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非常痛苦和失望的是，我们当代中国的统治者，他们没有悔悟之心！-辛灏年（图片：Wikipedia）
2019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大坎儿”，民间流传的“逢九必乱”之说对中共的命运不是虚言，从美中贸易战，到香港“反送中”，到台湾“反红媒”，以及全世界越来越多的反共声音，共同形成的全球去共化大潮到了势不可挡的历史阶段。
这股历史大潮的其中一位推动者就是辛灏年教授，尤其在中共建政70周年、中共统治摇摇欲坠的这个年头里，各地邀请辛灏年教授演讲的安排接连不断。本台节目制作人方伟也特别专访了辛灏年教授。
辛灏年教授现在已是71岁高龄，定居美国。他的原名是高尔品，安徽巢县人，在中国大陆时是著名作家，后专注研究历史，来到海外后著有揭示中国现代史真相的历史巨著《谁是新中国》。因对中国现代史深刻独到的研究和见解，辛灏年教授被誉为“中国现代史忠诚守护者和代言人”。
在访谈中，辛教授从他的个人成长和成名，到他对历史的学术研究和反思，再到他对台湾和两岸未来的分析，等等等等，充满理性和激情的侃侃而谈更像是一场精彩的演讲，而他早早就洞见中共之命运真相的真知灼见更是令人拍案叫绝。
我们把这次对辛教授的专访整理成文（使用第一人称），陆续发表，敬请关注。
调入大学、走出国门，为完成不能在国内撰写的现代史著作《谁是新中国》
我调到了大学，就能够通过学者访问、互访去做访问学者，这样我才能出国写我这部《谁是新中国》。
1989年春节，我回到芜湖老家，我中学同学跟我聚会，大年初一的晚上，几十个同学跟我在一起。我相信他们不会害我的，除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他们永远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他们以外，其他的人都对我很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我的革命的「复辟理论」和对中国现代史的看法告诉了他们。我的这些同学一点就通，一下子就认为我完全正确，并且预言我在学术上的成就将高于创作的成就。我心里还有点酸酸的呢，但是，我下定了决心。
我八九年以后，全部的精力开始介入历史。八九以后我只写过两个短篇小说，就不再写了。一直到我九四年出来，那个时候，我的「导论」已经基本写好，全书已经写了三分之一，带出来了。因为我知道，已经不能在家里写下去了，非要再写下去的话，我就完蛋，我会被发现的。这就是我基本上的人生过程。
到了海外以后，其实我想得很简单。我今天给别人的形象可能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反共学者，但其实我出来的时候，想法很简单，就是这本书在国内不能写，我只好到国外写，这是一。第二个，要写这部书，不说倾家荡产，至少我在国内几十年奋斗所获得的一切全部都要扔掉，孩子都要交给姐姐他们去管。因为我当时单身，带着孩子过了4年，那么多人要嫁给我，我都不要。为什么？我知道，我要出国了，我不能连累她们。
我离开国内的时候父母已经过世了，在这样一个状况下，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出来干什么，我绝对没有跟任何人讲过。我只是在我临走的头一天晚上，告诉我一个远房的外甥女，我告诉她：将来你要发现在共产党的报纸上批判辛灏年这个人，告诉你，那就是我，是你舅。果然她到这儿发现了。
专注写书，尝受自由，只做己事，毁誉不问
我来到海外只想把这本书写完，换个假名字，虽然很有意义的一个名字：辛亥年的谐音——辛灏年，写完以后，官场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要名不要利，我也不想靠这本书出名，也不想靠这本书发财，我把这本书写了以后，就丢给一个朋友，让他代我在海外出版，我就回去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想法很简单。
我当时这样想过以后，到海外之前，临动身的时候，我曾经对着镜子对自己说过这样的话（这个决心不好下的），我就说：高尔品啊高尔品，你这一辈子可能会遭遇非命啊！这是一句话；第二句话就是，不论是否遭遇非命，不论如何死去，我这一条路都要走到底了。
我带着这么个心念出来的，所以出来以后，就抓紧写书，其它一概不接受。我出来以后，就被请到台湾综合研究院，我一个记者也不见，任何采访报道我都不接受，集中精力通过三、四年把这本书彻底完成。想法很简单。
可是我也承认，到了海外以后，海外的华人阵营里面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政治的这个阵营，里面虽然非常复杂，但是毕竟还有这么多人在关心着，它无形中影响了我，也使得我对政治的关心开始有所发展，对国家的前途更加关心。同时，也让我亲身尝受到了自由和民主，我才觉得我们的人民也应该享受美国人民已经拥有的自由和民主。这对我后来出国以后20年整个思想的发展、人格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秉承了一条：不吃人饭，不拿人钱，只做自己的事，毁誉不问。我就采取了这么个态度，就这么做了20年。
我的人生一直生活在矛盾当中
讲到我整个人生，小的时候10岁前，我应该说是过得非常优裕的生活，等到10岁以后，我就是人下人了，看尽冷眼，受尽欺凌。等我好不容易在20多岁，进入机关工作的时候，我是一个党委书记做报告必须要我给他写的人，可是因为我的成分不好，政工组一定要把我从机关里赶出去。我就一直生活在这种矛盾当中。
真正的翻身，是我当了作家以后，七六年我已经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那个长篇小说是违心的，是为了挣饭碗写的，不可能不留下那个时代的影响。但是这部长篇小说里面也保存了我的良心，当共产党的电影制片厂和军代表们要求我把这一部长篇小说改成电影，要加上走资派、加上批判周恩来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我说：周恩来死了，安徽作家的心都死了，我不会写这样的东西。我第二天就被北京的军代表从北京押送上火车送回安徽了。这就是我的人生。
因传世之作《细胞闲传》险遭逮捕枪毙
我知道当作家的那些年里面，我过上了人上人的生活。这个人上人的生活，我和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今天回头总结我自己）：别人在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以后，就开始象人上人一样生活了。我在过上人上人生活以后，我却在关心着那些仍然过着不是人的生活的人。同时，我在我的人上人的生活里面所看到的东西，看到的阴谋、伎俩、腐败，和对人民的无情，都深深地刺痛了我。随着我人生的阶梯越走越高，我所看到的黑暗和内幕越来越多。这是我这一辈子在做作家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在红地毯上走下去的原因，我也没有在红地毯上飘飘然的原因。这也是我在当作家的过程当中，就象几年前哈佛有几个教授看了我早期的小说，看了我八零年写的那个《细胞闲传》，他们当时就打电话告诉我说，难怪《谁是新中国》是你写的，30年前你就这么“反动”了。
我这部小说写出来之后，当时全国大家都认为是传世之作了。如果今天你看的话，你也会捧腹大笑。我写的是蛮厉害的。我遭遇公安部副部长大闹中国作家协会，说要逮捕我。幸好那时候我不在芜湖了，芜湖市委一个副书记、组织部长说，写这样的小说应该枪毙。
我想象我自己这一路走过来的路，我觉得没有任何值得骄傲的地方，只有值得安慰的地方。所谓安慰的地方是什么呢？那就是凭着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在进行创作的时候，真实地表现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当我提起笔来做研究的时候，研究历史的时候，我认真地对历史负责任。
我只能成为共产专制制度的揭露者
今天的我，其实对任何政党不怀有偏见。但是，你做了什么，你也得负责任！你坑害了人民，人民就应该能够揭发你；如果你让人民过上好日子，那我们当然可以表扬你、歌颂你。可是，我感到非常痛苦和失望的是，我们当代中国的统治者，他们没有悔悟之心！他们依然为了保存自己的政权，保存他们的红二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继续坚持共产专制制度，继续把马恩列斯特别是马克思当作自己的祖宗。到今天为止，还在留恋马列子孙的地位，而不想回过头来做中华儿女！叫我如何和你们同走在一条为祖国奋斗的道路上？不可能！所以我只能成为你们的揭露者，我只能是这样，把我自己这一生所看到的东西写出来，不论是文学的，还是学术的，把我今天所得到的思想写出来，让我们的人民去检验，看看哪一条路最好；让我们的人民能够尽快地摆脱共产党的专制血腥统治，也走向自由民主的明天，起码和今天中国台湾人民一样，有选举的自由。
做想做之事，苦而幸福、矢志不渝、至终不悔
所以这些年来，我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下，保持了我的一个基本精神。同时，也在名利得失的问题上，有了更深一步的净化。我认为，对人生来讲，一个人的一辈子啊，你要是能够做你想做的事，那你就是最幸福的。我认为我这一辈子跟我的那些同学相比，我的很多同学很聪明、很厉害的，可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因为给他们高考时都30多岁了，很多人这一生没有做出什么成就，做着很平凡的工作，也就是糊口而已，所以历史委屈了他们。我算侥幸者，历史没有委屈我。
我现在实际上生活也很苦，但是我在做着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是我自己想做的，做对了我高兴，别人也没法说我；我做得不对，做败了、做错了，遭受批评了，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我因为有这样一个信念一直在平衡着我，所以矢志不渝、至终不悔。
（待续，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