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1971年，在中共中央第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中，用这样几个词勾勒了曾经红极一时的林彪的最后结局。
1971年9月13日凌晨，“温都尔汗”，蒙古境内一个本不为人知的地名，却成了中国一段特殊历史事件的见证。孙一先，原驻蒙古共和国使馆二等秘书、当年中方到达坠机现场勘察的4人成员之一，1973年结束蒙古使馆的8年任期后，又被委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眼看着国内关于“9·13”事件，近几年不断有各种扑朔迷离的说法，孙一先说:“作为亲历者，我觉得我有责任讲出我所知道的真相。”
紧急约见
1971年9月14日一大早，刚吃过饭还没到上班时间，使馆值班的工作人员突然接到蒙古方面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说蒙古副外长在8点30分要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
那时，中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刚刚到任25天——“文革”开始后，大使一职一直空缺，直到1971年8月20日，原在刚果使馆任政务参赞的许文益走马上任，弥补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5年的空缺。
刚一上任便遇到这种紧急约见，摸不清底细的许大使马上召集外交官开会。那时候中苏发生了两次边境冲突，中蒙边境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前苏联部队已推进到中蒙边境线附近，因此大家的第一反应大多认为边境出了事。但也没有多长的讨论时间，8点20分，许大使和翻译匆匆登车而去。
许大使在蒙古外交部呆了40多分钟后匆匆赶回，又召集我们紧急开会通报:9月13日凌晨两点左右(注:时间后确认为2点25分)，一架中国军用飞机在蒙古的纵深坠毁，机上9人，包括一名妇女全部死亡。蒙方对中国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要求中国方面给予解释。
一听完这个情况，大家立即议论起来。出事的地方在贝尔赫矿区，离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不远，而离中蒙边界至少有350公里。一架中国军用飞机怎么会跑到这里呢？有人猜测是美国或台湾地区的侦察机涂了中国大陆军用机的标志，来蒙古侦察，挑拨中蒙关系，进而挑动中苏战争。但我想，哪儿有坐9个人的侦察机呢？说了半天也没理出头绪，最后决定一方面尽快向国内报告，一方面向蒙方提出让我带两个翻译去勘察现场。
当时的条件下，把这样一个消息传回国内，却是费尽周折，放在今天来看，简直有些难以理解甚至不可思议。
中蒙之间并未互设电台，通讯要靠当地的电报电话局，两国关系恶化后，这条线路疏于维修，故障频出，平时一份特急电报也要4个小时才能发到国内。不料这会儿又赶上故障，对方告知，电报要通过莫斯科中转，不能确认何时发到北京。
中蒙苏友好时期，从莫斯科经乌兰巴托到北京开通了一条专用电话线，供三国领导人和使馆工作人员通话使用。1966年我到使馆时这条热线还在用，但1969年“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下令封停了这条热线。紧急关头，许大使当机立断，决定启用已经中断了两年的热线。外交上有一句老话叫“外交工作授权有限”，许大使当时的举动是冒着一定风险的。
翻译小刘很快要通了北京的电话总站，说有急事请接线员立即接外交部;不料对方却先是推说不知道外交部的电话号码，后又说外交部的电话线坏了，“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们最后又想出一个办法:让翻译到乌兰巴托的电话局打国际长途电话直接找 中共外交部。那时候服务效率低、通知质量差，小刘用了一个多小时、几乎是直着嗓子吆喝，才要通北京。外交部办公室接电话的同志倒是很痛快，马上请示同意启用。电报通过这条热线传送完毕后，已是9月14日中午12点20分，坠机已发生了整整34个小时。
温都尔汗的中国飞机
午饭后不久，蒙古外交部来电话，说专机已经准备好，13点钟左右起飞去温都尔汗。但给国内的电报发过去还没回电，我们就一再拖，说还没准备好。直到晚上18点多，终于接到了电报:对“误入”表示“遗憾”，并要求许大使亲自带队勘察现场。
发给我们的这份电报，对死者身份只字未提。我后来才知道，那天这份电报直接送到了姬鹏飞手里，他看了电报后说了句:“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电报又被紧急送到正在人民大会堂的周恩来和毛泽东(注:毛泽东在林彪出逃当天从中南海搬进了保密措施更严的人民大会堂)那里。周恩来后来交待，所有得知电报内容的人要“绝对保密”。
在乌兰巴托的我们当然不知道那时的形势已是那般复杂。9月15日下午14点15分，我与许大使以及沈庆沂、王中远两位翻译一起坐蒙方提供的伊尔14专机，去现场察看。上飞机一看，除了中方4人之外，后面坐满了蒙古工作人员。
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整整飞了一小时。温都尔汗机场是一个很小的简易机场，用红黏土反复压实后的土制跑道，也没有塔台，只有几部电台车。坠机现场离温都尔汗机场还有70公里，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现场，我们立即换乘汽车继续赶路。一段比较平坦的河边公路后，又走了一段颠得很厉害的丘陵路，最后拐进一条草丛小道。似乎很少有车辆通过，车胎轧得枯草吱吱作响。
我的视线右前方是一片向上的缓坡，蒙方司机说:到现场了！汽车就从慢坡往上爬，逐渐看到了坡顶上黑糊糊一大块烧焦的草地，有蒙古士兵在四周站岗。汽车又往上爬了一段，一个高高翘起的飞机尾巴立即映入眼帘。
在蒙古草原秋日的夕阳下，飞机尾巴上那喷涂的五星红旗和“256”机号标志异常醒目，一看到它们，我立即打消了最初是美国或台湾地区伪装中国大陆飞机的怀疑——这是一架中国飞机，这一点毫无疑问。
坠机现场是丘陵中的一块盆地，从盆地中间的一大块草地全部被烧焦，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我和翻译小沈边走边拍照，飞机碎片也由少到多。走着走着，看到地下有一张纸，上面印着一个英文单词“NOTE”，上面写明飞机型号为Trident-1E(三叉戟1E型)。我看了一下现场被烧焦的座椅架，数量非常少，因此我立即断定，它是一架专机。
再往前800米，看到了尸体和飞机头。飞机头已烧得面目全非，旁边有一段断翼，机翼上面有一个40厘米的大洞。我在现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尸体的察看和拍照取证。那时天已经凉了，又近傍晚，冷风一吹，觉得心情特别凄凉。起初都盖着白布，9个人分成三堆，第一堆是3个人，第二堆是4个人，第三堆是两个人。一般的飞机失事，尸体都比较零碎，但这几个都比较完整，四肢都在。我在1号尸体(注:驾驶员杨振刚)的衣服里面还发现一本《毛主席语录》，那个8号女尸体(注:叶群)，面孔特别安详，像是在睡觉，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我当时想，这位女同志应该是民航上的空中服务员，不过，“服务员”的年龄看起来似乎有些偏大，难道因为这是架专机？
死难者的东西都堆在飞机的食品柜附近，乱七八糟，什么都有。我看到了七支手枪和两把微型冲锋枪，40多发子弹——这也是蒙方起初就一直坚持认为是中国军用飞机的主要原因，另外，有的尸体上的皮夹克虽然外边被烧得残破，但打开一看里面是军装。
我和翻译王中远一起翻看这堆杂物时，除了一本《法兰西内战》和一些杂物外，还在一个塑料夹中发现了空军大院的出入证，上面写着:林立果，男，24岁，干部。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林立果何许人也，还推想是机组一名成员。一个月后，直到林彪事件公布后，小王才告诉我，他当时就想，不会是林副统帅的儿子吧？因为小王毕业自北大外语系，他知道林立果原是北大物理系学生，“文革”后辍学离开了北大，但在那时候，林彪的声望正如日中天，谁敢往那上面想？所以小王一直藏着没敢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