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在一次小型聚会上，在座的有职业作家，也有文字爱好者。
席间，大家聊到外地采风团的某次到访，提及本地两位女作家的文章不分伯仲，其中一位没在，话题自然引向在场的另一位。
女作家先是自谦了一番，后来大概在那种微醺的气氛中放大了优越感，声音虽不大，但还是被一半的人听到她和邻座说，“当然，写文章的只要来本市，都不可能绕过我。”
气氛微微尴尬。
人到中年，又长久与文字道理打交道，不会分不清恭维与真心话的区别。
可能是酒精的作用，也可能是要与另一位女作家争一争高下，在众人的吹捧中急于亮明自己的身份：我比她强。
是谁说过，“三十岁以后的女人，在公开场合宁可沉默一点，不明就里的人觉得那是低调的奢华，如果不得体的话说多了，就会像当众喝醉酒一样失态。”
可是，人的本性中都会有一种渴望获得别人尊重的原始欲望，并认为能否获得尊重在于他人的评价体系里。
如果要享受别人艳羡的目光，就要炫耀自己手中的所有，凸显自己的地位，自然需要有人不如我们。
以身份为骄矜，透露的其实是内心的弱势与不够自信。
我想起小说《喜宝》里，儒雅的宋家明对喜宝谈及台北舞厅的一个舞女，那舞女上了岸，与还未注册登记的老公出来旅行，碰到宋家明，也会迫不及待地炫耀一句，在香港她住浅水湾。
这也是所有亦舒女郎的立身箴言，“真正有气质的淑女，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过什么地方，有多少件衣裳，买过什么珠宝，因她没有自卑感。”
总之姿态一定要大方，切勿似小老鼠偷到油，或是似小捞女找到户头。
人都或多或少活在自设的牢笼。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基因里，有太多的身份焦虑伴随终生，需要不停地克服虚弱感，并在这个充满危机的世界安身立命下来。
所以在我们身边总会见到这样的人：
喜欢让别人以官衔称呼自己，以示莫大的尊崇。手中稍稍握有些权力，便自觉高人一等，如何显示这些权力呢，当然要卡卡别人的脖子。若不是内心对这份德不配位的焦虑，又怎会以虚张声势来掩盖孱弱的内里？
本事不大，架子不小。有点儿小才小貌的就拉起鄙视链，谁人都不如自己。但凡有人越过自己，便焦躁、嫉妒、诋毁，自迷自困，在妄念和欲望中盘旋沦陷；
热衷混匿于各种圈子，以为站在有名气的人旁边，自己的身价也会陡增。拜高踩低，缺乏精神上的独立，更像是人际关系的表演者，追随着虚妄的偶像，实际里面有一种对于“身份”的贪婪。
这条鄙视链还可以无限延伸，富人觉得比穷人身份贵重，城内的瞧不起城外的，吃车厘子的看不起吃苹果的，讲话中英文混杂的鄙视纯说汉语的，北欧十日游瞧不起新马泰的，读斯宾诺莎的瞧不上读张爱玲的。
优越感是一种很玄的东西，有时你可能什么都不需要做，只是抬一下高贵的头颅，或为了凸显自己的才思敏捷言辞犀利而顺口溜出的刻薄之言，就能从偏见中获得身份优越的快感。
多年以前的一个冬天，当时的我刚工作不久。
年关将至，单位照例要组织人员下乡村搞慰问活动。名单是既定的，一般是鳏寡孤独的老人或者无生活能力的残疾人。
我们一群人，带着不多的米面油和微薄的慰问金，所到之处相迎的，皆是略显胆怯和讨好的目光。
在那些贫苦者的家中，房低屋矮，卫生不洁，一只昏暗的电灯泡发着微黄的光，他们面对的是衣着光鲜的城里人，拍照、寒喧和公式化的慰问，努力配合着，躬身道着谢，还要忍受着这群城里人的四处查看，任意点评，“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穷困家庭。”
一窝蜂的来，又一哄而去。那个下午，我们走了四户人家，还剩一户，眼看就要结束了，直到遇到那位老人家。
那是一个干净的小院落，虽然简陋，但被主人收拾得齐整清爽。
持家的是一位60多岁的婆婆，齐耳短发，个子不高，衣衫干净，见我们进门迎着走到院子中央，并未说话，一层笑意已先浮动在脸上。
浅浅的笑，就是沈从文或胡兰成笔下的乡下阿婆，礼数周到又带着某种疏离。
婆婆与50多岁的弟弟相依生活。因为弟弟眼睛看不到，一辈子没有成家，婆婆的丈夫先去了，后来儿子也走了，只剩下弟弟这一个亲人。
对于我们的到来，她没有过多感激现于形色，只是客气地说了句“谢谢你们了”。
我们既而夸这小院收拾的干净，她也不过略显羞赧，“这有什么，自己的家自己收拾得动。”
那笑容里有种淡淡的拒绝和不需要人同情的态度。
是尊严，一个人不可撼动的尊严才会将这群城里人莫名其妙而脆弱的优越感一击而碎，使这场表演沦为一次拙劣的作秀。
回去的路上，大家都不再说话。
后来我始终在想，一个人成熟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放眼周遭，我们太容易与人比较，太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而所有的比较都是一种我执。
一旦将狂傲的心将息下来，以赤子之心与之观照，就会发现所谓的身份感是多么可笑，它不过是一个名为“自己”的囚笼，硬着身段与外界僵持对峙着，却掩盖不住内里风声鹤唳的紧张与不甘。
如林清玄所说，我们什么时候能看清自己不如人的地方，那就是对生命有真正信心的时候。
一个心智成熟的人不会自恃心理上的优越感而轻慢他人，不会高调地叫嚣强势地攻击，因为内心是不紧张不凛冽的，所以能够理解身边的小事小情，不再为难自己和别人，更懂得去体谅周遭人的不得已。
最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弯腰。
蔡澜讲到他朋友有次请一桌人吃饭，下星期还要再请另外一桌，且是同样的菜式。
“为什么不一次请两桌呢？”他不解。
“因为机遇不同。”朋友说，“今天请的都是台面上的，得意的，有钱的。下礼拜请的都是台下的，失意的，比较穷的。”
“何必这么分呢，好麻烦。”
“为了避免尴尬，失意人夹在一群得意人之间，感觉很不好。”
雪中送炭是对失意人，锦上添花是对得意人。
在得意人面前可以摆场面，不输阵；在失意人面前能够有宽厚，不忘本。达到这两点，做人至少成功了一半。
这份体恤源于心理上的感同身受，能够看到人们雷同的生活面目背后实际是每个人挣扎的不易，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给予最大的敬意。
试着放低自己，绝不是自轻自弃。
对外，是专注而笃定的做事，并不在意他人的评价和看法；对内，不过分的强调自己的重要，摆脱身份的焦虑所带来的桎梏，成熟的代价就是没有放不下的事物。
是以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
看得见自己的有限，才不会去渴羡那顶荆棘做的王冠。
一如晚年的季羡林老先生，身上标签无数，他呢，却一辞“国学大师”，二辞“学界泰斗”，三辞“国宝”名号。
他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老总是将最真实的一面示人，别人怎么看他，他不清楚。
因为别人写他的文章他基本是不读的，怕里面的溢美之词。
“凭自己那一点自知之明，考虑自己学术上是否‘功业’，有什么‘功业’，我尽量保持客观态度。过于谦虚是矫情，过于自吹自擂是‘老王’，二者皆为我所不敢取。”
从前读文章，看到有贼光一说。
你看那些有百年历史的古董水晶灯，它们放在一起，却互不排斥，亦不互夺光芒，而只是互相照亮与衬托。
是因为，这些水晶灯的贼光消失了。贼光消失，则宝光生起。
何为贼光？会互斥互抢的光，不知收敛的光，是不含蓄、不细腻、不温柔、不知隐藏的光。
所以作家林清玄说，“人也是这样，年少的时候自以为才情纵横，到了年岁渐长，才知道那只是贼光激射。经过了岁月的磨洗，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贼光才会收敛。”
从用力到放手，从紧绷到轻松，放开紧紧抱着的那个“我”，是一场破除我执的过程。
如庆山所写，“什么是解脱？不以习性和情绪煎熬自己，这即是当下的解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