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斯大林仍然在那里活着。”
“不是死了吗？”
“但尸体仍有余热”
《耳语者》
十五岁的苏联少先队员帕夫利克，向政府举报了自己的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出售假证件给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进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并告诉法官：“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了劳改营，后来遭到枪决。
由于帕夫利克在上次的举报上受到了表扬，后来变得愈加大胆，开始接连举报周围村民隐藏谷物或者反对集体农庄，引起了公愤。1932年9月3日，帕夫利克被发现死于他们村庄附近的森林，据说是被他们亲戚刺死的。最终，莫罗佐夫整个家族受到了审判，除了伯父逃过此劫，他的祖父和祖母，堂弟和教父，全都被枪决。帕夫利克死后，成为了一代人的英雄，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号召全体小学生学习这种完美的少先队员精神。
必须一提的是，1935年苏联当局重新提倡家长权威的时候，官方也重新诠释对帕夫利克的崇拜：对他的揭发行为低调以对，转而强调他工作努力，在校守规矩等新的美德。
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脑子，成了每个人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
由于统治秩序的需要，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公共公寓成为了一种生存的必需，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公共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
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资产阶级家庭，以便监视。
费吉斯采访的一位幸存者居民回忆在共用公寓的生活：“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