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1966年，26岁，T市某机械厂工人
妻子，1966年，20岁，T市某机械厂工人
这是一对夫妻共同的一段往事：
1968年元旦结婚——共同生活六十天祸从嘴出——抄家后她用十七块钱养活老少三辈——军代表用意不良逼她离婚——狱里狱外几封通信——她千辛万苦等了他三千六百五十天——他奇特的复仇记
丈夫：我真不想提那段事，我们两口子，现在也避防提。只要一提，几夜就甭想睡觉。甭她，我也是。再说总提它有嘛用呢？不是让咱往前看吗，把帐全算在“四人帮”头上。过去那段事都按下算啦。受过苦的人太多啦，现在谁也不愿意说啦。可我又想，咱受过的这些苦，也不能就这么白白一笔抹掉，那不就白受这些苦是吧？我跟您讲了，您记下来，将来印成书，咱这痛苦就留下来啦，到嘛时候，让后人也看看，啊，啊。
说实在的，我无缘无故白白蹲了十年监狱，真叫好没影儿的事。我老婆等了我整整十年，那罪没少受；比我更冤，更倒霉。有她的嘛，一个女人。
我的苦再苦也没嘛，我是男人嘛，可她就难了。您说说，她那会儿才二十出头，人又漂亮；您看，我还带来一张她那会儿的照片。她一个人带着一个半身不遂的老父亲和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自己算是反革命家属，父亲是资本家，熬过那十年容易吗，楞等了我整整十年。我们这些犯人，离婚的有百分之九十还多；几乎可以说，进去没个不离的；也有为离婚的事自杀的，杀人的，神经的，也太多了。她来探监，同屋的人全羡慕我，先头我都不敢跟人说她是我老婆，只说是妹妹；我也怕过不几天，离婚了，不就栽了吗？她等我时，哪会知道还有一天“四人帮”会倒台，我会平反，等十年不就等个反革命吗？还不是个“反属”，有嘛好处？更别提她受那么多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穷困了。她这么年轻漂亮，不等我，完全有其它路可走。所以我认为她是一种坚强的中国妇女的典型，我挺自豪，跟谁我也这么说。
我的经历没嘛，比我苦的还有的是，比我冤的也有的是，我见的多了。那阵子为一句话坐大牢的人多了去了，光我们那儿就大部分的现行反革命罪。我们屋里有个犯人，以前是贫农协会主席，罪名就因为下山到集子上买毛主席石膏像，那会儿不叫买，叫“请宝像”，不是他这样出身好的还没资格“请”。那玩艺儿挺沉，山道又不好走，他就用麻绳拴在石膏像的脖子上，前边儿俩，后边俩，就这么背着赶路。没想到还没出集子就让人给抓住，好嘛，“现行反革命”，立时就抓起来，家也没让回，进大牢了，五年。您说冤不冤？还有一个小伙子，为的是爬到百货大楼顶尖上拍了两张照片，想落个城市面貌的照片，现在看这算嘛事！可那会儿就不行，怀疑他是搞“特务活动”，也给关进来了。后来，我的一条手绢，还是他带出去捎给我老婆的，这才保存下来。妻子：可不，那条手绢是他出事那天，人家打他时候包头用的，用角铁的尖打，人头啊，不是别处，手绢上全是血。您看，我带来了，多狠，连手绢都打出这么多洞来，一般人下得了这手？
丈夫：您没见比这还狠的也有的是啊。不说别的，这地方上的事儿说不清，公安局里不是不准打人？可我亲眼看到他们打人。好家伙儿了，用手拷拷还不解气，楞用粗铁丝绑上，再用老虎钳子拧啊。您想想，那手腕子上的皮肉还不全破了，哪经得起这么拧啊，后来全长了小蛆，白的。瞎，那些事儿别提了，多了去了。我说重点说说她吧。她比我苦，更典型。像我这样儿的反革命太多了，可像她那样的就不多了。她那些东西，百年之后，说句大白话吧，不管哪朝哪代的人看了，都会觉得值得一写，因为它是真的。她受的那些迫害，都是有真凭实据的，有名有姓有地点，咱写到《人民日报》上也不怕，真东西搁的时候长，不是“四人帮”那些东西，隔不了几年一拨弄就倒了。我好歹大人孩子都团聚了，也就算最好的结果了。对不对？有些人老婆离婚，孩子让人带走了，房子叫人霸占了，她偏还住在你对过；你不也得天天打头碰脸，你嘛滋味？我说您写就写我老婆，别写我；突出她，就把她碰上那些个人，那些个事，按当时的话说，灵魂上的东西，解剖解剖。甭管他是头儿，还是军代表，照样有不是东西的，表面上像个人赛的，其实心眼里想的嘛，别人不知道，我们知道。
打头儿说吧。我出身工人，本人也是工人，钳工。“文革”前是车间里生产负责人。我这人生来就直性子，您看我说话就能知道我的脾性，也甭多描。我打嘛时候也不愿意巴结领导，爱站在车间里工人一边儿；替大伙儿说话。有时好给领导提点意见，这叫“犯上”，所以跟头头有点矛盾。他们说我不靠拢组织，打从“文革”开始，他们就想法儿找碴儿整整我。
我觉着他们整我全是有预谋的，好像全策划好了，一下子就来了。我的碴儿就是说了一句错话，这完全是玩笑话，是喝酒时和一个要好的哥们儿说的，这哥们儿平时不分你我，嘛话都说。当时就说了几句对“文革”不满的话，说朱元璋当了皇上，把下边的功臣全干了这类的话，没想到他把我的话向上汇报了。那会儿人全乱套了，谁也不知道变成嘛。可他在暗处，我在明处，我哪知道。这是六八年三月一号晚上的事，第二天一下子开大会突然宣布，说我是反革命阶级报复，大宇报呼啦一下全贴满了，好家伙那阵势，开着会一下子把我揪出来，把我的工人出身楞说成是资本家出身。出身还有变的，可这么才好说我“阶级报复”。这出身是大字报定的，也不知谁写的，反正破鼓乱人捶呗，也没你说话分辨的份儿。“阶级报复”比单纯反革命罪重呗。好嘛，开始还没怎么，还是文斗；后来台上指挥的军代表一声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嘁哩咔嚓全上来了，这是他们预先说好的暗号，明白吗？一喊就是要开打了。可全动了真格的了，这是真打，不是假打，抄起那些铁家伙，打的可不含糊。我也没看清都是哪些人，反正劈头盖脸的就来了。我一看不好，赶紧掏出手绢捂住脑袋，他们拿三角铁、铁疙瘩嘛的，操着嘛就是嘛，乱砸一气。表面看流血不多，可这叫软伤，最厉害，就冲着脑袋来啦，欠点把我打死。我就死命捂着脑袋，手绢就这么破啦。我这耳朵到今儿个还聋着啊，也是那晚儿给打的，到现在还总嗡嗡响，总响。后来打晕了，嘛也不知道了，他们大伙拿大铁丝把我绑起来，我就不知道了；跟手可能就送到拘留所去了。
妻子：那天开会时我去了，我跟我丈夫一个厂，我在场，是选什么革委会的大会吧，好像是的。他们打他时候我不敢看，也看不见。当时我心跳的呀，我就出去了，走出会场了，想回家，想走，到哪儿都行，不想呆，也呆不下去了。可我一出门就看见一个人，就是革委会那女的，主任，她盯着我，不让我出去，所以我知道，连着后来的事，我知道他们是串通一气儿的，有预谋的。等我回家时有个邻居告诉我，刚头儿你们厂押着你爱人回来一趟，他出车祸了吧？我到屋去一看，也全是血，那些血啊……
其实后来我想，他要是那次没抓走，还在厂里的话，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运动也得给揪出来；我想了，那说不定更倒霉，恐怕不打死也得打残了。这些人目的不达到是不会算完的，
丈夫：我的事到了七〇年就全搞清了。我出身是工人，不是什么资本家，也够不上现行反革命。可驻军和革委会那帮整人的人，他们不肯认错啊！为了维护革委会的声誉，不给平反。再说驻军那姓×的小子，他的个人目的还没达到呢，他想娶我老婆。监狱当然也不管了。那会儿监狱就像仓库，不拿我们当活人，像取货提货一样。管我们监狱的那人就说，我不管你们出来进去，只要拿提货单来，我就放人；没单子，你就在这儿呆着。他就这么说的。我活活就在这里边呆了十年。等我出来时，我妹妹看着两张《判决书》说，他凭这两张纸，就把人活折腾半死。就这么两张纸啊！我带来了，您看这判决书写得多潦草，这字，您看，随便一划啦，真不如仓库提货单认真呢。管监狱的人说，“我们嘛也不管，只管进出，你们少找麻烦，谁要是不想活了，就自杀。我连份检查也不用写，你们谁爱死就死，我不管。”
我申诉了二十多次，也没人理我。出来之后，要回厂工作，革委会主任说了，他要回来，先把他腿打断了再说。就楞不肯收，我借钱也不给。没工作没工资，又地震没房子，我们房子早让他们霸占了，那时叫“压缩”。这种事都是街道积极分子干的。有问题的人房子都得压缩。腾出房来，他们搬进去。我结婚是两间，楞叫我老婆搬出来，另给一间小破屋。地震时又坏了。我放出来算落实，心气儿还挺高，大年三十中午去找房管站管房子的，房管站那伙人，真油。我一说，他说我不是管落实的，管落实的今天休息没来。隔些日子再去，还这套。后来才知道，就是他管落实。到今天也没解决，这就别说啦。落实能落到我们这小老百姓头上？顶多落在名人、领导干部头上。他们是门面人，对吧！
妻子：我还记得那是生孩子后五十三天，因为产假只有五十六天，马上要上班了，孩子病了，是冬天，因为屋里实在太冷啦，得了肺炎。我才二十岁，没弄过小孩啊，不懂啊，这晚上他一夜都没闹过，我还觉得他很乖呢；其实那一夜他已经没劲儿再闹啦。第二天我一看嘴青了，得去看病啊！可我没钱，没钱看病，又不好跟别人借，邻居也不大敢和我们这样的家打交道。我当时真觉得孩子没救了，活不了了，急得没辙，给我婆婆打电话。正好“最新指示”来了，全市都不上班，大游行，那会儿不都那样吗，一游行就排了大队满街里走，车都不通了。我婆婆接了电话后就来了，走了整整大半天，好几个小时啊，就给耽误了；她来之后才送到儿童医院抢救过来。那会儿真是一毛钱也没有啊。记得还是大肚子那会儿，我到他妈妈家去，来回也总是走的啊，那么远路，一走几小时，可就没钱，没钱坐车啊，有了钱也舍不得花。
我丈夫关进去以后，先是在拘留所，我整天提心吊胆，生怕他性子直，再顶撞了谁，怕公判大会给他重判，给他发配到远处去。他要就在市里坐牢，我不还能常见到他吗？最起码一个月不还能见一面吗？能看看也是一种相互的安慰吧，当时想。就怕把他弄到什么青海西藏的，那我可真受不了啦。那会儿啊，这些犯罪的我觉着就像演员一样，一公判一个区就几十个哪，每次都是，真像演员赶场哪，从这个体育场赶到那个电影院，再赶到什么学校工厂的，来回的赶。开大会，押上来，念罪状，再念判决。到一个地方来一次。公判也是为了吓唬人啊，镇压他们，也吓唬我们这样胆小的，老实的。
丈夫：那会儿我们在监狱里给人修理手铐，一筐一筐的；抓的人太多了，一拉百十人。言论这玩艺，最厉害，弄不好一句半句话说错了，弄进去，像我这样进去的太多了。她想让我别惹事，我当然明白，事儿大了，就更对不起她了。我就和关在一块儿的几个犯人一道……这些人都熟了，能互相照顾照顾，也有一个小天地；因为都是这种问题关进来的，品行嘛的都不错。后来我们都是朋友啦，到现在还常走动走动。
妻子：我们是六八年阳历年结的婚，那年三月二日他走的。我们在一起一共才过了整整六十天。他服刑的十年，我完全是靠着蜜月的回忆，还有对他的信赖才苦熬过来的。这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子，我真是一天一天数过来的。我二十岁，刚刚从学校走到社会，刚刚开始生活，就碰到这么无情的命运，一夜之间丈夫变成现行反革命，我感情上真接受不了哇。军代表那个姓×的，和我们革委会主任，就是那个女的，勾结起来，早就打好主意了，把我丈夫整了，让我和他离婚，用尽了各种手段。现在想想，真不知当时怎么就顶过来了。也许我这人还是比较倔强的，虽然表面上看不太出来。
我丈夫一走，连着抄了六次家，把我们刚结婚时别人送的礼物，被子啦，毛毯啦，还有衣服料子什么的，全抄了；抄到后来，家里只剩下光床板了，全光光的了，嘛也没有了。他们还把抄去的东西办什么展览会。抄家抄到后来几次，我人都麻木了，就这些东西随你们抄吧，都跟我无关了。我对他们也恨不起来，他们出身好，为保卫红色政权连命也不要了。让他们去表现吧，去革命吧。我觉得庆幸的只是丈夫给我留下了一个珍贵的礼物，就是我们后来的孩子小冬。我们孩子生出来时，奶奶说，他爹叫柱子，柱子底下要有石头，就叫他石头吧，叫石；正好搞专案的人姓石，他贴大字报，说给孩子取名为石，是记着专案那段事，记着姓石的人的仇，这个名字叫不了了。后来说叫东东，又不让，说你是记着“东方红××厂”，不行，还得改。我烦了，也犟起来。后来人说改就改吧，孩子的名字就是个记号，干嘛让他们没完没了呢？也省得他们找麻烦了。我就说叫冬冬吧，冬天生的，才行。那时候你干什么他们也找你麻烦。反正怎么也不对，都能找到错。我会理发，会裁衣服，因为没钱，全用手给孩子做衣服，跟我一块干活儿的同志就说让我帮着做，做不好看不高兴，做好了是奇装异服，还批判我。我给理发也是这样，剪不好看说你不卖力气，剪好了又批判我，“修”了。我用我丈夫原先的饭盒儿，上面有他名字的，都说我划不清界限。那时家里东西全抄走了，连暖壶都抄走了，又没钱买新的，这些旧饭盒能扔了不用吗？
生小冬那时候，连被褥都不给一条。我和刚出世的小生命就睡在光板铺上。唯一的安慰就是把丈夫的信放在枕头底下，让他离我近点，也让他享受一点得子的幸福。我相信，只要心诚，他会感受到的。
丈夫：我接到她的信，说下个月要临产，不能来看我了，我那心里真像翻了五味瓶啦，真说不出是嘛滋味。这消息对我太突然了，没有一点精神准备，就要做爸爸了。可我给妻子和出世的孩子能带来嘛呢，只有让他一出来就是反革命小患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呀，我太恨自己了，觉着太对不起他们娘俩儿了，我看她的信就像用血写的，根本不知道家里抄成那样，亲戚全不认人了；她父亲半身不遂了，也不能怎么帮她，一个月全靠她十七元学徒工的工资，那日子怎么过的呢！你想，十七块，好几口儿，还外带给我买点烟呀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