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大外宣这种「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宣传方式，是冷战之时并未发明的一种舆论战方式，它与八九后的中国新极权主义有极深的渊源。（汤森路透）
2003年，学者何清涟者受《中国人权》之托，撰写了题为《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研究报告，后将内容扩展为专著《雾锁中国》，中文版由黎明文化注更多在2006年出版。作者行文之际也敏锐地发现中国对海外尤其是港台媒体的蚕食鲸吞，而北京奥运后积极的外宣攻势更印证了作者判断。
2011年，论述大外宣的研究报告完成之际却因点名了香港各大媒体而无法立刻出版，后分拆为时评陆续发表。2018年，中国「两会」问答环节的一则插曲更将大外宣的概念侧漏于世，中间七年，中国媒体攻城掠地，纵横交错的媒体帝国与海外纵队俨然成型，不只是传媒，全球政界、商圈、智库、财团、大学乃至情治单位背后的中国因素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何清涟在今年3月将8年来积累的资料整合，由八旗文化出版《红色渗透》一书。
这是一部敏锐又精悍的分析报告，谈及中共以媒体统战的历程与手腕，宣传机器的资讯控制日臻严密，内生的审查与外化的宣传互为表里。何清涟以锐利的视角、平实的笔触分析了令人不安的现象。
资讯控制的道与术
在前作《雾锁中国》中，何清涟开宗明义，「 中共当局控制媒体的目的简单明瞭：对国际社会，永远不让他们知到这个国度里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对内则要让人民因资讯不畅而处于互相隔绝状态，丧失分辨事实与假像的能力，并无法形成集体抗争力量。」本书延续了这一逻辑，即内外资讯管制共生一体。
讽喻小说《一九八四》中，主角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供职的真理部负责根据政治需要制造真理。战后共产主义在全球扩张，真理部成为各共产国家的标配与重器，作为极权政体资讯控制的隐喻，真理部未必由单一部委专职，中国就散见于宣传部、文化部、统战部、教育部、组织部、广电总局、出版总署、网信办、工信部。
和苏联的铁幕政策不同，中国既严格控制国内媒体，谓之耳目喉舌，稍有越界便数招并罚，对外亦主动出击，极力粉饰，甚至将防火墙、国安法等管制网路与现实社会的手段打包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推而广之。对内外如此，于古今亦然，对资讯的控制并非从苏俄进口，而是生长在权力垄断、防民愚民的文化传统中：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篇》注更多
「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老子》第三章
「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韩非子‧说疑》
「若驱群羊，驱而来，驱而往」——《孙子兵法‧九地篇》
围绕着资讯控制（或曰舆论一律）的根本用心，大外宣具体策略可因地制宜、灵活调整。这也是极权体制自我保全的韧性外化的结果，一如1978和1992年两度放松管制一般。
延续外文局编译发行书刊的传统运作，中国自2003年推行「外宣工作本土化」策略，视发行地域调整外宣策略：对日本，利用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扩大发行管道，神宫寺敬夫妇便在20世纪60年代为《人民中国》日文版发展了大批日本读者；
对拉美，扶植协力厂商代言人，创立「中拉媒体新闻共用」的新闻导向模式，「把新闻学和某种创意写作相结合」构想中国故事；
对非洲，广设新华社分社，并为各国政府的新闻官员举办研修班；
对香港，亲共商人与中央财团亦进占香港报章电台，香港传统媒体除《苹果日报》外，老板或高层多由北京委以公职，由特区政府授以勋衔，北京与香港商人间维系「恩庇侍从」利益裙带关系；
对台湾，则用全资或控股方式掌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或买断媒体的广告，方便置入性行销。社群平台兴起后，还增加了「骇客攻击与论述心理战」，在选举期间尤为高调。
大外宣这种「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宣传方式，是冷战之时并未发明的一种舆论战方式，它与八九后的中国新极权主义有极深的渊源，思想控制虚张声势、色厉内荏，虽然新添了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话语补强，却仍然无法摆脱意识形态上的空心与孤立，反西方的本能心理使体制拒斥普世价值，以及真正意义上改革，世纪之交的外资注入及低人权优势使中国经济总量跃进，崛起的中国却始终无法在全球政治中树立一个有道德力量的形象，大外宣便在「形象焦虑症」下应运而生，成为金钱堆积成的「美容针」。
2003年，学者何清涟者受《中国人权》之托，撰写了题为《中国政府如何控制媒体》的研究报告。（摄影：张家铭）
外宣媒体的红与黑
作为外宣战略的桥头堡，外宣媒体旨在让外国读者将其视为瞭解中国的窗口，其情形由分为三种，一是中国媒体外文版，如《中国日报》的英文版China Daily、《环球时报》的英文版Global Times、财新网的英文版Caixin Global、人民日报日文版。
中国媒体的外文版将精心挑选简体中文资讯转译为外文，一些甚至和外国媒体合作，如新华社和美联社自1972年便签署新闻互换协议，最近又在人工智慧等技术应用领域有版权合作。二是收购／控股的港台新马报章或本就关系暧昧的欧美中文媒体，如北美的多维、明镜、《世界日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香港的四大左报、《南华早报》、《明报》、香港01，台湾中国时报系、联合报系。
三是用银弹攻势征服国际知名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如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印第安纳大学新闻系教授柏金斯（Tony Perkins）于2008年成为央视英语频道主播；英国广播公司BBC前资深主播奥斯曼（Susan Osman）也在2010年加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百年大报、名刊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财富》、《富比士》等也不同程度遭广告植入，其中植入最深者为《华盛顿邮报》，除接受大笔中国资金买下版面外，甚至直接刊登由北京提供的新闻内容，被认为是中国干预美国大选的讯息操控。
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即海外媒体的中文版（网），资讯和意见出口转内销，影响中国阅听人，增加宣传的可信度。拙作《财经媒体整顿潮》中，亦提及1992年市场化重启之后，国外财经媒体进军中国，美国《华尔街日报》、《彭博商业周刊》、《财富》，英国《金融时报》等财经报章通过国际图书进口的方式成为一部分专业读者的精神食粮，由于语言和海关的区隔，原版进口的覆盖面不够理想，在2003-2005年中国门户网站兴起后，国外媒体先后开通中文版网，如（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GQ中文版、FT中文网、福布斯(富比士)中文版、财富版中文版、纽约时报中文网、经济学人商论、华夏地理等，海外资讯在地化出版，稿件并非完全原文翻译，而是部分编译原文部分采用中国稿件，开拓中国市场的利润也换来接受中国资讯审查的代价，如中国地图的标注，劣迹艺人的隐去。
最终被中国市场步步套牢，不只是中文译本，原版也会因为Printed in China或顾及中国市场而受审查，如《国家地理》、《读者文摘》、《广辞苑》的外文原版被指将台湾标注为中国或付印时删去敏感内容。与中共80年代防范「精神污染」，90年代防范「和平演变」恰恰相反，「不是西方改造了中国，而是中国渗透了西方，让西方人变得中国化」。
中共统战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统战，全称为「统一战线」，是中共在政治斗争中使用的「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的手法，工作围绕外联、情报、攻心、策反展开，早在30年代红军就设有对敌工作部，主司对敌情报收集及策反工作，1941年成立情报部，与社会部合署办公，1944年再设城市工作委员会，1948年成立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管理国统区统战工作。统战在中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中的作用不可小视，外宣则是统战中攻心战的主轴，《红色渗透》中的第一章便以《源远流长的中共对外宣传史》为题，从中共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后至今分期评述中共外宣历史。
早期的「对外」宣传针对的是「国统区」的各种势力，此时的外宣「还得到了一批美国左派的『制度套利者』如爱德加‧史诺（Edgar Snow）」等人的赞襄。」1936年爱德加‧史诺所写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发表后在西方走红。同时期，不少西方名流也应邀访问苏联，多数访问者被史达林制造的假像所蒙蔽，优惠所收买，齐声赞美苏联，为大饥荒和大审判辩护，其中尤以萧伯纳为甚。史诺和萧伯纳是战前被共产主义蒙蔽的西方左派知识份子代表，他们在大萧条背景下激烈批判自由放任制度之弊，最后却滑向了极权的陷阱；70年后，历史再一次重演，情况犹有过之，经济危机（次贷危机、欧债危机）阴影下已开发国家媒体巨头、IT寡头拜倒银弹攻势下，为大国崛起涂脂抹粉，为防火长城添砖加瓦，沦为共犯者们。
不仅如此，统战工具还打入外国社会内部，企图成为形象漂白剂，「中文媒体、华人社团与中文学校成为合称『海外统战三宝』」，尤其是孔子学院，以文化交流为名，压制六四、民运、边疆、宗教、独立运动等敏感议题的讨论，将言禁出口到海外。再结合近月香港反送中抗争活动来看，海外统战工具还应加入中国留学生以及出征小粉红这两项，海外的言论、学术、结社、示威的自由权利在统战工具干扰下步步沦陷，大有东风压倒西风，中国模式挑战普世价值之势。
Beijing’s Global Reach: Selected Cases of Chinese Media Influence Abroad（资料来源：Freedom House）
由此观之，中共统战不仅是形象修缮的守成，还有跑赢「百年马拉松」的称霸野心，这才是「中国梦」等党政语汇的谜底。台湾学者林泉忠将这种现象概括为「中国模式的外溢」：在中国崛起之前，中国模式至施行于管辖的省市；中国崛起之后，影响力已经「溢出」原有的区域，并以同心圆对外渐次辐射扩散，犹如朝贡重现：
第一圈为香港，第二圈为台湾，第三圈为东北亚和东南亚诸国，第四圈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遍布西亚、中亚、拉美、北非、中东欧，第五圈为北美、西欧、澳洲。
顺带一提，《红色渗透》正文均为线性纯文本，没有资讯图表、大事年表、时间轴等直观的辅助符号将部分琐细的内容视觉化，可谓白璧微瑕。
明朝旨在扬我国威，实际「厚往薄来」、「倍偿其价」的赔本交易，使得朝贡成为沉重的财政负担，到了隆庆初年，朝贡贸易基本瓦解。同样，中共的大外宣依赖巨额财政挹注，早在2009年就高达450亿元人民币，近年受产能过剩、贸易战等因素影响，经济成长趋缓，财政收入吃紧，正如作者在书末尾总结道的：「大外宣战略在西方收购媒体与记者服务于北京的『恩庇侍从』结构，得益于金钱，也将失败于金钱枯竭」。
况且，金钱并非万能，中国「素颜」终难遮掩，「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是由其国内政治与社会状况决定的。中国每年发生的十多万起社会反抗事件，与经常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无时无刻都在提醒外界，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形象」。
被统战的自由世界也并非坐以待毙，揭露与反击锐实力的国际接力早已拉开序幕：
2018年3月，澳洲查尔斯史都华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出版了两年来的调查报告《无声的入侵：中国因素在澳洲》（中文版由左岸文化与今年3月出版），揭露中国势力在澳洲的运作，从而导致澳洲在政策上的改变，并引发许多面临同样问题的国家对「染红」、「赤化」问题的关注；
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华府哈德逊研究所发表讲话，公开指责中国的军事侵略、商业盗窃、侵犯人权以及试图干涉美国期中选举，阻击「大外宣」的中美超限战拉开序幕；
2018年11月，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安纳伯格基金会阳光之乡信托，在华盛顿共同发布《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警惕》报告，详述中国对美国大学、智库、媒体、侨界、企业、科研等领域的影响与渗透活动，标志「拥抱熊猫派」体面离场；
2019年6月，香港反送中方兴未艾，陈之汉与黄国昌发起「623反亲中媒体大游行」，数万公民在凯道集会，反对红色政权透过媒体无法渗透台湾社会；2019年7月，立法院三读通过「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国安五法》的最后一个版图完成，「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中「中共代理人」修法还将继续…
读罢本书，从来龙到去脉，中共舆论一律的构造路径跃然纸上——威吓利诱互交织，绥靖反制相缠斗，何清涟从媒体的皮肉探潜到政治的骨架，蚕食鲸吞的种种手腕值得一阅，将表达的想像力向下拽拉、使资讯品质不断沉沦的地心引力更引人深思。牢笼长出了丝绒，房间里的大象进化成吊灯里的巨蟒，《红色渗透》是警钟，也是危言。
※作者为中国大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