后,又似乎成了“替罪羊”,一些不是他的或不全部是他的罪过,也都统统记在了本是“林秃子”的头上,使他死无对证,也使他死有余辜。

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本是一场完全由毛泽东亲自导演并唱主角的历史悲剧,可在一些领导人的回忆录和权威性的党史著作中,大约是为了维护毛的“光辉形象”,便把本来是奉旨上山充当“援兵”的林彪,描绘成了“喧宾夺主”的主角,似乎林与彭德怀不合并想取而代之,因而主谋打倒彭德怀。胡乔木就说过:“毛泽东所以起用林彪,是因为林反对彭德怀。”(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698页)而且在对彭及其“军事俱乐部”成员的批判中,本来是几乎所有与会成员“群起而攻之”,有的领导人发言对彭的攻击甚至比林更“击中要害”,可在权威性的党史著作里“点名”记载的只有林,其他人的言论却“忽略不计”。譬如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不仅对彭“落井下石”,还再次起劲地鼓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可刘的这个讲话,在许多党史著作里秘而不宣。

“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那番讲话,如今被当作反面教材遭到痛批。《中国共产党历史》评论道:“林彪的发言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这对正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P598页)张素华在《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更是把毛泽东没有深刻反省失误和不作深刻检讨的原因,归咎到林彪的讲话上:“现在看来,林彪的这个讲话,对毛泽东产生的影响是相当负面的。他首先增强了毛泽东继续坚持‘三面红旗’的决心,并进一步对持批评态度的同志,产生了不满;林彪对‘付学费’的理论阐述,影响了毛泽东进一步深刻反省自己的失误,使他更有理由原谅自己,因而把一场可能在决策层面上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深层检讨,化作了轻飘飘的一句话:因为没有经验,因为这是付学费,而这个学费还是必须要付的;……”(P146页)其实,林彪所讲的这些内容,周恩来也说过相同意思的话。还在林彪没有讲话之前,在讨论会议的报告稿时,也就是在彭真说毛泽东有错误、应检讨的话时,“周恩来大概在担心什么。他很快发言,从另外一个角度表示:在讲责任方面,要从我们自己身上找原因。他说,……主观上的错误,要着重讲违反毛泽东思想,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如果不违反‘三面红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的确成绩会大些。……主席早发现问题,早有准备,是我们犯错误,他一人无法挽住狂澜。”(P110页)把林彪的讲话与周恩来的讲话放在一起对比着看,除了林的话比周的话更“精辟”之外,其中心思想都是一致的,都有“护毛”的嫌疑。张素华也不得不承认:“……现在看来,周恩来这样讲,未必利大于弊。”(P110页)张素华对周恩来的讲话虽然“批评”得过于委婉了一些,但总比那些党史著作故意避而不提要实事求是一些。

文革本来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部署、亲自领导、亲自指挥的,他多次说过文革是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了)。甚至在毛去世之前,他最牵挂的事情不是国泰民安,而是他死后文革是否被翻案,因此他对刚被“解放”出来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就放心不下,盖因邓上台之后所搞的一系列整顿就有“翻案”之嫌,当“四人帮”向他汇报邓的“翻案”言行时,他一句“翻案不得人心”就把邓再次打倒。由此可见,文革与毛简直是“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然而如今一说到文革,人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原谅毛泽东的错误,而对林彪、“四人帮”恨之入骨,好像文革是他们搞起来的,他们成了文革的罪魁祸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说法是:“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里的“反革命集团”,即指林彪和“四人帮”。胡乔木在《与美国记者白修德谈毛泽东》中,更是极力淡化毛与文革的责任,竟然对文革作出这样的解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所说,把一个魔鬼从瓶子里放出来以后,就很难收回去。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要人物表面上非常尊重、绝对服从毛泽东,实际上不完全是这样,很多事情是他们干了,然后报告毛泽东或不报告。毛泽东对这些事情不是完全能够控制的。……毛泽东在他后期不像在早期那样,对任何事情都了解得很清楚,亲自处理。他只能依靠一些他所相信的人。而这些人只选择一些愿意让毛泽东知道的事情报告给他。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在那时,党是由一批非常残酷的分子把持着。”(引自《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697页)胡乔木的言下之意,毛泽东在文革中似乎是处于“被动”局面,被林彪、“四人帮”“架空”了,因此文革的错误和责任就理所当然地归罪于林彪、“四人帮”。

王年一针对毛泽东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究竟谁利用谁的问题发表评论说:“说毛为林、江所利用,并无根据。‘文革’的‘伟大战略措施’都是毛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林、江在文革中确实做了坏事,但都是在毛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作的。‘文攻武卫’也是响应毛的号召。毛要武装左派100万,才有‘文攻武卫’一说。至于抓个保姆,抓个厨师,只是小打小闹,并不决定文革的走向。江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做了不少手脚,但是打倒刘是毛下的决心,不能归罪于江。”(转引自《究竟谁利用谁?——对<决议>中关于文革定义的评析》,《共识网》2011年12月13日)从林彪为毛泽东三次“救驾”的历史事实,不就可以清楚看出“究竟是谁利用谁”么?毛泽东曾经自豪地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刘少奇曾经无奈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笔者认为,历史由谁书写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谁书写的历史要真实可信,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12年3月29日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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