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了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以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他也应该料到，那场斗争，将在华国锋等人和‘四人帮’之间进行。这些斗争将有如何结局，实在是世事难料……”但是，仅凭着这个也许，毛泽东作出了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
邓小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鼓掌（图源：AFP/VCG）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两次被打倒。一次被下放到江西，一次被禁锢起来，冒着被暗害的危险。而他的复出又是同“天安门事件”联系在一起，这成了当时两个敏感的话题。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于1975年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这种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在此期间，毛远新经常在毛泽东跟前搬弄是非。他在1975年9月曾告诉毛泽东，现在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恰好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等几个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两封信，这使毛泽东感到不悦。他由此认为，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他把这件事同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起来，断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希望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让邓小平主持通过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些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这个决议，就可以堵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异议的人的嘴，使他们不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想给邓小平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观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还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随之而来的是，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1976年2月，华国锋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华国锋分批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甚至认为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还是留了一定的余地，说：“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
华国锋在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时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经毛泽东审阅过。华国锋还强调说：要在学习毛泽东“重要指示”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他希望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要“转过弯来”。随后，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的讲话向全党作了传达。
毛泽东虽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但是，他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仍留有余地、甚至寄予某种希望的心态。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但毛泽东两次都把邓小平的问题当做内部矛盾，对邓小平的处理都留有余地。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看中了邓小平的才华。而且邓小平的性格又很像毛泽东，就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所以，毛泽东很欣赏邓小平。他不只一次地在公开场合下评论过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为了推选邓小平当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当着70多名中央委员的面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
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评价邓小平：“他呢，有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在20世纪30年代曾作为“毛派”的头子第一次被打倒。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件事时还说，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
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多次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很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他的品格。毛泽东也预感到，他去世后，中国政坛上会有一场较量，这场斗争很可能是在华国锋同江青这几个人之间展开，“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他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发生。华国锋的资力毕竟太浅，能否驾驭局势，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问题。他临终前，两次见叶剑英，似乎想表达什么。叶剑英也在猜测，毛泽东是不是“还有什么嘱咐？”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毛泽东“以一种特殊方式”把邓小平保留下来了。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了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以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他也应该料到，那场斗争，将在华国锋等人和‘四人帮’之间进行。这些斗争将有如何结局，实在是世事难料……”但是，仅凭着这个也许，毛泽东作出了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在未来不可预知的岁月中，邓小平，以他极其独特的品格和极强的政治生命力，绝不会就此沉沦，也许，在某个时刻，在某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还会赋予他以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党籍的这一决定，对于邓小平今后再次复出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是不可忽视的。”
对邓小平来说，毛泽东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还指定专人和部队保护邓小平的安全，并明确交代“别人不准插手干预”，也就是不准“四人帮”干预这件事。4月8日，邓小平提笔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对中央的决议表示拥护，对继续保留他的党籍表示感谢。
在江青一伙被隔离审查的第二天，还处在“禁锢”状态的邓小平终于得知了他盼望已久的消息。传递这个消息的人是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因担心家里安装了窃听器，全家人就聚集到厕所里，听贺平讲完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终于度过“一生最痛苦”时期的邓小平，不禁感叹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