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属性，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但是，人的精神生活并非纯理性的，人们同时还受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因素的影响，这些不自觉的、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现象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热点。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研究主要是分析毛的理性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而对他在“文革”中大量的非理性精神现象及其政治结果，至今还缺乏充分的讨论。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不可忽视。这首先是因为，作为“文革”中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能起到一般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其次，在晚年的毛泽东身上，种种个人的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表现得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等，往往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从而大大加重了“文革”这场政治运动的灾难程度。其实，毛泽东自己从不讳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20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最大的灾难。显然，对毛泽东的研究，非常有必要从理性层面的思考，拓展到非理性层面的辨析。本文是笔者在这方面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因素
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范围和程度内，人的情欲和性欲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人的情感和性欲，产生了血亲和婚姻等重要的社会关系，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端的政治领袖的影响往往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此类实例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去看，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江青。她在“文革”中扮演了不可一世的角色。虽然毛有时会批评她，但总体来看，毛对江青的行动是相当放纵的。为何如此？是因为她受到毛的宠爱吗？事实恰恰相反，江青之所以得以“干政”，源自她在毛的私人情欲方面失宠。
1．江青为何在“文革”中能横行霸道？
1949年江青35岁时，虽然风韵犹存，但她与毛在中南海丰泽园中已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这当然与毛泽东一贯在婚姻上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也与江青的妇女病不无关联。那时江青得了严重的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而不得不去苏联治疗。面对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江青的疾病使她自然地失去了毛在性关系方面对她的依恋。毛泽东碍于其“领袖”形象而不便离婚，但又想满足婚外性欲，这就需要得到其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这种默认也自然伴随着丈夫对其名义上的妻子的某种补偿。以毛氏夫妇的地位，在一切生活开支均可由国库支付的情况下，毛若对江作金钱上的补偿，并无实质性意义，最可能的就是在政治地位和权力方面作出补偿型承诺。据陈小雅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演变早在50年代初就开始了。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3]
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讳言，予以配合。[4]
然而，毛不断拈花惹草的行为毕竟会伤害江青原本就十分敏感的自尊，也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合法的“夫人”地位的心理恐惧。为了化解这种恐惧，她自然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从而稳定自己与毛的“政治夫妻”关系。正是这种病态的恐惧和野心，使得江青从延安时期一个性格温顺的女性逐渐变成一个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妇，进而在“文革”中成为一个疯狂报复、暴戾恣睢的“冷宫怨后”。据王光美回忆，毛泽东在1950、1960年代非常喜欢请年轻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还派秘书专车接送。有一次，游完泳上来已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她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虽然王光美当场陪笑、平复了江青的情绪，但江青的猜忌无疑导致了她在“文革”中对王光美的“两个女人间的战争”。虽然历史不能假设，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象，倘若毛和江在中共建国后的夫妻性关系和谐、江青没有因上述病态的恐惧和渴望所造成的阴暗心理和疯狂个性，“文革”时期某些领域内她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至少可能有所减轻。毋庸违言，江青在“文革”中的不可一世以及“文革”后的可悲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她身后那位寻花问柳的风流丈夫的情欲有关。
2．从“窃听事件”到“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毛泽东预谋和发动“文革”，可以追溯到震动中共上层对毛的“窃听事件”，而所谓的“窃听”则与毛的私生活情节被泄漏有关。据国内官方媒体披露：1961年春，毛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上的办公室里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专列上的另一工作人员。后者得意地告诉前者，他知道刚才毛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此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6]官方媒体的这则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事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与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青年女性，乃与毛有性关系的“女友”。更敏感的是，那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所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时的话语和声音。当毛的这位“女友”向毛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即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以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思路，在工作中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的是，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于是引发了一场令毛泽东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此事当时的处理结果是，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了责任，录音员当了替罪羊[7]。但毛心里仍然怀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一线领导人那“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看来，毛把此事判断为中国式的“水门事件”了。[8]毛的医生李志绥在回忆这一事件时写道：“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9]结果，“窃听事件”使毛身边最贴身工作人员的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
一直在事件现场的李志绥认为，这一“窃听事件”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然而，这些秘密一旦被留在了录音带上，很可能在将来构成对毛的权力的潜在威胁，因此使得毛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即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采取的特务手段。联想到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作法，毛担心这是党内高层有人企图反对他的准备行动之一。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终于在“文革”中爆发出来。[10]以“文革”的名义，毛泽东实现了他隐忍多年的报复“窃听事件”的企图。“文革”一开始，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随即被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写道：杨尚昆“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杨尚昆和彭真都与“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
3．“文革”的发端：毛泽东对“李慧娘”一剧的反感从何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对自己放荡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在性关系方面极端放纵，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维持“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因此，他对任何可能的披露或影射其私生活的事情，都会无端猜疑，甚至恼羞成怒，兴起风波。1963年，文艺领域里“批鬼戏”的风波，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先声，这场风波的发端与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
1963初，经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到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为此她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发生了这起不大不小的宫闱风波，偏偏安排毛观看的是如此剧情的“李慧娘”，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据当时陪同毛泽东观戏的李志绥回忆：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时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了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的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1万3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文章提到：“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增加，要求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像的题材。[14]就这样，因毛偶然看戏时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便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了“文革”的导火索，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提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