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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政局看似纷繁复杂，真看懂了却无比简单。二战以后，所有自由阵营国家都远眺着华盛顿的方向标，白宫换了个左翼总统，就集体左转，白宫换了右翼主人，就向右看齐。在这过程中，与非自由阵营的媾和、摩擦、对立，都由左右方向所决定。套句物理学定律，这叫“强美国作用”，比E=mc²公式还简单。
二战以降，欧洲各国处在左翼不断发动攻势，企图一劳永逸地消灭或转化右翼势力的过程。德国、法国，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德国是共产党的发源地，社民党（恩格斯和考茨基的党）是魏玛时代的执政党，二战后60年代到80年代连续执政16年，而法国的戴高乐就是左翼分子。北欧三国奉行社会主义，社民党连续执政六七十年，意大利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但在九十年代以后也左翼化。
孤悬海外的英国，也逃不过左翼当道的命运。早在1924年，苏共政治局成员、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致信英国共产党，要求不惜一切支持工党赢得大选上台执政。二战期间，保守党与工党合组战时联合政府，首相邱吉尔注意力集中于海外和军事，国内事务由工党副首相艾德礼主持。工党趁此机会大肆宣扬福利主义、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国有化，并声称社会主义在英国不是乌托邦，很快就能实现。1945年，工党靠着这套模仿苏联计划经济的政纲“贿赂”选民赢得大选，邱吉尔和保守党黯然下台。1947年，工党宣布英国正式成为全球第一个福利国家。从此，高福利+高税收+国有化一直是工党的致命大杀器。其他国家亦步亦趋，福利主义和用高福利买选票的左翼政党便在欧洲大行其道。
由于有美国的保护，欧洲自由国家可以大幅降低军费支出，执政的左翼政党有更多的钱可以大搞福利社会。例如，瑞典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由1950年的3%上升到1981年的12%。葡萄牙1974年革命前，政府支出在GDP占比20%，主要花费于军事和基建；革命后，社会福利一举将政府支出推高至GDP的46%。但高福利无异于一种毒品，民众普遍变成吃福利的懒人后，便瘾入骨髓，再也无法回头了。
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欧洲原油供应紧缩，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各国没钱了，于是进入了“福利国家危机”。瑞典的社民党试图压低福利、削减赤字预算，却导致大选失利，结束了连续44年的执政党地位。胜选的中央党政府迫于财政困难，不得不提出了紧缩开支、削减福利，遭到民众强烈抗议也无奈下台。于是各派政党为讨好选民，只能不断提高福利水平，造成“福利超载”，国家靠借钱度日。
福利主义横行的同时，另一波左翼浪潮——欧洲一体化亦开始泛滥。
欧洲一体化的第一个推手是美国的民主党。1947年3月，美国民主党参议员富布赖特、托马斯，众议员博格斯等在国会提出决议案：“国会赞同在联合国的框架下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1950年后接棒的就是法国、德国这两个左翼政党执政的国家。欧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左翼组织，其理念是先将欧洲一体化，再进而将全球推向一体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超级乌托邦理念。
欧盟的理论推手当数法兰克福学派和其它“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如哈贝马斯、安东尼·吉登斯等人。他们声称，欧盟正在实践“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最近，当欧盟面临脱欧风暴时，哈贝马斯公开说，绝不能允许欧洲这个“文明社会的项目”失败，全球共同体很有必要，“如果欧洲项目失败，多久能回到现状的水平就是个问题。还记得1848年的德国革命：革命失败后，我们花了100年时间重新达到与革命时期同样的民主水平。”撇开“民主”之类的修饰词，这是明明白白地将欧盟的性质与马克思、恩格斯亲自参与的“1848年革命”等同起来，其对左翼的重要可想而知。
法兰克福学派对欧美左翼最大的贡献是从理论上开启了“反文化”运动，用激进女权主义、LGBT、毒品、暴力犯罪、性革命、迷幻摇滚等形式将文化马克思变成叛逆思潮，让年轻人气势磅礴地站起来反对四五十年代父辈的价值观，包括反冷战、反越战、反基督教、反种族隔离……
1968年，受中国文革影响，在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左派推动下，法国爆发五月风暴，席卷西方国家
左翼极力推动的欧洲一体化项目，四十年间经历了三次挫折。最重大的冲击来自于英国右翼领袖撒切尔夫人，她坚决反对欧洲统一货币，认为欧盟是“社会福利政策的试验品”，建立欧元区“可能是当代最愚蠢的举动”。正如梅丽史翠普主演的电影《铁娘子》里描绘的那样，她在布鲁塞尔一个人单挑整个欧共体，“在一群满脸怒容、纷纷用德国、法国、意大利的口音兴师问罪的欧洲领导人中，英国女首相显得处境极其孤立“。但她毫不退缩，痛斥那些左派官僚：你们妄图建立的乌托邦式超级国家将是一个由德国主宰的、为经济危机所累的“巴别塔”。
为什么至今欧盟区都在用欧元结算，但英国还在用英镑？
撒切尔夫人当初一直无法容忍英镑要用欧元结算。在以首相身份接受的最后一次采访中，撒切尔夫人指出放弃财政主权的危险，“我们将要拥有一种我们根本无法控制、连利率都不能由自己来决定的统一货币吗？”下台后，撒切尔夫人仍孜孜不倦地告诫英国民众：“英镑加入欧元体系是出卖英国的主权”、“英国放弃自己的货币永远都是个错误”，“我认为，不管是从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发展方面来看，单一货币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什么时候失败、失败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现在还不清楚。”
正因为坚决抵制欧元区，撒切尔于1990年被保守党同僚出卖暗算。亲欧派没办法在选举和公开辩论中打败撒切尔夫人，于是由保守党叛徒挑事，副首相退出内阁，然后以此为借口党内逼宫，再联手工党在国会对她发起不信任案。撒切尔夫人无奈黯然下台（小说版《纸牌屋》对此有真实记录）。而美国辉煌的里根时代也在两年前宣告结束。无能的老布什总统捱过了一个任期，左翼民主党终于重登大宝。克林顿上任，欧洲左翼闻歌起舞，松散的欧共体也迅即签约生效变成了强有力的欧盟，欧洲货币管理局、欧洲央行宣告成立。1999年欧元开始运作，欧元区覆盖欧洲多国。十年之后，欧债危机爆发，十八年之后，英国脱欧。撒切尔夫人的警告可谓高瞻远瞩。
1979年撒切尔出任首相时，接手了一个烂摊子，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英国已被工党长期实行的福利制度瘫痪。产业的国营程度接近东德，缺乏活力。英国经济陷入严重滞胀，收入税高达83%，GDP增长率不足2%，通货膨胀率则有22%，失业率居高不下。而受纵容的工会还在罢工，要求制定保护条款、要求加薪，使通胀愈演愈烈。
上任第二天，撒切尔夫人就派出骑警冲击街头的示威群氓、手挥大棒赶走罢工的利物浦矿工，一夜间打懵了一百多年来处于绝对强势地位的英国工会。镇压了工会后，撒切尔夫人马上推出全新的预算案：大规模减税、大规模减少公共开支、大规模出售国企、大规模出售公租房，同时将“国企”全盘“民营化”。反对改革的内阁成员被她无情撤换，其果断甚至超过今天的特朗普。在保守党大会上，她训斥党内的温和派（建制派）是“爬不动的螃蟹”。不甘心失败的工会发起了1980年和1984年大罢工，左翼组织也在城市里发动骚乱，悉数被其铁腕镇压。
她大刀阔斧的改革，使战后英国再次崛起。产业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激活了经济的一潭死水；削弱工会，降低了解雇成本；削减福利和政府开支，降低税收（个人所得税的基本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从83%减少到40%），重建了英国的中产阶层；采取稳健的金融政策，让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整个80年代，英国GDP增速达5%，通胀率则下降到4%，普通居民持有大企业股票的比例从7%上升到20%……一部纪录片里如此形容撒切尔时代的英国：“人民富有了：买房子，消费，跳舞唱歌喝酒。”BBC则用一句话赞扬铁娘子的功绩：“撒切尔夫人挽救了英国经济。”
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与大不列颠差不多同时启动了右翼改革。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著名的“经济复兴计划”，包括削减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同时减少货币供给，扩展自由贸易，以此政策组合全面取代自罗斯福新政时代以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该复苏计划以大幅度减税为核心，个人所得税率由原来的70%削减为50%，1986年后降到28%；资本利得税从28%降到20%，企业所得税率从46%降到33%，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幅度的减税。
里根的减税政策犹如魔法。祛除了社会主义蛊毒之后，美国漫长的萧条期终于结束了，黄金盛世开启了。从1982年到1999年是美国经济的超级扩张期，被称为“20世纪最持久的繁荣阶段”。实际上经济的强劲增长直到2007年才告结束，整整延续了25年之久。这1/4世纪里，美国创造出的财富远超过前两百年的总和，经济总规模比70年代后期翻了两番，在经济史上绝无仅有。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反共、反苏问题上同样有着高度一致的共识。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就严厉批评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缓和政策。里根入主白宫后，就立即制定了对抗苏联的战略。在英美两大保守派的主导下，西方国家不再与70年代一样处于哼哼唧唧的守势和劣势，而是积极从价值观宣传、经济封锁、军备竞赛等多领域全方位对苏联发动进攻。
里根在演讲中怒斥苏联是“邪恶帝国”，可谓前所未有之举。而1981年对苏联展开经济制裁，数年后晋级为经济战——说服多个国家提高石油产量，导致油价大跌，使苏联经济损失数百亿美元，亦可谓今天特朗普贸易战的先声。
1983年的北约峰会上，撒切尔夫人大力支持里根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换取与苏联互相废核。她先在苏联人面前扮演“中间人”，让苏联谈判解决欧洲导弹对峙的局面，又在里根面前扮演“先知者”，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合作的人”。1987年12月8日，苏联和美国签署了《美苏关于销毁中程和中短程导弹的条约》。这个条约拔掉了苏联武装的牙齿，为瓦解苏联及其卫星国奠定了基础。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
这两位“政治上的灵魂伴侣”，还拉上了罗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等人结盟，共同构筑保守主义战线，坚决对抗共产主义。撒切尔夫人还牵头成立了包括西德、奥地利、葡萄牙、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和冰岛等30多个国家、40多个保守主义和基督教政党在内的欧洲民主联盟，即保守党国际，以与主张高福利、混合经济体制、依靠国家计划调节经济的社会党国际相抗衡。
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被称为政治上的“灵魂伴侣”
对国际共运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有个“社民党国际”，就是由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把持的第二国际，那这个“社会党国际”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社会党国际由英国工党发起、1951年于西德法兰克福成立、总部设在伦敦，是主张社会主义的政党的国际联合组织。它的英文名称Socialist International（社会主义国际），与第二国际的正式名称完全一样。
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里的各国政党为了工人应该保卫祖国、还是应该继续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而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暂停活动。列宁听闻兴奋得手舞足蹈，连忙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利用十月革命的既成事实，大造声势一举夺得左翼的“正统”地位。二战期间，斯大林为了让美英反苏右翼在军援问题上无话可说，主动停止了第三国际的活动。二战之后，英国工党（前身费边社，列宁的好基友）与德国社民党（老牌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政党）便合谋重建第二国际。这个1951年版的“社会党国际”，就是八十年前恩格斯的第二国际的再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盟国汲取了30年代大萧条的教训，认为大萧条造成的失业及贫穷问题为极端意识形态提供了支持，失业贫穷问题为极权主义提供了土壤，尤其造就了威玛共和的崩溃和纳粹德国的崛起。以美国民主党政府、英国工党政府为首，连同西欧、北欧多国的形成了战后共识，即“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标榜国家资本管制、全民就业和福利国家，成为了欧洲民主不能分割的一部分。欧洲乃至全球自由国家，由此被拉入高福利陷阱。
这些高福利国家的底层，便是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即扩大政府开支，实行财政赤字，刺激经济，维持繁荣。在凯恩斯经济学方法论里，增加货币供给=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失业减少、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减少货币供给=需求减少、经济停滞、失业增加、物价下跌、通货紧缩。
所以，采取“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治国理念就是，不断增加政府开支，不停大基建，日以继夜地开动央行的印钞机，无限银根宽松。用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术语，就是“量化宽松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四万亿”……这种被“马歇尔计划”、“战后重建”等大基建项目刺激起来的泡沫经济，在七十年代受到苏联的军事挑战，再加上高油价的压力，就像个吹成一平方英尺的避孕套一样，砰然爆破。
撒切尔与里根共塑的世界“大右转”，造就了二战后欧洲第一次右翼政党回潮，也摧毁了这种“战后共识”。
然而，对于在危难之秋挽救了美国和欧洲，还消灭了苏联帝国的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并不像人们所想的，全世界都把他们看作伟大的偶像。在泛左翼看来，他们是福利制度的邪恶破坏者。撒切尔夫人被保守党同志出卖，黯然下台的那一天，英国下议院外面聚集了大批人群载歌载舞，高唱《叮当！巫婆死了》。里根第二个任期的中期选举，美国左翼揪住所谓的“伊朗门”大肆炒作，重夺议会控制权，将里根政府变成“跛脚鸭”政府，如同今天民主党企图炒作“通俄门”败坏特朗普的任期。
里根去世后，左翼列举了他的12条“罪状”——加剧贫困、险些引发核战、减税济富、压制工会、引发中美洲血战、支持南非种族政权、摧毁发展中国家经济等等，声称这是里根“对美国和世界所犯下的罪恶”。左媒发表的文章认为：“罗纳德·里根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和种族的分裂，留下一个更加卑劣和危险的美国及世界。”比尔·克林顿，这个喜欢拉开裤链的瘾君子，从无能的老布什手上夺回民主党丢失了12年的总统宝座后，立刻重回高福利和增税的“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老路。靠着里根打下的经济繁荣底子，夸夸其谈的格林斯潘配合着“货币宽松”、流水般大印美元，再次吹出一个越来越大的经济泡沫。他们把这个泡沫时代称为“克林顿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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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美国的经济是真实的繁荣吗？在这场泡沫经济中，总体财富确实增加了很多，但大部分财富是纸面财富，都落在Top1%的富人手上，中产阶级几乎没有受惠。
克林顿八年任期内，拉大了美国贫富差距，1992年最富1％的财富占全国13.5％，2000年占16.5％。总体生活水平看似提高了，但这种提高实际上来自于中低收入阶层的借债行为。克林顿通过了不少对大企业和华尔街有利却对平民有害的政策。克林顿在1999年签署了《格雷姆-里奇-比利雷法案》，废止了要求金融机构将传统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分离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还阻止了一个监管衍生品市场的法案。正是克林顿的这系列举措，导致了2008年的次贷危机。2017年，特朗普上台不久，即表示考虑拆分美国大银行，回到过去的监管体系，支持重新订立现代版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克林顿还做了一件几乎将美国影响巨大的事，不过中国则抓住了这个机会迅速崛起，就是“国际产业转移”。民主党的卡特担任总统时，于1979年与中国建交，并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八十年代，中国依靠这个待遇，逐渐走向准市场经济，从穷国堆里爬了起来，于是有了经济和文化的“小阳春”。但八十年代末尾那年之后，美国国会每年都就是否要推翻总统继续让中国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决定发生激烈辩论。直到克林顿上台后，国会大多数意见还是认为美国应该在对华政策上更强硬。但克林顿多次表态支持中国“入关”，一步步扭转了舆论。
1994年克林顿总统宣布继续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并宣布不再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是否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挂钩。不久，美国签约让中国“入关”。1999年，克林顿政府支持中国“入世”。2000年克林顿发表演讲称：“中国不只是同意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它还将同意引进民主国家最珍视的价值观之一：经济自由。中国越是开放经济，就越能充分释放人民的潜力——他们的主动性、想象力和非凡的进取精神。如果投票反对与中国建立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美国将失去就业机会，因为我们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的竞争对手将占领我们本来可以服务的中国市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仅仅关乎我们的经济利益，这显然符合我们更大的国家利益。我正在尽最大努力说服国会和美国人民抓住这个机会。我们美国的公司将首次能够在中国销售和分销美国工人生产的产品，而无需被迫将生产转移到中国、通过中国政府销售或转让有价值的技术——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可以在不流逝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出口产品。”
克林顿的如簧巧舌说服了华盛顿的所有精英分子，除了一位律师罗伯特·莱特希泽。在里根组阁初期，莱特希泽就已经出任美国贸易代表副代理，并参与了对日本、欧洲和苏联的多轮贸易谈判，以作风强硬著称。1985年后他去了著名的世达律所，但并没有离开老本行，而是用其拥有的专业法律知识为美国企业和产业工人打官司。克林顿极力鼓吹让中国入世时，律师莱特希泽就撰文警告，绝不能允许中国加入WTO，否则，奉行重商主义与零和博弈的中国将会对美国敲骨吸髓，到时“几乎没有哪个美国制造业工作是安全的”。
在华盛顿之外，美国的劳工、环境和人权组织联盟也都表示反对。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专家曾在2000年预测，如果允许中国入世，美国制造业将丢失近百万的工作岗位。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后，外国对华投资从2001年的470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11年的1,240亿美元。
由于克林顿常年推销的“中国庞大的市场前景”，并且从政策上放开了投资和进口限制，大批跨国公司进驻中国，制造业放弃了成本较高的美国，纷纷跑到大陆设厂，尤其是机械和电子产业，使中国一跃而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对美出口飙升。这就是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
早在上世纪50～70年代，美欧就完成了第一次国际产业转移，先是放弃了轻纺工业，接着将部分造船、汽车、家电行业也抛出来。承接者是东亚，直接导致了“日本制造”畅销全球，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和繁荣，随后还带旺了东盟。这次产业转移对自由阵营大有裨益，转移的前提是严格防范了产业向极权专制国家转移。
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则是在民主党白宫的政治影响力下强行将产业向专制国家定向驱赶。西方国家首脑中，克林顿第一个在八十年代末尾那年后走进广场，随后积极与朝鲜修好，促使原本疑虑重重的日本、台湾、南韩加快了向大陆的产业转移。日本对华投资和ODA（政府援助）规模在1999-2000年间双双达到历史高峰。1997年索罗斯等美国基金大规模摧毁东南亚自由地区经济，也将金融、投资、制造业驱赶向专制国家。麻省理工学院的一项研究估计，仅1999年至2011年间，受中国商品的竞争影响，美国损失了大约240万个工作岗位，尤其是制造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城镇地区受到的冲击最大，铁锈州也由此形成。
克林顿对西方自由阵营的冲击，很多地方都超越了其民主党先辈。除了国内经济上一反前任里根总统的减税政策，重回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的老路之外，还极力推动“文化多元主义”。所谓文化多元，就是宗教平等、道德多元、价值多元，延续六十年代新左派对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信条”的大颠覆。同样也是支持女权、LGBT，支持伊斯兰教法的政治正确。后来的奥巴马不过是沿着克林顿开辟的道路奋力前行罢了。
在欧洲政策上，他一边支持欧盟成立欧元区，打算将美元的霸主地位拱手相让，一边支持北约干涉前南斯拉夫内战，在东正教国家内部、欧洲的腹部强行培植出一个伊斯兰教国家——科索沃。共和党小布什总统在福音派基督徒支持下继任，但他才能有限，在史无前例的911挑战中应对失措，错误地消灭了萨达姆的世俗政权，令恐怖主义在伊拉克扎根。在他任期将满时，又错误应对次贷危机，使其升级成蔓延至全球的金融危机。
尽管主因是克林顿种下的恶果，但小布什本人能力不足亦系致命伤。在他任内，共和党并不像里根时代一样，有清晰的理念和路径反击民主党设置的议程，这也导致共和党慢慢变成了一个跟随型的准左倾政党。2002～2005年，小布什政府拒绝在关税层面制裁中国，亦为中国对美国市场的大倾销开了绿灯。
奥巴马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临危受命的。2009年刚一上任，新政府便出台了高达7870亿美元的巨额刺激计划。这些拨款一部分用于稳定近乎崩溃的金融系统，另一部分则投入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社会福利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中。联邦政府意图通过巨额的公共花销，以刺激花销、提升就业率，进而重振美国跌入低谷的经济。然而事与愿违，近8000亿的经济刺激方案，换来的却是美国自二战后最缓慢的一次经济复苏。
奥巴马执政的八年间，美国年均GDP增长率仅为2.1%，比半个世纪以来的平均增长率整整低了百分之十一，表现远远落后于二战后任何一个经济周期。经济的连年低迷，也造成了民众收入水平的连年停滞。从2008到2014年的七年间，美国家庭年收入中位数有六年在逐年下降。虽然在2015年家庭收入水平开始缓步回升，却依然比危机开始时的2007年整整低了百分之四点八。显而易见，奥巴马施政的八年里美国经济走势十分不尽人意。
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位总统任期内，把美国的财富有条不紊地转移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外汇储备。美中之间巨额的贸易逆差就像每天一针高蛋白营养剂，中国由此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本身则陷入高失业、高福利、经济长期低迷的怪圈里无法自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