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一部历史讲清楚，不是共产党编造的那个历史。-辛灏年（图片：公有领域）
我把我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是在思想上、事实上让我的读者明白，历史原来是这样的！不是共产党编造的那个历史。在思想上要明白，我们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三个革命：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
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用第一人称整理成文，陆续发表内容已经过半，感谢您继续关注。
（接上文：专访辛灏年(8):我只能成为共产专制制度的揭露者）
我有一个任务：阐述清楚改良和革命的不同
回忆这一生，做的是自己想做的事，已经十分满足了。但是，虽然余生有限，我还是想尽一个中国人，中华民族子孙的最后的力量。在千千万万为了自由民主追求的人群当中，在我还有能力去喊几声的时候，我还是要喊几声。这是永远改变不了的！
过去这十几年内，在某种意义上，我把中国的近代史重新写了一遍，而且得到广泛的接受。有人问我，您会觉得自己有一个使命吗？我没有使命感，我从来没有觉得我应该去做什么大事，我应该去引导什么、鼓动什么，让大家跟我走。我从来没这个想法。我跟民运人士最大不同的地方是，他们个人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政治目的，除了大的民主自由以外，他们对个人的前途有追求。我对自己没有这个，为什么没有这个？我想我也不用多讲了，因为我是一个少年成名的人，对于名利场我早就看得很透，我没有兴趣。所以我出来以后，人们发现，我从来不跟什么上层高层，哪个政府哪个政党联系，我从来不干这个事，我从来不联系的。我的生活圈子就是留学生和华侨，我只有这两个圈子。这是一个。
第二个，我承认我现在有政治上的追求，就是希望中国人早一天自由民主，希望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制度早一天被灭亡，不是说让共产党每个人都灭亡，而是这个制度必须灭亡。而今天很多人在改良和革命的问题上含糊，就是说，究竟是用改良的方式保持住这个制度，还是用革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制度。我的倾向是：用革命的方式，首先是和平革命的方式，去解决这个制度，必须敲碎这个制度！打断这个制度套在我们人民身上的锁链。我觉得我有一个任务，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尽我所能把它阐述得更加清楚。这是30多年来我的一贯思想。所以早几年我在《黄花岗》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叫做《不与改良同流，欢迎改良革命》。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能够去看一看我的长篇小说，特别是最后一部小说《少夫人达琳》，你们就会发现，30多年前我就在反对改良主义的思想，开始点醒革命主义的火种。
我们面临的时代比辛亥革命者所面临的时代更黑暗、血腥、残酷
有些说法，什么我做的和孙中山很相似，在使命上跟他有什么关联之类的。我出来以后不久，侨界就出现了这些言论，我当时就非常严厉地制止了这种言论。第一个原因，因为我不是搞政治的，我没有政治上的诉求。第二个原因，对孙中山来说，我可能做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都不够资格。
所以当别人、很多人在把我和他放在一起的时候，说我做着跟他相同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澳大利亚有一篇报导说了一句话：辛灏年其实就是今天的某某某，只是他不同意而已。我就告诉他，你必须把这个拿掉，你要不拿掉，你一发表出来，我就跟你没完。我这个人从来不跟人打仗吵嘴，但你要这样做，我就跟你没完。
再比如说，在达拉斯的一次讲演，别人送了一块匾给我，就说我是那个人。我在讲演之前告诉他们：你把它撇掉我就上场，你不撇掉我就不上场。所以这个东西就没有可能泛滥开来。这是我跟民运人士不大一样的地方，没有个人的政治诉求。
但是我也承认一点，在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一部历史讲清楚，讲清楚这一部历史，为什么在辛亥之后走到今天是这个状况？原因是什么？最后我们要下一个结论：我们所面临的时代就是孙中山先生当时所面临的时代，一模一样，只是比那个时代更黑暗，更血腥，更残酷。
中国历史发生了百年大倒退，当今中国面临着“三民革命”
我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1980年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中央文学讲习所请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吴祖襄，非常有名的老教授，年轻时候也是作家，后来搞文学研究，在北大因为思想比较独立，只给他做二级教授，其实他水平相当高了，人人都清楚。请他来讲《红楼梦》。我们的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负责人，（那个时候搞个录音机不容易啊）好不容易搞个录音机，想全部录下来。等吴老上台以后，他就把录音机一开，结果这位老教授说了一句话：我今天讲《红楼梦》题目是什么？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所面临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我们的所长“啪”一下就把录音机关掉了。
他启示了我！在我研究晚清历史、改革开放的历史以后，在研究了辛亥之后的历史以后，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前30年和后30年改革开放历史以后，我才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时代就是孙中山所面临的时代！中国历史发生了一个100年以上的大倒退！从这个政治制度和政治统治本身来看，中国5000年历史没有出现过这样一个腐朽的、黑暗的、残酷的、血腥的统治。
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呢？我把我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就是在思想上、事实上让我的读者明白，历史原来是这样的！不是共产党编造的那个历史。在思想上要明白，我们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着三个革命：民族革命，民权革命，民生革命。
民族革命：认祖归宗，回归中华传统之根
因为1949年以后，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大陆，中共大陆是姓马列，不是姓孙文的，也不姓中国的唐宗宋祖，也不姓中国的周公、秦始皇，是从外国找来个大胡子来做我们的祖宗！谁要说这个大胡子不好，谁要是对这个有意见或者表示一点不同的看法，共产党就用刺刀挑死他。这样的人太多了，成千上万！所以我们中国存在着民族革命。我经常跟少数民族、边疆的朋友们聊天：不要以为只你们要追求民族解放，中国的汉族人民也要追求民族解放。因为我们在历史上，有两次被北方的蛮族亡了国，可是这个蛮族，却反过来被我们的文化所同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成了我们的亲兄弟。
可是，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的状况，表明了我们虽然是汉人在做共产皇帝，可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灵魂完全被苏化、被赤化、被马列化了。这是最可怕的一种亡国亡族！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道德如此败坏的根本原因。
民权革命：伸民权卫人权，是对中国所有民族和人民最重要的革命
我们中国今天也存在着民权革命。因为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开始走向共和，很多方面开始实行民主。因为外患内忧，推迟了它前进的步伐，最后被共产党成功地推翻了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在中国重新复辟了专制的统治制度，人民的民权丧失已尽！直到今天为止，共产党只“讲”人权，却不给人权，可是中共连“民权”两个字都不许讲。我们国内改良主义思潮下的一些知识分子和朋友们，他们明明明白，没有民权人权就得不到保障，可是他们慑于共产党的淫威而只敢讲人权，不能讲民权。结果人民没有权利，人权如何能保障！因此所有的民权案件、所有的人权案件，没有一个能得到真正的、平等的解决的。所以民权革命对今天的中国和中国所有边疆的少数民族都是最重要的一个革命。
民生革命：反制度腐败，而不是带着清洗的目的搞反腐
共产党在四九年以后进行了两度共产：一度共产是在1949年到1979年，是公开掠夺、抢夺、霸占人民的财产，将它变成党财产。所谓国家都是党的，所有土地是党的，所有工业的成功利润都是党的。它的改革开放三、四十年进行了第二度共产，把普通人民的财产剥夺了，改革开放应该所得到的利益剥夺了，用它的专制权力保证了它们的剥夺，然后它们贪污腐败，把剥夺来的人民的这些财产，不是变成党的，而是变成了党中个人的！这就是全中国“人人皆是贪官”的来由。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民生发展，是要所有的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民都能过上一个安居乐业的好生活，起码的生活标准要实现。可是，只要看一看中国大陆，将近10亿人的生活状况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必定要来一场民生革命。民生革命是什么？就是反腐败！反制度的腐败！而不是带着清洗的目的进行反腐。
所以这三个革命如果不能够说清楚，人民不能够在这三个根本革命路上获得真正的觉醒和解放，并且身体力行，来共同完成我们的民族的解放，民权的解放和民生的解放，我们的中国如何能够成为一个被尊敬的真正的世界强国？我们连台湾都不如嘛。
（待续，敬请关注）
点击此处阅读本专访系列所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