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延国先生出生于国学世家。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易经》专家，与同为国学大师而且对文字学极有研究的章太炎先生是至交。太炎先生收沈延国先生为义子兼门生。辛亥革命后太炎先生在无锡创立国学专门学校，目标是培养精研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才，造就弘扬传统文化的生力军。沈延国先生放弃了进其他大学的机会而宁可从太炎先生的面授中得到名师的妙诀真传。由于延国先生的聪颖与勤奋，加上学问渊博的太炎先生授以治学要领，延国先生二十来岁毕业于无锡国专后即暂露头角有多种学术专著问世，光华大学等多所大学争相聘请他为教授，但他选择执教于并非最著名的光华大学，是为响应一批爱国学者的号召，他们为反租界警方的暴行而从西方国家教会举办的圣约翰大学等校辞职，自行组建光华大学。没料到包藏祸心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中共为扰乱社会而渗透到各校，许多受蒙蔽的身为地下党员的学生分批进入圣约翰、震旦、光华等校伺机闹事。因为光华大学是爱国的产物，中共成员在光华大学不便以“反帝”作为挑起事端的借口，就把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经济尚未充分恢复而民生稍艰难的状况全归罪于国民政府，不断进行夸大宣传而煽动民众与政府对立。这些目的不纯或受蛊惑的学生不认真学习，却经常外出策动曹家渡一带工厂的工人上街“抗议”，并发起罢课，罢工，罢市。那时国民政府的治理虽有欠佳之处，但远比中共有道义和开明，党政机构并不直接干预学校管理；因此光华等许多大学实行教授治校，由全体教师以民主选举方式推选出校务委员会成员。延国先生当选为委员。鉴于教学秩序与学风遭到中共策动的学潮破坏，光华校委会发布通告劝谕学生勿荒废学业，并开除了一名太胡作非为的学生。未料到中共篡政后那名不务正业的学生因贯彻中共破坏社会安宁的指示有功而当了大官，便挟嫌报复把在开除他的决议书上了签名表示同意的教授们包括延国先生都打成了“历史反革命”并且降职减薪地把延国先生调出已改名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原光华大学。
在抗战胜利后中共武装夺权的晚期，中共为了瓦解民心以配合加速占领上海这个全国最大的城市，中共上层命令当时的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炸毁杨浦发电厂，并且指示必须严守秘密，一旦得逞后立即散布谣言，说是国民政府为了破坏民办工商业使民众无法正常生活而故意炸毁杨浦发电厂。然而，执行破坏的王孝和在行动时被当场抓获，而后被法庭判处死刑。由于他必须守秘不暴露中共，王孝和在刑场没像中共通常提倡的那样呼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之类口号。中共在大陆执政后，为了纪念王孝和，把王孝和生前曾就读的建设中学改名为孝和中学，还在195O年代后期摄制了一部影片《铁窗烈火》，片中的主人公张少华即以王孝和为原型。因为在宁波方言中孝和与少华同音，并且影片中杜撰了不少不符合史实的情节，所以影片人物取名张少华。孝和中学既是纪念中共封赏的烈士，需要办得质量高些，便把延国先生调派到孝和中学去，让他给语文组的教师们培训，但不让他直接给学生授课以防他利用讲坛“放毒”。
1956年中共教育主管部门从上海市质量高的老学校挑选了十几所定为重点中学。说来可笑，这些重点中学如南洋模范、徐汇、格致等等都是满清洋务运动的产物以及西方国家尤其是教会到上海开办的，没有一所是中共从零开创的。其他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旧官僚聂辑椝在他家私宅园地建立的辑椝中学被改名为市东中学，也算重点。重点学校不能没有业务水平高的教师，于是延国先生被调到市东中学，但最初几年只让他担任图书馆的管理员，直到1959年中共为庆祝所谓“建国十年大典”必须有些拔尖的项目，能胜任这一任务的老教师多已退休或逝世，才安排延国先生执教语文。由于延国先生对于选购添置经典著作与工具书很内行，市东中学的图书馆藏书丰富而质量高，新来的年青教师说“不亚于我所从毕业的师范学院”。
正应了“名师出高徒”这句话，延国先生本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师道，尽其所能地迂回施展，他运用的方法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育研究室主编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学》一书中阐述的历史经验不谋而合，突破了中共突出专制政治并且教条化和刻板僵化的教学大纲，培养了一批古汉语水平较高并且能写诗歌与小说的学生，这些学生后来考进著名大学，不少人毕业后成为作家与大学教授，遇到难题依然求教于延国先生；可是延国先生本人始终屈居于中学教师的职位，校方连模范教师的荣誉称号都不评给他。尽管遭受这样的亏待，延国先生并不在意，他在授课时满腔热情，讲解课文尤其是古汉语作品时声情并茂很有感染力，而且深入浅出极便于学生领会。
市东中学图书馆从原辑椝中学继承的英文原版书之中不乏文科名著与质量高的数理化参考书。中共当局接管辑椝中学后，把文科的英文书籍悉加毁弃，把硬面精装的英文数理化书粘上标签，作为图书摆上书架后分类的间隔物，而不供借阅。那时中学只开设俄语课，我的英语是自学的。笔者当学生时每周都有中共作为改造思想之手段的义务劳动，有一回笔者被安排到校图书馆修补图书，见到一批作为标签的好书而想要借阅，但管理员说“不能出借，因为已报废，而且是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版物难免含有思想毒素“。我据理力争，回答“马克思的著作是上一世纪德国出版的，可见帝国主义国家的出版物未必含有思想毒素。倘若因为是英语版的就被归类为有害，那么你该怎样理解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这一著作中说的‘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这句话呢”.延国先生绕过书架走来，随手拿起我想要借阅的那本书，问我该书好在哪里。那是一本比当时统一规定的教课书载有更多解题方法的代数书。我把该书与苏联为普及而降低了难度的教课书作了比较，并指出我们那时用的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数理化课本虽未标明译自俄文本，却实际内容相同，而且插图都一模一样。延国先生感到我在学习上确实下了功夫，便大声地对另一管理员说“这本做标签的书已摔裂了，另换一本吧！”那位管理员就把那本书扔进了装废纸的垃圾桶里。下班时延国先生把那本书拣出来给我，说“这是废纸要丢掉的，你拿去吧！”一个月后校方让我参加数学竞赛，我得了奖，该归功于那本“废书”中的解题方法。倘若延国先生没有传统师道的深厚爱心，岂能冒着风险帮助我。
1956年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课程把教学内容分为语法与文学这两部分，教材也相应地分作《汉语》和《文学》分册。文学课本按照作品的历史顺序编排，可是1957年的“反右”与1958年的“大跃进”后不仅改回了没有语法内容的语文教材，而且所选的课文完全不顾文学史体系及德育，大量选入为中共歌功颂德的谎言夸大之作。延国先生担忧教学质量下降，但又无法不采用官方规定的教材，便利用重点中学为学生提高升学率而开展的每周一次的课外活动兴趣小组的相对于正规课时的自由度，他以笔划秀美敦厚的正楷字体刻蜡纸油印诸子百家及其他古汉语文史名著的片段，以讲授吕叔湘编著的《文言虚词》为引子，顺势举例地讲解他精心选择的作品，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古汉语水平，而且增进了社会意识。例如，在讲解“焉”这个词时，他引用《史记》中记述汉高祖刘邦痞子形象的刘邦原话“迺翁马上得天下，焉用儒生！”他虽没讲毛泽东，但我们已在语文课内读过毛泽东流氓无赖口气十足的政论文，自然会联想到而更觉出中共政权的专制无耻。在讲解作文修辞方法的排比句式时，延国先生引用语文课本中的《史记.屈原列传》，把“屈原疾王听之不聪，邪曲之害公……”绘声绘色地加以表现，使我们联想到中共新封建官场比古代帝王封建时期更甚的黑幕。
在延国先生正气凛然的有益影响下，一位出身于“五代红”家庭的同学对中共的邪恶有了深刻认识，变得极有正义感。他大学毕业前“文革”尚未结束，他担心一位年幼时家境贫寒曾被总统蒋中正誉为苦学成才的老师有被狂热的“红卫兵”打死之虞，便托挚友查找关于炸药的知识。友人从德国出版的全套厚厚几十大本的《化学大典》中找到线索，告诉了他，他用砂糖，高锰酸钾，与含燐的火柴头这三种容易买到的物品按一定比例混合，放在旧书包内，用干电池通电引爆。尽管这样自制的土炸药的爆炸威力远不及军用的真正炸药，但已足以炸裂教室改成的所谓“牛棚“（毛泽东把不满专制的人称为牛鬼蛇神，故有此名词）的薄墙，把那位面临生命危险的老教师救出来藏身到这位同学预先联系好的农民家中，直到“文革”将近尾声而老教师不再有太大的危险了才把他接回上海。几位知心朋友称赞这位同学见义勇为，他回答“延国先生与我救的那位老师教会了我该怎样做人，他们都是国宝级的学者，今后挽救被‘文革’摧残的文化少不了他们。我做了应该做的事，也算是报答师恩。”
延国先生年青时曾与另一位著名学者杨宽合著《吕氏春秋汇校》。1966年6月“文革”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我在上海旧书店见到上述这本书，那天想买而带的钱不够，第二天赶去购买时只见书店大门紧闭，门上贴了“扫四旧”通告，一连几个月没重新营业。后来书店虽开门营业，但只出售毛泽东的肖像与著作，以及从《人民日报》等报刊选印的社论单行本，照一位毕业于上海师范学院的教师那时的说法“当前的书店哪像个书店，简直像邪教的庙宇”。我为没能购得延国先生的上述著作而懊恼，延国先生得知后立即把他收藏的仅有的一本《吕氏春秋汇校》送给我，还叮嘱我“‘文革’前出版的文科书籍与科技书籍都已被封存或销毁，但光华出版社影印的国外科技书照旧在发售，凭工作证就可以进入外文书店二楼去购买。你还年轻，多读些科技书可以开阔思路，将来也有用”。笔者曾因出生于非红五类家庭而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机会，“文革”期间在工厂同事的推荐下侥幸有了给大学生讲授应用物理学的机会，“文革”后考上研究生班，当了大学教师，这皆得助于延国老师的教导于鼓励，尤其是他注重人品气质和继承传统文化并另辟新径的治学方法。
笔者于“文革”结束而大学恢复招生后，与志同道合者协力举办了不收学费的义学通用文科学院，以文史哲学为主，兼开理科课程与外语课，校务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管理，并且在教学楼的走道设置意见箱，每两周开启一次，被质询的教师必须在约定的期限内答复学生写在纸条上放进意见箱的问题，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管理问题。倘若被质询者连续几次未能给出令人满意或至少可接受的回答，就得自动免职。虽然这所完全民办与自治的高校曾被大陆与香港多种报刊，包括英文版的《中国建设》报导，但因实行了延国先生告诉我们的民国时期的大学民主管理方式，就遭到了政府的刁难。该校虽然只有一届毕业生，但延国先生传给我们，并由我们继续传承的理念已在社会上引起共鸣，国内外都有人来信鼓励与捐助，其中包括英国的华威克大学与日本东京的世田谷学院。
由于遭受政治迫害，延国先生终生未娶，但他把学生当子女般爱护，亲切随和，而他的讲课生动活泼趣味丛生令人如坐春风，所以“文革”期间学生都不忍心为难他，令其他随时提心吊胆担心飞来横祸的教师羡慕不已。
遗憾的是如今已无法再亲聆延国先生的教导。先生曾把他的另一著作《回忆章太炎先生》题字赠我，书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每当想起太炎先生便禁不住泫然涕下。这句话所表达的心情也正是我思念延国先生的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