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中共资深理论家（属四大笔杆子之称）。1937清华大学毕业，赴延安。曾任社科院副院长兼马列毛研究所所长，1954年和妻孙历生及长女小红合影，时任中宣部理论处副处长。
拜读王友琴《孙历生和于光远》一文，兼及金钟先生的按语，对于中共摧残人性的罪恶至为愤慨。但愚意以为，已故的于光远先生作为家庭悲剧的受害者，其一系列举措包括：反右之后与入了另册的妻子离婚，一九七八年没有出席前妻的追悼会，以及晚年出版的《文革中的我》回避了孙历生的遭遇，对所有这一切应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氛围作具体分析。
于小红文章斑斑血泪回忆父母
正好《华夏文摘》发表了《白花丁香树》一文，作者于小红（1954─）是于光远和孙历生的长女，文中回忆其母一九五七年成为贱民后直到一九六八年七月去世期间的惨痛经历，并附有多张照片，使读者得以了解许多有关细节。
该文这样写道：
二十三岁的妻子被划右派（12/1957），父亲说他曾写信申诉，然而“孙历生”和一大批反右扩大化的被某中央领导大笔一挥“这些人不划右派，什么是右派”？无从再议，整批人全被划成右派。反右补课时（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
妈妈被送劳改（1/1958），去红星农场和“天堂河”农场。妈妈生病回京治疗，而且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太倒楣，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
不放心怀孕的妻子劳改，爸爸会甩掉司机，自己骑车百里送去营养品，因此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被定为“中右”后，爸爸面临更大的组织压力：要求离婚不许再见面。苗条的妈妈五月身孕瞒不了，组织上认为“干部离婚则可挽救”，明知人妻怀孕强逼人夫离异。
不听劝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劳改农场不得不让相见，但父亲走后，妈妈得到的待遇更差。别人让你隐瞒怀孕事实你偏不瞒，若妈妈坚持不离婚，她劳改犯也没有自己去医院堕胎的自由。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大舅舅建议肚中婴儿以后姓孙，由他收养，但爸爸坚持孩子姓于。姥姥说无论大人下场如何、孩子都由她带。大环境迫使下，妈妈挺著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怀孕期间不能离婚”法官视而不见，我和大妹妹判给了姥姥。
妈妈临盆，全家在院子里等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姥姥收养的女孩跑进来报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然而我们都不敢笑，平常时会和我们一起闹的他，坐地许久才站起来，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斑斑血泪，字字惊心，于光远岂无情无义之人？但“伟光正”残忍成性，他的家毕竟成不了挪亚方舟。“大环境迫使下”，一家人权衡利害，除于孙劳燕分飞别无选择。否则，连于也被压成齑粉，小红三姊妹与《悲惨世界》中之戈赛特何异？
所以，无论当时或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皆不宜就此事对已被列入“中右”的于光远说三道四，以免苛求于人之嫌。
谷开来的父母有类似遭遇
行文至此，想起谷景生少将（1913-2004）的事例。当年其妻范成秀在北京市委党校为一知识分子同事说话划右，已有四女且怀孕数月的范怕连累丈夫，提出离婚。谷却坚拒此议，深信十四岁参加革命的爱妻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结果因此遭降职使用，但他无怨无悔。谷将军此举广受称许，连“左王”薄一波也不得不表示“实在令人感慨和敬佩”。至于其后范产下之老五成了今日为人不齿的谷开来，纯属中共党文化毒藤结出的瓜，与谷将军无涉也！
倘谓均为“一二九”运动同仁，为何于光远不能效法谷将军？此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盖一来谷年长两岁，且资历较深，一九三五年已是中共北平市临时市委书记兼共青团市委书记，而于尚就读于清华大学；二来更重要者谷乃枪林弹雨中流血拼杀出来之将领，曾任志愿军十五军政委率部参加韩战（军长秦基伟，八十年代任国防部长），归国后任国防部五院即导弹研究院政委（院长钱学森）。身份如此显赫，其腰杆当然比一介文士于光远为硬。
事实上谷将军对发妻不离不弃，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是把自己的仕途押进去了。在中共高干中绝无仅有。若要求于光远步其后尘显然是强人所难。
再者，其另一半范成秀（1922─）乃范仲淹后人，又是太行山区出名的才女，当过游击队长。五七年纵然戴上紧箍咒，身份地位与孙历生也不可同日而语。孙只是普通中学校长之女、党校一般学员，无任何政治资本可言，只有被贬到劳改农场的份。于光远就算不跟她离婚，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再说于未出席七八年孙的追悼会，此事应可理解。其时“文革”仍未被当局全盘否定，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岂无难言之隐？但邓小平在当年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稿，即出自于笔下。众所周知该讲话开启改革开放大门，则于之贡献有目共睹也。九泉之下若孙英灵有知想必亦感欣慰吧！而于与孙所生三女之亲情在小红文中不是跃然纸上，且有照片为证吗？
毛暴政制造千千万万家庭灾难
总之，毛登基以来，洒向人间都是怨。历次政治运动给千千万万个家庭带来无穷的灾难，这笔帐要算在始作俑者毛头上，邓也欠帐累累，刘、周以下直至基层各级共干，恍如《红楼梦》贾府除了两头石狮子，没有干净的。“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过还是应该区分主犯从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由此想到，神州易帜一甲子，无数知识份子、文化人惨遭整肃，苦不堪言。反右、文革中，一众大师级人物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伤害了他人。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不旋踵他们自己也罹祸甚至命丧黄泉。最突出的如吴晗，一九五七年揭批所谓“右三帅”，风头一时无两。但一九六六年被推出祭旗，惨不忍睹。再如刘芝明，向新凤霞施压要其与吴祖光离婚，新凤霞坚拒而成内定右派，吃尽了苦头，好不容易熬过了文革，但半身瘫痪，再不能上舞台。相比之下，刘一九六八年死得更惨。
作为劫后幸存者，当然可以忆述吴晗、刘芝明们的丑恶言行，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伸张正义；不过，更多的应把矛头对准毛、邓以至刘、周，连同陶铸、柯庆施等辈，并兼及若干死不悔改的帮凶或帮闲的笔杆子，如余秋雨之流。对无权无势的文人学者就不宜苛责了。“知耻近乎勇”，那些勇于忏悔的思想者及高干子弟，堪称回头是岸，前者如周扬、陆定一，后者如陈小鲁，均应予以褒扬，以树楷模，正人心，挽世道，扭乾坤。
笔者身为百万五七右派之一员，深知同侪种种辛酸，对当日作恶者固然恨之入骨，对为虎作伥者自食其果亦不禁拍手称快，至于若干行为看似有悖人情如于光远先生，则不能不寄以由衷的同情。耿耿此心，读者诸君当可谅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