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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仲维光:“从此开始 我绝对不说一句共产党好话”

—两种人生、两种文化的对抗——我和张承志文革冲突五十年答客问

作者:
我那时告诉自己,从此开始,我绝对不说一句共产党好话,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此后,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包括在工作期间、继续上学时填写的各种表格,以及不得不写的工作总结,我再也没有说过热爱党,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好话,坚持拒绝写所谓入团入党的申请书。这个坚持,以及那两个我的终生任务也就决定了,七零年后我绝对不会进入那个社会,沿着阶梯而上。因为那对我是个绝对的耻辱。

3.

要更深刻地了解文化革命中我们之间的冲突的影响及意义,了解六八年后的十年我们俩人的经历的不同是必要的。它几乎可以让人一下子看到我们之间在其后整个的人生道路,文化思想追求的不同。为此我在此简略地描述出那次冲突后,六八年后的十年,张承志和我的两条不同的人生轨迹。

由于文化革命时的对抗性涉及到族群性的迫害,即建立在阶级、党群性上的压迫及迫害,而这个迫害实际上涉及到做人的尊严,以及人天生所要求的平等自由问题。因此,在文化革命中强烈地不加掩饰地表面化了的对抗,以及伴随与此的我们那代人的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灵、精神上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个烙印对任何一个人,几乎都可以说一生永远清除不掉。尽管时值于今很多人把它们埋到了心灵深处,甚至已经有很多人带着这一切离开了人世。但是,那道产生于阶级斗争,共产党特权的对于和他们不同族群的人的蔑视及迫害的伤痕,永远会是我们这两代人理解社会、回味人生的背景底色。

文化大革命中被老红卫兵激发出来的公开对抗,在六八年开始的离开清华附中,走向社会的潮流中,我们两派人的分手没有任何人世间同窗、校友离别的依依之情。反而是形同陌路,甚至是恶狠狠的别离。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高六三二的老红卫兵张明在分手时,对我们这派较为温和的宋海泉面对面直接地说:你们代表的是地主、我们是贫农,二十年后我们再见。

实际上这样的能在分离时还能够对话,在当时已经属于罕见。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那时已经到了迎面走过也从不讲话的地步。张承志是红卫兵中的极端分子,当然更是如此。他是我们学校开始上山下乡运动中走的较早的一批人。我只记得他是和老红卫兵中的纠察队中的几个初中队友一起在六八年秋天到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此后,有很多年我基本上不知道他们的消息,只是依稀听说一九七二年,工农兵上大学他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一九七五年由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考古工作。

现在网上看到的介绍他的书面文字说:他七二年考入北京大学,那根本就是胡扯!一九七二年是他们六六年砸碎高考升学制度后,工农兵占领大学的开始阶段,根本就没有考试,百分之百地是实践了他们的理想,由党组织推荐上大学。而获得推荐的当然只有那些所谓根红苗正,表现极为忠于共产党的人。由于进入大学的很多人立刻显现出程度太差,为此,次年,一九七三年这个推荐上大学曾经试图适当增加一些考试。但是,立即就出现了白卷英雄、公开抵制考试的张铁生。这个抵制马上就成为一个历史性的事件。

在那一段历史时期,七十年代上半叶,虽然上山下乡运动一直在不断地展开,但是老红卫兵中的一部分人几乎在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同时就参了军,另外一部分根基一般的人虽然下了乡,但是在当地一有抽调回城的可能时就立即离开了农村。像张承志这样,在七二年就能够被推荐上大学,或者说以工农兵的身份继续六六年红卫兵的“伟业”,去占领大学的,可以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在那一代人中是最好的出路。所以,平民子弟和依附于共产党的权贵子弟在社会中境遇的不同,在七十年代初期依然在加剧。张承志也依然是受惠者。他的进入北京大学可以说是他们积极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胜利成果。

由于那些年我们这两个群体的人几乎不来往,因此那些年我得到的只有些风传的消息。我听说,我们班的陶正,虽然出身不好,但是从一九六六年前就紧紧地追随干部子弟,拥护阶级路线,此后成为红卫兵中少有的“表现好”的“狗崽子”。他插队后也继续了革命道路,与张承志一样也被推荐占领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的学习位置。七五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和毕业于师大女附中的高红十等人一起创作了文革时期的诗歌样板“接班人之歌”,从而成了比张承志还先期成名的作家。

我不知道张承志在当时的那个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右倾运动中做了些什么,但是我相信,他所在的历史系,以及他不甘寂寞的性格,即他从坐胎于共产党子宫中带来的所谓革命性,决定了他一定会和陶正一样,在那时会继续他们六六年投身文化大革命的战斗豪情,积极有所作为。

在遭遇到失学、社会动荡,甚至被抛入到社会底层的我们那代人中,张承志在社会中始终是幸运的人。他由北大历史系作为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在那个年代这个工作当然是难以想象的好的高级工作。张承志在那里经历了七六年四五事件,以及当年十月粉碎四人帮,我同样相信,在这些运动中,他不仅不会参与平民们的不满运动,甚至也不会参与为周恩来喊冤的党内不同声音的活动。因为即如我的了解,他和陶正这些人,从来都没有过反叛精神。由于这些内容,都是社会学研究、文化分析需要了解的重要内容,所以我相信,一旦有了真正认真研究张承志作品的研究者,一定都会被发掘出来。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集团在党内失败后,社会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实在说当然不会有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乃至文化思想都没有任何改变,有的不过是一些政策的变化,社会稍微宽松了一些而已。对此,张承志的经历是最好的说明,因为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张承志七六年后的思想及经历和六六年时没有任何不同,和七六年前没有何变化。张承志的经历在继续——他在七八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语言系学习,在翁独健教授的指导下所谓研究蒙古族及北方诸民族历史。

在我看来,这样一位彻底意识形态化的人是不会有研究能力的,他能够从事的只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及煽情。果然,同年他在党的最高文学刊物,《人民文学》第十期上发表了《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从而在那一年获得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一九八一年,他硕士毕业,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同年发表中篇小说《黑骏马》,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那十几年,尽管社会似乎有时有些动荡,有时有不同的水温,但是他在这个社会可说是如鱼得水、一帆风顺。此后他继续获得了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成为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为此,这也就用不着我再评论什么了,因为单就这些历史事实,在文化史中已经足以说明很多问题了。

4.

对比张承志们,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改变了,决定了我这一生的道路。我从一个认为我应该学习自然科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六八年后转向人文科学。

抽象地决定我走向这条道路的是人间的不平,被文革发生的族群迫害所激发出来的对个人自由的向往,以及每个年轻人都曾有的,希望一生能有所作为,轰轰烈烈的生命一场的冲动。

具体的则是那时对毛泽东的信仰及现实,即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一次,走资派还在走,特权阶层的问题是长期的,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它让我在一九六八年希望:第一,能够弄清楚这些问题,第二,未来自己的生命对社会能够有所贡献,活的更有意义。第三,中国文化传统,先哲告诉我们的,要成人就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要在艰难中砥砺自己。

为此,我六八年秋天下决心放弃留城工作,去插队,获取更大的自由度。

一九六九年四月我到吉林洮安县插队,并且开始按照自己的计划读书。我准备先打好哲学基础,然后按照马克思的思想轨迹进入经济学。因为那时的脑子里只知道这一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问题是认识一切政治及文化问题的基础。

当时我们带到乡下数百本书,当然大部分是仅能够得到的马列著作。我那时规定自己每天一定要读五十页书,读不完,不许自己睡觉。此生步入哲学是让我始料不及的,因为在我读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之后,读到列宁的《哲学笔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就产生了强烈的质疑。现在想来大约是从列宁的《哲学笔记》接触到的他对于马赫的关于感觉、认知、思维等问题的批判。被列宁批判的马赫的这些思想,我虽然毫无了解,但是出于一个少年的直觉,它们激发出我的好奇,导引我沿着这个方向继续提出问题。

一,凭什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可以断言人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这是把人的感觉绝对化、并且把人们的感官感觉到的现象不假分析证明地等同于世界。

二,既然世界是一分为二的,那么对立双方就没有谁好谁坏的问题。因为没有左就没有右,左右冷热没有谁好谁坏,谁必然地一定存在,谁要被消灭、克服。如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如此。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

……

如是众多的疑问,使得我从六九年秋季,模糊地开始了自己的认识论的探索,我所固有的经验主义的气质被唤醒。那年冬天回北京,在政治上读了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后,我更进一步看透了共产党,从而从思想到现实开始彻底地背叛出这个社会。那时我痛彻地感到,自己整个前二十年被共产党和毛泽东彻底地欺骗了,痛心自己居然如此愚昧地跟着他们搞文化大革命,如此简单的问题我竟然看不到,从而开始更为彻底地反省自己,反省中国社会现存的政治、社会及文化。

大约就在六九年夏天到七零年夏天那一年,我从插队时的追随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而转向了自己这一生走到今天的目标:第一要说清楚马克思主义问题、共产党问题;第二以颠覆四九年后的那个知识界为自己的任务。

我那时告诉自己,从此开始,我绝对不说一句共产党好话,无论公开还是私下。此后,我信守了自己的诺言,包括在工作期间、继续上学时填写的各种表格,以及不得不写的工作总结,我再也没有说过热爱党,说过一句共产党的好话,坚持拒绝写所谓入团入党的申请书。这个坚持,以及那两个我的终生任务也就决定了,七零年后我绝对不会进入那个社会,沿着阶梯而上。因为那对我是个绝对的耻辱。

一九八七年我因为批判自然辩证法而和当时北京的哲学界以及《哲学研究》,乃至《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发生冲突,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的阎康年在一次听完报告,步行回所的路上直接警告我,你这样做还想不想在所里提职称,分房子?我坦率地告诉他,从我走向这条路就一没有想提职称,二没有想到过房子问题。我想的只是弄清楚思想问题,在能够说的时候说出来。这其实不过是我七〇年时立下的志愿,阎康年和自然科学史所其他那些人当然不会了解,所以他们居然以为恐吓和打击我会是有用的。

一九七一年我开始自学外语,数学和物理,为了更加有效,七四年我选择了中学物理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那时我所在的那个老三届中学生群体,在黄皮书、灰皮书等有限的西方著作的影响下,在文字和思想上已经彻底地崇尚那些没有党气的文字,所以觉得当时流行的那些充满革命豪气的如“公开的情书”,“接班人之歌”等——愚不可及!我们推崇的是敢于反抗、背叛,是敢于堕落及蔑视社会的规范。

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这是那时我为自己立下的另外一个信条。

一九七五年夏天,因为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后来的导师许良英先生认为可能需要准备第二次革命来反抗继续进行文革的毛泽东。他为此希望认识些年轻人,而约我到商务印书馆会面。我们见面后立即就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而争执起来。我当时已经变成一个自觉地经验主义者,推崇罗素,希望自己能够继续走自由主义道路,继续经验主义思想的探索,试图从认识论上来说明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一定是专制的。为此,我在和许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中,不仅对他回忆了我自己在认识论上的觉悟之路,而且用解冻后的苏联年轻人质问赫鲁晓夫一代人的口气直接问他:你读过爱因斯坦以及其它西方著述,为什么会走向共产党,甚至跟着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迟迟不能够觉悟?你难道对此没有反思!许良英先生把错误归咎于毛泽东而非共产党,他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论思想,坚决否认我的看法,即他认为政治问题和认识论问题毫无关系,换言之就是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和专制毫无关系。围绕这个问题的对抗贯穿了此后我和他二十八年的交往,最终在二〇〇三年最后决裂。

在认识论方向上对于专断思想根源的探索,对于马克思主义以及它所孳生出的共产党极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的探索,在当时的中国大陆,我只能在黑暗中孤独地探索。由于这个境遇,那个时候我为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设计的道路是,如果能够在思想上做一点介绍工作,能够为中国社会做到薪火相传我也就满意了。

七十年代中期我得了严重的肝炎,最严重时,转氨酶在五百以上持续了五六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终究辗转缓慢地、彻底完成了数学及物理的训练,完成了物理学硕士的学业,从而有了一个基本的研究思想的能力。八十年代后,我由意识形态问题入手进入极权主义专门研究,最后在最近十年转入更为广泛的,导致最近一百年世界性灾难的后基督教社会文化思想问题的研究。

我确实没有想到,此生居然能经历到世界的巨变:共产党集团居然在我有生之年彻底崩溃。当然我也更没有想到我的思想,不仅大略完成了最初的设想,而且天道酬勤——有所发现,有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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