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于光远、孙历生夫妇与女儿于小红合影
1、“悲怆”的涵义
“孙历生”，是我的《文革受难者》书(2004年出版)中659名人物之一。孙历生的生平简述如下。
她生于1934年，1949年时是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毕业留校当了该校的政治教员。1957年她在党校学习时被划成“右派分子”。她被送去劳改农场劳动，那是对“右派分子”的惩罚。她很年轻时和一名高级干部结婚，成为“右派分子”后丈夫和她离婚，他们的三个孩子在她母亲家里养大。她在劳动三年后在1961年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回到女三中，先做体力劳动，后到资料室工作。她和一名也是“右派分子”的中学教员聂宝珣结婚，又生了一个女儿。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到“斗争”和迫害。女三中建立了两个校园“劳改队”，她和校中另外三个“摘帽右派”都在“第二劳改队”中。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四块砖头，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1966年8月20日上午，该校校长沙坪在全校“斗争会”上打死，当时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她的母亲因有自己的住房，被红卫兵抄家剃头并殴打。她也被红卫兵抓到她母亲家中一起挨打。1966年夏天该校校长被打死，两名教员被抄家殴打后“自杀”身亡。孙历生活了下来。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被关在学校“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遭到“斗争”，该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将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有人报告孙历生吊死在一个废弃的厕所中。学校“革命委员会”宣布她“自杀”。因为不见她的遗书，而且文革后银行发现她留下一张数额不小的存单始终无人认领，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吊起来的。她死的时候34岁，四个未成年的女儿中最小的七岁。
这就是孙历生的“悲怆的人生故事”。我想，一方面，大概很难找到更合适的形容词来形容孙历生的人生了。但是另一方面，读者大概也会同意，也只有了解她的具体的遭遇，才能真懂得所谓“悲怆”到底是怎样的状况。而且，其中不仅有她生前的遭遇，还有她死后遭到的论说以及不被论说。
2、“否认”受难者
于光远就是孙历生的离了婚的丈夫。最近北京的报纸介绍他是“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著名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
其实我的书稿本没有写出于光远的名字。这样做的道理是，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传统戏剧表现过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的因素，也就是妻子被有势或有钱的男人抛弃的成分在内，但是从主要的方面说，她的命运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这两场大“运动”也就是两场大迫害造成的。我尽可能地了解孙历生和她的同事遭到了什么样的折磨。这些调查的结果，写在书中和《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等文章中。被“劳改”，受酷刑，惨死于校园中，那不只是孙历生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上百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指定的打击对象成为“受难者”的共同命运。她经历的是前所未有的名为“革命”的大规模的群体性的迫害，传统的男女两性的不平等在其中的作用是其次。
编辑《文革受难者》书稿的时候，在“孙历生”中的一处加入了“于光远”的名字。这也有道理。写一个历史上的人物，需要介绍姓名年龄出生地职业等等以显示真实性，其家庭和社会关系也是一个方面。何况于光远确实属于所谓“公众人物”，可以写到。
后来，2009年，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文学会议上，我的发言是对比小说人物和其原型，以王蒙的《蝴蝶》为例。发言后一名美国教授提问：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受难者是真的?其时，孙历生和其他几名中学教师受难者的照片等资料刚在大屏幕上显示过。会后有人跟我说：你应该请这位教授马上给于光远或王蒙打电话，他们两人总不能说孙历生是你编造出来的人吧。
看来，为了显示孙历生的真实存在，真需要提到她曾经的知名丈夫。不过，提出那种问题的背景是，一些西方和国内的教授要正面评价文革，提出毛泽东时代是“道德的时代”。显而易见，孙历生等受难者的“悲怆”故事会使得他们的“理论”无法成立。之前，已经有过文革的施害者矢口否认受难者存在。后来还有为了扞卫自己拥护文革的理论的人也来参与这种“否认”。二十世纪发生的迫害和屠杀，希特勒的大屠杀，斯大林的大清洗，都有过“否认者”(deniers)。这些年，随着中国大饥荒和文革的千万受难者被揭露，就出现了对中国人受难惨状的“否认者”。
3、王蒙用庄子化解迫害
《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孙历生有11页的描述，是经过数年调查才写成的。北京大学郑培蒂老师是孙历生在女三中教过的学生，在采访中告诉我孙历生曾是于光远的妻子，王蒙的邻居，也是王蒙小说《蝴蝶》中人物“海云”的原型。她记着孙历生教学生唱歌的美好形象。原型研究是文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多少年来，学者和文学爱好者下功夫研究难以考察的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生平，想从他们的生平中找到他们的作品的原型，对作品作出更深的解释。《蝴蝶》是文革后文学的著名作品，我又碰巧调查了解了孙历生的生平和死亡，可做有关研究。孙历生和王蒙小时候都住在北京西四小绒线胡同自家的房子里，小学一年级就在一个班读书，都在十四五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1957年都当了“右派分子”。《蝴蝶》是小说，裁剪原型的事实是应有的手段，不过，从取舍和改动之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用意。孙历生被离婚时已经有三个孩子，是“组织”要求离婚的。《蝴蝶》中“海云”只有一个孩子，成“右派”后主动要求和高级干部丈夫离婚。“组织”逼迫离婚是广泛使用的迫害手段，有三个孩子的“右派分子”妻子首先提出离婚太难被读者相信，改成一个孩子是很聪明的做法。孙历生在文革中受到残酷折磨，小说则没有写。看来是为了配合另一篇同时发表的《布礼》(“布尔什维克的敬礼”的缩写)中主人公对迫害的看法：“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因为大家知道，父母如果用残酷手法打死了孩子，也是要判重罪的。
王蒙聪明，他对原型人物的实事的改动确实有助于他要对文革迫害所作的解释。此外，他还用了庄子哲学，《蝴蝶》篇名就来自庄子最有名的“梦蝶”的故事。庄子对人生的看法超然潇洒。在庄子看来，生死如白天和黑夜交替，物质财富是身外之物。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说法。但是，不会有人愚蠢到想用庄子哲学为杀人犯和盗窃犯辩护说，既然“生死齐一”，物质财富也不重要，就不必对他们判罪和惩罚。文革后一段时间时髦说老子庄子哲学，如《蝴蝶》所作，当时有人私下说这是故弄玄虚滑过审查以求发表，而王蒙正善于此道。但是，今天孙历生已经被迫害死亡45年多了，王蒙也写了好几本非虚构作品，他的自传写了他生平种种大小事情，甚至也简单提到了孙历生，但是，他从未详述孙历生的悲惨遭遇。
于光远去世两周后，是王蒙的八十岁生日。在一篇介绍其生日庆祝的文章中(胡新民：王蒙在文革中是怎样挨整的?《共识网》)，讲述为什么王蒙在文革中“一直平安”，引述了他们夫妇的话，是因为他们“一贯谦虚谨慎”，“听毛主席教导”，“向农民学习”。该文作者用的是直接引文。从三十年前写《蝴蝶》到现在，王蒙的认识又进了一层?他炫耀他的明哲保身诀窍的同时，也在暗示受难者们都是因不“谦虚谨慎”而遭难的吗?
4、于光远的回避
十年以前，我已经了解到孙历生在文革惨死，却没能找到她的死亡日期。档案中显然会有记载，但是要认识人才可能查到。所以这只有找到她的家人才能知道。我试了各种办法没有结果，最后，只有给于光远写了信。他没有回信。我在做受难者调查的时候，也曾给另外几名地位和他相仿或者更高的人写过信。因为他们的名声和地位，收信地址不会错，他们也肯定收到的。但是他们都没有回信，和我写过信的普通人中的回信率形成对比。但是，于光远的女儿收到了我手写的信的传真件。传真件上没有任何附加的说明。她不知道是她父亲还是父亲的秘书或者别的人把我的信传真给她的。她和我联络，我才知道了孙历生的遇害日期。
文革后，1978年，孙历生的女儿们为母亲举行了追悼会。她们发出了一百张请帖，到会的有几百人，多是中学老师。其中有当时已经80岁的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也有和她一样在文革中惨遭殴打折磨的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校长高云遭毒打后失去知觉，被红卫兵送去火葬场。火葬场的工人发现他还有气，没有烧他。他的两个同事姜培良和靳振宇都在1966年8月25日被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来看望孙历生的孩子，希望帮助他们。于光远没有出席孙历生的追悼会。
于光远的女儿说，多少年来，为孙历生的死，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是文革前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也是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高级干部“彭罗陆杨”四人中的一个。孙历生被划成“右派分子”，原因之一是说了批评他的话。陆定一为孙历生之死向孙历生的孩子道歉。这个道歉和陆定一说宣传部多少年来做的“就是整了这个整那个”一样，没有得到过正式的发表。
于光远自己在文革中遭到“斗争”，被抄家，被从原来的住房中逐出。这些都在他1993年出版的书《文革中的我》中有记叙。那本书里没有提到孙历生。孙历生的女儿还向我指出，书中有专章讲述他的孩子，但是只写在孙历生之后的婚姻所生的孩子，没有提起孙历生的孩子，尽管书中写到的有些事情她也在场。于光远有五个女儿。其实对外人来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写到的孩子哪一个出自孙历生。他的这种刻意的小心的回避，也许也体现了他内心的一种紧张?说明他是在有意回避而不是简单的忘记?
在追念于光远的报道中，提到他晚年写作很多，出版了“近百本书”，还留下了写作用剩的两千多个铅笔头。这铅笔头收藏是很生动的关于一个高寿笔勤多产的作者的情节。但是也会令人问：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的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谈论人生所有经历的年龄了，他为什么还要回避?他要回避的究竟是什么?
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中国有长久的学校和教育传统。前现代的精神导师孔子就是两千多年前的一名教师。文革中，连女子中学的校长教员都被学生红卫兵打死。我调查过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其中有三名校长和两名教员被女红卫兵学生活活打死。其中有孙历生所在的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女十五中校长梁光琪，女十中教员孙迪，女四中教员齐惠芹。这既不能从传统也不能从现实中找到任何借口。王蒙写小说可以在庄子哲学的云里雾里侃上一气，于光远作为“社会科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很难这样扯。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洽，只有回避。
在八十年代，王蒙是“重放的鲜花”之一(这是一本当时得到平反后复出的作家的文集的书名)，以后则地位和影响越来越大，行政职务做到文化部长。而于光远，也是“享受了30年自由派的尊敬”。但是，在孙历生的故事前，他们只是交了白卷或者半白卷。
5、陈寿仁老师的光辉
我很遗憾，《文革受难者》出版数年之后，我才认识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员陈寿仁老师。她居然通过电子邮件找到了我，她的电脑技术在她的同龄人中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陈老师1954年在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北京女三中，和孙历生在一个教研室。1957年，陈老师的丈夫，也是中学教员，被划成“右派分子”，减薪去教职。他们夫妇忍辱负重带着三个孩子生活。文革中陈老师也被“揪”出来，和孙历生同在该校的“劳改二队”中。1966年8月18日，北京第一个打死校长的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在天安门的百万人集会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对她说了“要武嘛。”第二天，在女三中，红卫兵开始殴打折磨校长沙坪，直到深夜。8月20日上午，全校大会“斗争”“牛鬼蛇神”，沙坪在会上被打死。毒打沙坪的时候，孙历生和陈寿仁等老师也都跪在沙坪旁边挨了打。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陈老师也和孙历生都被关在学校里“隔离审查”。他们是“难友”。
和王蒙和于光远不同，陈寿仁老师既不是名人也不是大官，但是她坚持真理守护良心。她不为名利也不为出版(因为不能)，做了仔细的回忆和调查，写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斗争”直至被杀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电邮给我。
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1966年，红卫兵高潮的“红八月”中，校长沙坪被打死。数学老师张梅岩和体育老师何瑾被抄家侮辱后“自杀”。我在这里加上引号，因为即使他们确实是自己了断了自己的生命，也绝不是平常意义上所说的“自杀”。在该校校内，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人，红卫兵说是“老地主”，被活活打死。红卫兵还毒打和逼迫学校对门一个住户马宝山的妻子在他们面前吊死。她是七个孩子的妈妈，被说成是“破鞋”。
1968年，学校“革命委员会”领导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一批老师被作为“特务”“现行反革命”遭到关押和“斗争”。所谓“特务”，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所谓“现行反革命”，是一位体育老师在家中做完针线活后，顺手将针别到贴在墙上的报纸上的毛泽东照片的空白边上。
在孙历生去世前，化学老师方婷芝也被关在学校，她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6月11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对她召开全校“斗争大会”。12日中午她端着一个茶缸走出校门穿过马路时被13路公共汽车撞死。“革命委员会”宣布她“畏罪自杀”。陈寿仁老师认为方婷芝并非自杀，是因为神经紧张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钢铁学院教授高诒善先生知道方婷芝的死讯后，于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杀了。家破人亡。
陈寿仁老师说，在孙历生死前的晚上，在校中东配殿(该校原来是帝王庙)最北端的教室里，召开了教职员工的质问会。陈老师也在会上。孙历生跪在地上，被指控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结束时，“革命委员会”主任双手叉腰，宣布要在第二天下午召开全校大会，给孙历生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陈老师和一起被关的同事不见孙历生来吃午饭。后来他们听说她吊死在厕所里。
盛荃生老师1957年时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的研究生和助手。他和黄教授都被划成“右派分子”。文革中盛荃生也被指控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说他“继承了黄药眠的衣钵”。不断地对他进行批判斗争，威胁说要给他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导致盛荃生精神错乱，言行不正常。“革命委员会”主任骂他“他装疯卖傻”并继续批斗。盛荃生由精神分裂症发展成疯子。从那以后直到2005年去世，他的多数日子是在安定医院度过的。
陈老师还列出了该校有七名教职工的配偶在文革中被害死。
于晓岩的爱人齐XX，四十一中校长;
孙静的爱人何XX，外国语学院老师;
邵贞悌的爱人，人民银行干部;
张翰的爱人马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方婷芝的爱人高诒善，北京钢铁学院教授;
何世瑾的爱人，北京安定医院医师;
王秉纯的爱人，某小学老师。
女三中一个中学(文革后改名159中学)，就有一名校长加四名教员被害死，还有一名教员被迫害成疯子，有七名家属被害死，有至少两名外校人员在校中被打死(该校红卫兵在校外打死的北京居民还未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对这个学校，对整个社会，进行了多么残酷的杀戮。
陈寿仁老师说，1960年代初她问过孙历生：“你为什么反党成了右派啊?”孙历生说，她看到了一些内部资料，和人议论了，被报告了，成了右派。陈老师又问：“你为什么离婚啊?”孙历生说：“他要离。我也愿意离，免得影响他。”1966年8月20日上午“斗争”和打死了校长沙坪，孙历生和她都是“劳改二队”的，跪在沙坪的东边。
回顾孙历生的一生，一定会发现她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她加入的党背叛了她，她的第一个丈夫背叛了她，她的同学和朋友(那人文革中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背叛了她。但是陈寿仁老师作为一个与她无亲无故的普通历史教师没有背叛她。陈老师坚持写出了真实的孙历生之死，写出了女三中的受难历史。这是浸透了无辜者的血的历史。陈老师也才是一个真正的历史老师。
我和陈老师在网上认识几年后才见到她。她已经年近九十，曾患癌症，但我见到她时，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二十岁，机智，灵活，精神焕发。看到她，让我相信，心里有“真”和“善”的人，外形也会“美”。
6、孙历生之死成为历史“三棱镜”
以上所写，很多是孙历生去世之后发生的事情，围绕着怎么认识怎么看待怎么叙述文革历史发生的事情。我曾把这些称为“历史的历史”。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孙历生像一个历史的三棱镜，分离出了一些对历史和迫害的相当不同的态度和持有这些态度的人，就像三百年前牛顿用三棱镜把人们认为的“白光”分离成了七色光。对孙历生之死，有坚持回避的于光远，有使用了从“庄子梦蝶”的高雅典故到“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的通俗比喻来淡化孙历生死亡血迹的王蒙，有否认孙历生其人存在的美国教授，有坚持想要弄清母亲死亡真相的女儿，有道歉而得不到公布的副总理陆定一，有同命相怜的高云校长，有深深记得她美好形象和气质的郑培蒂老师(她在文革中也遭到残酷迫害，文革后在电视上教英语而给观众留下了美好印象)，还有心胸宽广仁慈坚持真理的陈寿仁老师。在这精神的“光谱”上，我们看得到有好有坏的不同的人和价值观念。这是文革造成的社会心态的一部分，也应该是文革历史更深的一部分。
在这个“光谱”的左端上，是最近受到审判的薄熙来。他的反历史行动，实际上也和孙历生相关。
7、薄熙来的“反历史”行动
1966年，薄熙来是中学生。薄熙来兄妹在1966年8月当了红卫兵，参加了红卫兵暴力行动。这在当时不算特别的事情。实际上，我在调查中没有发现有可以当红卫兵而拒绝当的人，也没有发现没有受过暴力斗争的校长。但是薄熙来后来有了权势的时候做的事情，希望不是老红卫兵中平常普遍的事情。薄熙来邀请了一些北京的中小学教员到他的领地大连过夏天。其中有被他妹妹抄家砸烂了所有东西的老师，有文革后参加追查女三中红卫兵暴力事件后遭到制止而只好中断的老师。“招待得非常好，”一位老师说，“离开时还送给每人一箱礼物，很好的礼物。”对老师的要求呢，就是不要再讲文革的事情。
2000年，一名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中学校长的儿子和我谈话。第一次谈话很顺。文革一开始，他因为是“革命干部子弟”，当了红卫兵，参加了抄家打人。但是他的母亲是中学校长，很快就被斗争，被关押，被剃“阴阳头”，在“红八月”末被活活打死。他的好朋友的父亲也是一名高级干部，朋友和他一起当过红卫兵，两年后朋友的父亲“自杀”了。实际上这也是文革时期干部子弟中很典型和普遍的遭遇。他谈到这些，也谈到自己母亲之死给他造成的内疚，因为他毕竟也参加过对别人施暴。我和他约好再谈一次。但是第二次他不愿再谈。他说，他告诉了他的哥哥他和我的谈话。他的哥哥要他不要再和我谈。哥哥说应该学习薄家的子女的做法：他们不谈，他们识大体。
薄熙来的母亲在他父亲被“打倒”后，在1967年1月“自杀”了。
这位哥哥表达的意思也很清楚。显然，对文革迫害事实，有着很不相同的看法，而不同的看法来自不同的道德和价值观念，并且导致了对事实的不同说法和做法。母亲的死不见得会使某些人否定文革的迫害原则，对他们来说，重要的只是他们自己有权力控制他人的生死。
正因为如此，历史写作变成复杂的事情。也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在多层次上观察和记录历史。回顾历史写作中的这些“历史的历史”，请让我在这里再向陈寿仁老师致敬，也再向女三中的文革受难者们表示哀悼。
王友琴
2013年10月
附：《白花丁香树》，作者于小红。
看到白花，我常常想到永远年轻的妈妈，还有我的姥姥。
丁香树，我告诉身边的人去买来种，一定要白花的，他种了许多丁香，白丁香开了竟然没跟我说，所以我得讲讲姥姥的故事，他就会记得告诉我。
在一个动荡的岁月里，妈妈像蝴蝶一样地飞离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院子里，在那棵丁香树下，姥姥给我们讲故事，在那棵树旁，她将外孙女们带大。花开花落，院子里，还有花椒树、石榴树，那棵不堪回忆的石榴，妈妈的石榴树。
蝴蝶
买到了最后几张飞机票，最后几张，差一点我就不能带儿女回北京送爸爸。
爸爸于光远(7/5/1915–9/26/2013)躺在白花中，厅内许多花圈，有国家领导们送的，有他老学生和朋友的，“悼念于光远同志”，可是我们上海本家性郁，他本名郁钟正，我出生登记上是郁小红。追悼仪式后，带着小孩跟着灵车去了八宝山，第二天，我们去妈妈那儿祷告“爸爸即使想来也永远不能来了”。
妈妈孙历生(5/28/1934–7/12/1968)的碑上刻着一只蝴蝶，一只，不是两只。
(小绒线胡同邻居是当了文化部部长的王蒙，他妹妹和妈妈是同班同学，这种关系或许影响到王蒙小说《蝴蝶》中的故事。)
小党员大眼睛
妈妈是家里老四，姥爷曾是北京三中校长，后往北京工业学院当化学系主任，1949年前曾涉嫌包庇“先进学生”。姥姥相夫教子，大舅舅得到辅仁大学奖学金去读书了，大姨参加了八路军，后来被派回京发展地下党员(1948)，妈妈和小舅舅成了最先发展的对象，之后大姨返回部队，小舅舅瞒着家人参军解放东北。1949年前(12/1948)妈妈就入了党，成了当时最年轻的14岁党员，她出去散发传单，姥姥叮咛“注意安全”偷偷地跟在后面放哨。
1949年后，大舅在天津当教授，大姨和小舅留在东北，妈妈成了学生会干部，上了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从此妈妈一辈子的命运就和第三女中牵连在一起了。
爸爸来校宣传讲话时(1952)，一眼就喜欢上了妈妈的大眼睛。爸爸说他有次在公车上又看到了“大眼睛”，一起下了车，妈妈说她就住在附近。爸爸提议一起到家里看看，爱苗从此萌发。爸爸比妈妈大十九岁，地位也相差太多，由于他的幽默诙谐和体贴，姥姥和姥爷的强烈反对终于变成了衷心的祝福，诸多顾虑也转化成面对未来的坚毅。相信姥姥当时对妈妈说了“孩子，你要嫁给你爱的人就只好由你去了”，姥姥没说出口的是“孩子，万一你以后遇到了大麻烦，我只能尽力了”。(果然，我们三个能有今天，许多功劳该归于姥姥的慈祥和坚毅，在后来悲惨痛苦的岁月里，姥姥擦拭了我们的眼泪，她坚强地撑着祖孙三代。)
妈妈跟着爸爸住进了中南海，在那里怀了我，为了有人能照顾，大家搬回了小绒线胡同姥姥家。我一出生(11/6/1953)，奶奶也从上海赶来，因为爸爸曾参加革命多年没音讯，年近四十才有了我。爸爸稿费多，我们过了四年的和睦温馨家庭生活，可惜我不懂事。
丁香树下梳头
我人生最享受的记忆是被妈妈梳头发，院子丁香树下，她轻柔地梳、慢慢地梳。
妈妈被保送到中央党校(1956)。在“大鸣大放”期间，爸爸曾到国外工作，妈妈无意间跟同学说的几句话，例如“陆定一这人有点粗暴”作为罪证，被划成“右派”开除出党(12/1957)。父亲说此事与杨献珍有关。他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得罪了杨，那些人没有机会整他，于是向妈妈下手，因此爸爸很后悔同意妈妈进党校。
在那之前，家里有保姆，我不喜欢保姆给我梳头，有被杀猪拔毛的感觉，姥姥一听到“小猪叫”，就会接手过来给我梳头，但还是妈妈梳头最舒服最享受。
我最近60大寿，头发有白的了。妈妈一生没有半根白头发，可是我宁愿看到她白发苍苍的样子，可惜我没有那个福气。
好日子不长久
我和妹妹的到来让小院子里充满了快乐，舅舅姨叔家的孩子也来一起玩。孩子多，姥姥辞去了义务扫盲工作，雇了保姆，又收养了一个智障女孩。家里很挤，姥姥的床变成了个通铺，孩子们和她一起睡。
白花丁香树下，一群孩子小桌上分批吃饭。爸爸的《政治经济学》稿费可观，买来木马、小自行车、跷跷板，小院子就像个小托儿所。
好日子不长久，23岁的妻子被划右派(12/1957)，父亲说他曾写信申诉，然而“孙历生”和一大批反右扩大化的被某中央领导大笔一挥“这些人不划右派，什么是右派”?无从再议，整批人全被划成右派。反右补课时(1958)，爸爸他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
妈妈被送劳改(1/1958)，去红星农场和“天堂河”农场。妈妈生病回京治疗，而且爸爸当时还没有真正太倒霉，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给我们照照相。
好日子不长久，妹妹小康(1/1956)就只有两年的好日子，妹妹小蓓(1/1959)的好日子要等到她成年后。
蝴蝶结
爸爸有了自己的家，在沙滩中宣部里。和妹妹们不同的是，我生活在被拥宠和被鄙视的反差中。如果爸爸的外事活动等需要“小女主人”陪伴时，他会来把我带走。我五岁多开始有了记忆，片断而深刻的记忆，电影般地在脑里重复着。爸爸和他周围的许多人：秘书、司机、学生、同事。。，尽管妈妈被劳改还是宠着我，因为我长得像妈妈。我有漂亮的小皮鞋、呢子外套、帽子等等。爸爸接我时，姥姥会把我打扮好，头上扎蝴蝶结。
有时我也会在爸爸那儿住几天，爸爸会找远房表姐放学后来陪我。但若父亲整天开会不在，诺大的屋子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孤独无助。
大屋子里巨大的书架间，四处张望的，还有瘦巴巴、饿兮兮的小老鼠。困难时期，连小老鼠们也要找东西吃。
有一次，平常来陪我的表姐没来，天黑了，房子里什么吃的也没有，只找到了一瓶浓缩桔汁，哭一声喝一口，哭累睡着了，醒了再找点儿水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爸爸才回来。
石榴树
四合院里那棵盆栽石榴树，是妈妈喜爱和挂念的。
我猜：这棵石榴树是姥姥和姥爷在妈妈小时候种下的，跟着妈妈一起长大，人在树在、人旺树壮，难怪妈妈大祸临头、前途莫卜时嘱咐了姥姥：“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小康和我站在石榴树前，这张相片看来是妈妈把我们装扮好了后，叫爸爸给拍的。不知道拍完相片后，她是不是回到农场去了?
那石榴树的影子，就是妈妈的影子。
无奈离婚
不放心怀孕的妻子劳改，爸爸会甩掉司机，自己骑车百里送去营养品，因此被举报“不与右派妻子离婚，瞒着组织相会”。被定为“中右”后，爸爸面临更大的组织压力：要求离婚不许再见面。苗条的妈妈五月身孕瞒不了，组织上认为“干部离婚则可挽救”，明知人妻怀孕强逼人夫离异。
不听劝阻的探望，以爸爸的地位，劳改农场不得不让相见，但父亲走后，妈妈得到的待遇更差。别人让你隐瞒怀孕事实你偏不瞒，若妈妈坚持不离婚，她劳改犯也没有自己去医院堕胎的自由。再不离婚，爸爸可能被划成右派，孩子们怎么办?家人议论后由妈妈提出离婚。大舅舅建议肚中婴儿以后姓孙，由他收养，但爸爸坚持孩子姓于。姥姥说无论大人下场如何、孩子都由她带。大环境迫使下，妈妈挺着身孕去了法院，婚姻法“怀孕期间不能离婚”法官视而不见，我和大妹妹判给了姥姥。
(合法婚姻中怀孕的三妹在档案中消失，这在爸爸遗体告别时得到了证实，姊妹五个在中组部记录里只有四个。爸爸去世后大妹妹小康和我替爸爸写了一份检讨，他为党忠心耿耿七十年，请组织调查谁隐瞒了这个孩子：若父亲有隐瞒之错，则请组织原谅他。若非父亲之错，整人的人估计全已离世，此事只好成为一桩无头案。我们目前不知道这份检讨如何上交。)
妈妈临盆，全家在院子里等消息。上气不接下气，姥姥收养的女孩跑进来报信，爸爸一手抱起小康，一手拉着我往医院跑。妈妈劳改期间营养不良，婴儿不足四斤，从医院出来，沉思中的爸爸在医院门口狠狠摔了个跟斗，然而我们都不敢笑，平常时会和我们一起闹的他，坐地许久才站起来，这件事牢牢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
三年饥荒，哀鸿遍野，牛奶不够，妈妈在劳改农场，初婴的哺乳让姥姥费尽心思。家里养不起保姆，孩子们姥姥自己带，小蓓吃的多是黄豆和米的代乳粉。姥姥在院子里养了鸡，鸡也没什么东西吃，老房子土鳖多，小康就抓来喂鸡和吓人。小蓓夜里不停地哭，一年下来姥姥的牙掉一半。中宣部组织打来黄羊肉，爸爸分到就会设法送来。
天堂河
妈妈产后没有休养，又开始了劳改的强体力劳动，病倒了农场也不准回家，她捎话说想看看孩子。姥姥让我穿了小姨小时的破布鞋(姥姥自己缝的)和旧棉袄。我不知道为什么去见妈妈得穿成这样，我从来也没有穿过这样的旧衣服，不肯穿，姥姥解释说我们要去乡下就得像个乡下姑娘。
我很久没有见妈妈了，姥姥说她病了，病了为什么不回家、去医院呢?我们去见妈妈，是不是接她回家?爸爸有汽车，我们怎么接?要去的地方是什么样?我喜欢刨根问底、问为什么，大人不管懂不懂也会回答点什么，可是那一天没人理睬我、答也不答。姥姥只是一路上跟我说到了以后千万别多说话、别乱动。记得姥姥煮了鸡蛋烙了两张饼，白面加荞面做的双色饼。(那时没有什么白面，荞面里面有杂物，吃起来沙沙的。白面都留给我们孩子吃，姥姥他们吃荞面)。我们换了几次车，走了很久很久，我第一次走那么远的路，但是不敢喊累，妈妈到底怎么了?
我们最终走到一个像是仓库、又像是庙的大房子，里面黑洞洞的，可以看到房梁，房梁之间有巨大的蜘蛛网。我怕虫子、更怕大蜘蛛，紧紧拉着姥姥的衣服躲在她身后。看到妈妈时，她正在照顾一个被机器轧伤的人。一张破木床上钉着简易牵引架，看起来像个巨大可怕的刑具，那人缠满绷带、手脚绑在架子上，我们只能看到他双眼，妈妈跪在地上喂他米汤。(这木床让我多年恶梦，醒后思考其用途)。看管人员吆喝着要每人回到自己的铺位，妈妈没有理会。姥姥拉着我一动不动站在门口，直到妈妈喂完米汤，走向自己铺位时看到我们，我们才获准进去。缠满绷带伤者的眼神和呻吟，妈妈的坚忍，看守人员的呵斥和鄙夷目光，让我一下子感到了莫名的恐惧，至今想不出恰当的语言来描述。我，一个生活在天堂的孩子，突然看到了地狱。
妈妈看到了我，愣了一下，抱我可能是抱不动，把我搂在怀里。妈妈看到我的打扮，拿起梳子给我梳头，开始掉眼泪。姥姥赶紧拿出我们三人的照片，一张接一张：我作为“小女主人”在宴会中的照片、小康淘气的照片、小蓓胖嘟嘟的照片，让妈妈高兴起来。妈妈给我梳好头发，剥了一个鸡蛋给我，我没要，塞进了妈妈嘴里让她吃。
整整一年，我不记得妈妈回过家。
小妹妹叫妈妈
三妹小蓓出生之后一直由姥姥抚养，已经会走路说话了，还没曾见过妈妈。
妈妈从劳改农场回来，一进门，小蓓和妈妈两人第一次眼光相对，小蓓叫了声“妈妈”，妈妈很是惊奇，小妹妹怎么认得她?妈妈随即把感激的眼光投向姥姥。(家里相片多，姥姥常把妈妈的相片给小妹妹看，一遍又一遍地教。)
丁香树下听故事
1960年春天景山学校成立，爸爸给我报了名，六岁的我上学了。
同学们多是大院的孩子，但是我每天要从姥姥家坐公共汽车去学校。有一天某老师问起我住哪，一旁教务长刘老师搭腔：“她是于光远的女儿，爸妈离了婚，妈妈是右派，她姥姥。。。”。同班同学多年后还记得我打转的泪珠，我从此不和这刘老师说话。我喜欢上学，尤其是数学，但是上学最初的几年不太爱说话，我知道我和别人不同：“右派的儿女”。
儿时大家爱听故事，每天傍晚，因为要让姥姥快点儿在丁香树下开讲，吃完饭后孩子们会积极地洗碗收拾，大家坐小凳子听姥姥编纂她的侠义故事：“十三妹”“七侠五义”等等好听的。
十三妹她们武艺高强，姥姥一定是希望我们将来有很好的本事，而且勇敢。
善良而不勇敢是没有意义的。
二次姻缘
离婚时妈妈只有二十四岁，她单纯、善良、乐于助人，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身体不好，她成了大家同情的对象：车拉不动，大家会帮着推一把;挖渠挖得慢，你一锹他一锹，很快也就挖好了。感受到了大家的关怀，妈妈劳累下恢复了些笑容。1960年饥荒恶化，劳动的强度增加，这时一个同龄的小伙子进入了妈妈的生活：聂宝珣，北京三十一中历史老师，其父亲为北大历史学家，不知何故被划成了右派。聂叔叔尽自己可能帮助保护着妈妈，在劳改农场旁边的法庭里，他们结合了。
同一个法庭，一年半之前，妈妈遮掩着隆起的腹部，被迫离了婚。
妈妈怀孕了，饥荒时期在劳改农场生孩子，必须有极大的勇气。妈妈和聂叔叔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急坏了姥姥和聂老先生。聂老先生注意到儿媳的贤惠和好学，因此几乎倾家荡产的给她提供营养。聂叔叔相对来说比较自由，每月可以回家一两次，没有聂家父子，妈妈在那个年代是活不下来的。聂老先生与小孙女生日相同(1961)，因此取名聂祖同，儿子儿媳劳改期间，聂老先生抚养我这个妹妹小同。妈妈怀胎，尽管有聂老先生相助，农场恶劣的生存环境仍然造成初生婴儿的发育不良。产后身体虚弱，妈妈得了心包炎被送回了北京，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被安排在女三中地下室种蘑菇。
半个小窗透着一点儿光，潮湿阴冷、黑漆漆的地下室里，只有妈妈一个人。
我在景山学校念书，中午有时会被爸爸接去吃午饭，放学回姥姥家。白塔寺电车站在女三中门口，我有时就会到女三中地下室找妈妈，帮忙植放菌种。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也会把爸爸口信转述给她，他们在姥姥家见过面。六一年底妈妈摘了右派帽子，但不允许教书而被安排在资料室工作。作为摘帽右派，她还得经常写思想汇报。她和聂叔叔的住处离姥姥家不远，从女三中出来先要经过姥姥家才到她自己的家。小同是聂家宝贝，聂叔叔对我们很好;聂老先生疼爱儿媳，同时善待我们三个。母亲带我们去过聂老先生的家，我至今记得他书房中厚厚大大的线装书。
妈妈在资料室工作后，放学路上我们经常能遇到妈妈，一年中约有一半时间，妈妈出门永远围着一条酱红色的头巾，穿着一件皮外套。1962年我八岁，小康开始上学，我每天带着她往返学校，我们一下车就会在人群中追寻酱红色头巾，找到就跑上去从后面抱住妈妈。一开始我们能搂住她的腰，后来达到她的肩膀，最后能用双手蒙住她的眼睛了(1966)。
蒙住妈妈的眼睛，要她猜是谁，我们一天天长大，长高了。
见面任务
作为最大的孩子头，我第一个任务：从爸爸那儿取来生活费给姥姥。
大约是1962年秋天，爸爸也结婚了。爸爸中宣部里面的家中，我们有了一位孟阿姨：很洋气、不爱笑、不爱说话。后来，爸爸家的小东妹妹出世了。我带着小康上学，中午饭跑到东四买小吃，在一次受了骗之后，改到中宣部食堂吃午饭。我们和同学一样，有时吃五分钱一份的大锅菜。两毛钱一份的腔骨熬白菜和西红柿炒鸡蛋算是上好的饭，每个星期一样吃一次。每个月我和小康星期天会到爸爸家一次，孟阿姨对我们很客气，从来没说过我们，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把爸爸那里当作我们的家。
爸爸不来姥姥家了，我多了第二个任务：带小蓓去见爸爸。
中宣部大食堂里开出了个小套间：小灶，领导们可以吃到炒菜，孩子们吃不到。爸爸基本上不来食堂，但偶尔会和几个叔叔来吃饭谈事情，那时爸爸会在大食堂找我，告诉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带小蓓等他。我们最常见面的地方是大一路的公共汽车站，一般是下午，爸爸跳下车来抱起小蓓亲一口。分手离开时，我们固定方式是他伸右手，用食指和中指夹一下我们的鼻子。他有时会从兜里掏出些糖果，有时一支笔，这种见面方式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冬天有时很冷，长安街上风很大，脚指头耳朵都快冻掉了，我们数着：一辆，两辆，三辆，……数公车过去了几辆。
我那时还不懂为什么我们见面得这么秘密。爸爸从来不会先到车站等我们，我们得等着他，他有时迟到，我们的约定是不见不散，他一定会来。不过有时等他等很久，终于他从车上跳下来，第二辆车一到就匆匆上车走了，像是怕被人看见。间隔不到几分钟，如果中间放走一辆车，时间就算是长的。1966年五月，中宣部的阎王(部级干部)和判官(处级干部)先被打倒。到了六月，不少同学去串联了。文革开始后，我们呆在姥姥家，爸爸又经常没自由，找我安排和小蓓见面就变得很少了。再后来我和小康都离开了家，靠好心人帮忙爸爸和小蓓的见面地点就改在长安街上的国际电报大楼。到他晚年“坐轮椅，走天下”总也忘不了约上小蓓见个面。
妈妈偷偷回家
妈妈在女三中从1966年开始就挨斗，沙坪校长死时她已失去自由，每次放出来回家取东西，她就会匆匆来看姥姥和我们一眼。
这一次她偷偷回来看我们，也在姥姥梳妆台上放了钱。(离婚后，妈妈每月从微薄工资中拿出十五块钱放在姥姥梳妆台上)。
妈妈通常只穿白衬衫，没有斑斑点点的衬衫，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知道了妈妈受折磨了。
她身上总是看到大块的瘀青，我们看了心疼，她就会轻描淡写的说是血管脆弱，比别人更容易青紫，反而挨打比较少，别的老师挨的打比她严重的多。当姥姥问起那些人怎么打人，妈妈就把孩子们支开，不让听。
来了小板车
1966年8月某天下午，戴着红袖章的大妈们来了，她们推着小板车，在胡同里挨家挨户发面粉，指派接待串联的学生人数(例如每家十人)。她们用秤杆，按学生人数派发给多少斤两的白面粉，告知要给红卫兵做饭吃。
人生一切都是不可预料的命运，街坊大妈派发面粉的时候，正巧大姨家的女儿从沈阳来了。
表姐她比我大一岁，穿着军装、军帽、袖章、胸章、扎着皮带。看着同龄人走南闯北，人家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威风凛凛、大有作为的样子，令人羡慕。表姐拉了我说“你怎么不当红卫兵?”我弱弱地答“妈妈”，她迟疑了一下子(明白妈妈是右派)就不再说话了。
我们拿了三个盆子接了面粉。看到表姐风尘仆仆的样子，姥姥本想留她在家吃饭，没想到她一转身就没了踪影。姥姥说“表姐没能在家吃饭，我们蒸一次包子给别的串联孩子们吃吧，他们太苦了。光是白菜没油不行，你去买些肥肉吧。”胡同口的肉店五点关门，我先去买了一块肉，然后把面揉了隔夜发了。
(日后感想：如果表姐没在那关键时刻出现，我们就不会蒸菜肉包子。如果她留下来，第二天，正牌红卫兵或许可以阻挡乡下杂牌军，姥姥或许不会被打得那么惨。)
菜肉包子惹麻烦
第二天一早，我帮姥姥和小姨剁了一大盆白菜拌了一些肉进去，蒸了一百多个菜肉包子。中午开饭了，包子一抢而光。
听说有包子吃，更多红卫兵从别人家跑过来。因为我们包了包子，别人家吃的是馒头咸菜，吃了包子的佳木斯六中红卫兵就认定我们是地主、资本家。吃完包子后，他们开始到处搜，最后翻出一张房契，他们说这是“变天账”。
这帮学生没穿军装，算不上正牌老子英雄的红卫兵，也没有铜扣皮带好抽人，于是拆了板子打人，跑到附近邻居拿了三四把铁锹、拔了玉米秆，有人开始挖地，有人把玉米秆折半、抓着头尾成双棒抽人(不知他们乡下孩子是否如此对待牲畜)，姥姥的薄衫被打成一条条挂在背上。
姥爷当时已经在工业学院被审查，家里只有姥姥、小姨、我们三个孩子、还有小姨刚刚生下十天的小表妹。姥姥被剪了阴阳头，烈日下跪在地上被板子打、被玉米秆抽。比我大九岁的小姨生完孩子才十天，她也被他们拉出来在烈日下罚跪，婴儿在南房里哭啼没人管。
看热闹的人说我妈妈是右派，就在附近的女三中，结果一群人跑到女三中把妈妈押来。据妹妹小康所述，妈妈一进来就自己跪到姥姥身边，看着他们自动“坦白罪行”，他们下手就减轻了。
我们被命令罚站，家里一切被打碎之后，他们挑破了房子的顶棚，挖开房子里的方砖，掘地三尺。坑挖得三四尺深，小蓓吓得紧紧攥着我的手，以为要被活埋。姥姥在我和小康身上藏了钱。自从姥爷被抓走，姥姥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教给我和小康怎么自己想办法生存，万一发生了什么，别丢了小蓓。那救命钱是绑在我们身上的，我当时真怕他们搜身，一直在想如果钱搜出来怎么逃，我想我们一定会没命。
第一次做饭
从中午打到晚上，红卫兵们累了，撤走了，妈妈也被拉走了，姥姥被打得后背血肉模糊。我和小康搬来床板，放在坑上，让姥姥趴着。中午包子被抢光了，我们一家从早上就没吃、没喝、没上厕所。姥姥呻吟着，叫我找水给她。红卫兵们喝完水，把暖瓶玻璃杯也都丢到坑里砸了。我只找到一只搪瓷碗里有点喝剩的水，喂姥姥喝了。姥姥挣扎着叫我给全家做饭吃。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饭。我和小康找来一个蜂窝煤炉，火点不着。撕破的书，打烂的家具比比皆是。我们花了好长时间用书和家具点起了一堆火。幸运的是在一个罐子里找到了一点米，南房后院夹道棚子里，姥姥有一坛刚刚腌的鸡蛋没被发现，我们煮了粥和鸡蛋。
那天晚上，姥姥趴在坑上的板子上，我们睡在屋檐下的廊子上。
姥姥卧床不起了。从那天起，我成了整个家庭的顶梁柱，每天往返于牛棚之间传递着亲人们的消息：姥爷、爸爸、妈妈;去姥爷单位领生活费，煮粥、做饭。小姨父是现行反革命，不能回家。小表妹没人带，我也得帮忙。带着小康推着竹子小童车，变卖了家里打烂的东西来贴补家用，把土填回红卫兵在房子里挖的深坑。
爸爸能给姥姥的钱也只有几十块了，幸亏姥姥藏了一些钱，藏在我们这些女孩身上的救命钱。
第一次缝衣
爸爸家的小妹妹小庆这时候快出世了，姥姥让我找出抄家没被拿走得一块花布说“那个孩子不管怎么说，也是你们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们现在也遭难了，你帮着我，咱们缝个小被子，小棉袄吧。”姥姥趴着，缝不了，我的针线活就是这么一针一线开始学的。
爸爸的稿费大多用于买书，他当时有二十几万册藏书，我们也要帮继母把书籍当废纸卖。他们必须搬家，书只能这么处理。精装书是不值钱的，要把书皮扯掉才能卖。小康跟着我卖书，我们每天得去卖至少两小车书。只要没看见，小康就躲起来，在那些书消失之前多看几个字。我们一家人就这样度过了1966年。爸爸似乎是选择性记忆，多少年后他写《文革中的我》，只写了他可以“阿Q”一下、感觉自我胜利的内容。我希望我的事实陈述可以作为他那本书的补充。
遭殃的胡同
我从早到晚忙，没有告诉姥姥我看到了些什么，也没有去关心自己家以外的事。直到有一天，姥姥让我放下手里的活，和我说起其他人。姥姥家住老门牌26号，25号住着小梅一家。小梅爱跳舞，会用脚尖走路，是我胡同里的小朋友。姥姥一说，我想起很久没有看到过她了。姥姥让我去找老保姆打听，他的父母被打死了，她不知被谁领走了。姥爷的弟弟和弟妹住在28号，他们被赶回了沧州老家，说是地主，老家的人说他们饿死了(没有给他们分粮)。二姥姥很胖，死的时候皮包骨。27号一墙之隔住着王蒙，王潵一家。他们家的小孩以前和我一起玩，如今谁也不会来往了。
老云南白药
妈妈又一次被放出来回家，应该是拿换洗衣服的，被允许的时间有限。看到她的白衬衫又斑斑点点了，姥姥就让我找出换洗的衣服给她。
妈妈僵硬地慢慢地把衣服脱下来，趴在板子上的姥姥指挥着我，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不知存了多久的云南白药，姥姥爬不起来，也挣扎着给妈妈清理伤口、涂药。她们叫我去洗衣服，把我支开好说悄悄话。
我洗了很久，衣服上的血迹怎么也洗不掉。
因为妈妈停留的时间长了些，她没能回到自己家里看小同妹妹就直接回学校了，姥姥叫我们到她家探视，因为她家大人只剩聂老夫人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你们的妈妈是最好的人，你们长大必须帮助她”。姥姥经常告诫“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能学妈妈，她太容易被害了”。
粮票的牵挂
妈妈每个月都会回家拿粮票，如果过了一段时间没取，姥姥会很担心，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妈妈学校里的信息。
我们常用的白塔寺公车站就在女三中附近，我们想进去探探消息，可是门口挂着“女三中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字牌，还有红卫兵出没，徘徊了几次也不敢进去。
石榴花落
牛棚中历尽折磨的妈妈走了(7/12/1968)。她怎么死的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整她最历害的是董光苔，烈士子女(其父亲董振堂)。在我爸爸妈妈结婚时，董是妈妈女三中同事，曾是妈妈的好友，当时董得病，因为她母亲不是法定妻子，很长时间没能定为烈属，家里拮据。我爸爸当时稿费多，相对丰裕，姥姥说大概有一年多妈妈拿到工资，看也不看就全都给了董，但是这样做也就被嫉妒怀恨了。文革一开始，董光苔也在牛棚，她母亲向毛主席求救，据说毛亲笔批示“此人无大过仍可用”，凭着毛的纸条出了牛棚，当上了革委会主任后拼命整人。妈妈死前告诉姥姥，如果她没了，就是死在董光苔的手里了。
妈妈死的前一晚，小蓓跟着姥姥睡，偷听了妈妈和姥姥的谈话，提到了那棵石榴树。(“看看窗外石榴、便知女儿安危”)
女三中革委会来人时，小蓓一个人拿小铲子正在院子里挖土，我和小康不在家。小蓓说，那一天她一直在院子里蹲在地上挖土。来人还没说话，她已经知道妈妈没了。骨灰不让留，聂叔叔偷偷抓了一把带回家。去年我们安放妈妈骨灰时，吃惊地发现聂叔叔冒险留下的竟然是那么少，只有一个指甲盖那么大。
不出一个月，八月某一天，在七机部工作的年仅29岁的小姨父也死了。小姨没能见上丈夫最后一面，连骨灰都没见到，那天小姨家的小表妹刚满两岁，她还没来得及叫爸爸。那时聂叔叔也被整，聂老先生文革前已经去世，由聂老夫人带着小同妹妹，姥姥经常派我们去打听。她关心所有的后辈，姥姥就像老母鸡一样，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被她呵护着，在她的臂膀下学会做人。冬天早上，姥姥蹲在地上用一双铁筷子从炉渣中挑出没有烧干净的煤核。把我们的衣服穿在烟囱上弄暖和了再叫我们起床。她非常节俭，但是从来不让我们缺少任何学习用品。我们三人学习成绩都非常好。姥姥收留的智障女孩，她也教会识字，再帮着找工作和对象生下孩子。
姥姥爱我们，她关心身边所有的人，自己却从来一无所求。至于那棵石榴树，姥姥说看到了几次白影子，她女儿(我妈妈)的影子。一个动荡时代的影子，石榴花落，来年开否?
宁夏与陕北
后来我去陕北安塞插队(1969)，爸爸蹲五七干校，我去宁夏看他，帮他养猪、种旱稻。看到他养的猪又肥又大，我跟他说陕北的土猪长不大养不肥，要是能改良就好了。
爸爸送我他“四清”穿过的大棉袄和一些植物种子，这些东西后来发挥了作用。植物种子种出了大冬瓜，附近农民都来观摩“科学农业”。当时爸爸的生活费每月只有20元，不知他如何省吃俭用才攒了30元买了两头小白种猪，带小猪到陕北的过程十分艰难，遇到大雪封山等困难，路上走了十天。后来，方圆几十里就有小猪后代。
妈妈的经历无疑地影响了我，姥姥的告诫“防人之心不可无”，诚然不错。但是，防范别人费心机，我们不如珍惜周遭善良的人，例如妈妈一生没有害过人，至少到死也没有害人的机会和念头。动荡期间，有些被害者本身也是加害者，但是妈妈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受害者。
合影缺一人
爸爸晚年告诉我妈妈死前几个星期，他们见过面，他知道清理阶级队伍，妈妈会再次遇到风险，但他没想到是诀别。爸爸有机会回家一次，结果他去了白塔寺。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来他和妈妈是怎样取得联系的。爸爸说他买了几个包子，在学校旁边名叫罗圈胡同的隐蔽胡同里和妈妈见了面。妈妈买了两根冰棍，他们钻进小胡同转了半个多小时。他说的时候哭了。
我有时觉得爸爸对不起妈妈，但又常常觉得他实际很可怜，被迫和自己心爱的人分了手，自己的女儿不能公开承认，我心里埋怨他懦弱。爸爸看上去是一个极为乐观的人，一个停不住的大忙人，其实他心里埋藏了别人无法想象的苦痛。他不能停，只有工作才能让他忘却，他心里某一处伤痛是不能触碰的，他尽一切可能封存。
爸爸八十多岁第一次脑血栓之后，悄悄问过我几次妈妈的生日，他说他想不起来了。怕我误解，为了说明这是生病造成的，他专门去问住院在他隔壁的曹禺。”你太太生日是什么时候?“曹禺回答不出，过了两天才想起来。曹禺的糊涂他和我说了多遍。
这几天清理老照片时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我们姊妹三人和爸爸的一张合影，这是一张在西四北大街照相馆拍的照片，拍照的时间是1968年九月，妈妈死后不久。我们怎么也想不起来爸爸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去的照相馆，他和姥姥当时说了什么。这一次他没有顾忌什么，他跟亡故前妻的女儿们照了相。
结语
作为于光远五个女儿中最年长的一个，我讲了我们家的故事。每个人知道的只是极小的历史片断和表面看去不好解释的现象，我们身处的不同的地位和年龄，同样的事件在我们的心灵上刻下了不同的痕迹。大家一起讲述我们父母那一代的事情，我讲出来，您也讲出来，大家一起就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