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六年共产党在干什么？
自1931年9.18事变至1937年7.7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六年中，中国共产党一共干了这么几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9.18”后两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命令，起草并通过了“关于执行共产国际紧急任务案的紧急任务案”，公然声称：“9.18是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导火线”，从而再次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方针，而再次“武装保卫苏联”的方法，就是“红军要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实行武装暴动……”乘国难而将“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推向了一个高潮，从而大大地扩展了红军的力量，从原来只占据五个县发展到了二十个县……。
第二件，就是“9.18事变”之后两个月，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命令之下，于1931年11月7日前苏联国庆日，在中国江西瑞金篡立了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仅意在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为日本制造第三个中国伪满洲国做出了榜样，而且颁布“宪法”，号召“中国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和各个地区的人民都脱离中国、独立建国”（第十四条）。为此，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立刻于前苏联《真理报》攥文说：“当此日本占领满洲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际，这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显示了一个革命中国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沪抗战开打、全国人心振奋之际，中共非但没有派一人一枪支持上海抗战，却大派他的地下党员混入正在上海积极抗日的十九路军军中，号召下级官兵造反，起来夺取军队权力，并成立革命军人委员会，审判和处决正在与日寇杀得血肉横飞的“国民党反革命军官”（请大家参阅北京师范大学主编的《中国现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蒋介石离开江西亲自指挥长城抗战，中共不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武装叛乱和武装割据，从5万红军发展到三十万，从占据20座县城扩张到占据四十五座县城，将赣东至闵西的所有白点、即所谓“白区”全部“拔除”。也正是在这一期间内，中共在它已经占据的“苏维埃国土上”，对所谓改组派，托派AB团大开杀戒，将整个“苏区――即前苏联在中国的革命占领区”，杀得愁云惨淡。其间，仅毛泽东一人所发动的“富田事变”，就杀了十万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结曾在上海抗敌的十九路军陈铭枢部叛变南京国民政府，篡立所谓“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国”，以进一步分裂中国。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红军――即“前苏联红军的中国支队”，虽然一边声称“反对第五次围剿失败，南下突围”，但却在同一时间内，“宣布长征，北上抗日”，从而制造了红军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间谎言。但是，他们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后再南逃至贵州东部，因先后想在湘西和贵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的破灭，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并在此与从大别上西逃五千里而来的红四方面军、从原湘鄂川黔根据地逃跑而来的红2、6军团会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俄界会议上，决定放弃川、陕、甘方针，策定经过甘肃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的方式打通国际路线，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以便在不测之时，能够逃入前苏联。后因于无意中发现陕北还有一支刘志丹带领的共产党红军，于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于榜罗镇召开会议，决定留在陕北，会合刘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遂发表讲话称：要在陕北来领导全国的革命！请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陕北领导全国的抗日”。
第七件：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部，因与毛的中央红军内讧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西进”企图占据甘肃和新疆；一部则南下，企图另立“革命根据地”，实际上是为斯大林吞并我国土的野心“作前驱”，结果，几乎被我国民革命军全部歼灭，只剩下数百人逃亡到了苏联。请注意，他们也是西进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东进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经逃至陕北并插脚在刘志丹地盘上的中央红军残余，就在他们一边在毛的带领之下、以红军将领的名义，要求向国民政府投降的同时，又利用军阀残余杨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张学良，特别是利用了杨的阴险和野心，张和东北军失土怀乡的情绪，策动了西安事变，以至于连斯大林都误以为是日本间谍所为，并且要不是斯大林的命令，蒋介石则险些为共产党借杨、张之手所杀。
朋友们，我还用再说下去吗？自“9.18事变”到“7.7事变”的六年中，从我仅仅举出的这八件事来看，哪一件可以称作是抗日之为？实际上又有哪一件不是在乘国难以造反、甚至乘国难来加紧出卖祖国、分裂中国？日本侵占的是我国的东北，可中共自始至终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就不说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词而非抗日行为”了！特别是中共虽然将“逃跑”换成了“长征”，将“西上”说成了“北上”，将“革命”说成是“抗日”，但是，历史终究是历史，事实总归是事实。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岁岁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长征抗日”，也终于有被戳穿而为人所不耻的这一天！
后八年共产党是怎么干的？
现在，我终于能够讲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领导全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直至最后胜利”这一“史无前例”的伟大“历史谎言”了！
一、是要日蒋火并，不是要拥蒋抗日
“7．7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打响，当国民党军队的浴血抗战已经震动全国震憾世界、特别是山西国民革命军的抗战已经打得血肉横飞之际，已经归顺了国民政府和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并已经两次向蒋介石立下了“四项保证”的毛泽东及其中共，还想继续拖延八路军不上前线，已经再也找不到理由了。于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离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县召开了一次会议，中共党史即称它为“洛川会议”。
在洛川会议上，中共名义上的总书记张闻天在开场白中就已经“引证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采取使沙皇政府失败的政策为根据，认为中共在抗战中的基本策略应该一箭双雕……使日本和蒋介石都因战争而瓦解”。毛泽东立即表态支持张闻天的见解，他认为“日本的军事势力远胜中国，抗战绝无侥幸之理……他警告不要为爱国主义所迷惑，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飞机大炮所能给予我们的伤害，将远过于蒋介石以前所给予我们的危害……”。
苏联《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彼得•富拉基米诺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中记述道：“据他（指毛泽东）看，战争有利于夺取政权，因为战争能削弱和破坏重庆政府的力量……中共领导把国民党看成是主要的敌人，不遗余力地要夺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盘，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锐在他已经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已经对此明确地证明说：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还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
洛川会议之后，毛泽东即命令林彪的115师潜入晋察冀山区，贺龙的120师潜入晋西北山区，刘伯承的129师向鲁冀平原发展。其目的，均在绕到敌后，以谋扩张。因为毛泽东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历史的事实是，“毛泽东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怀电；九月十六日致林彪电；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怀电；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电；同一天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等一系列指示中，反复强调了我军……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
历史的事实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关战斗发起前，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指示电中曾说：“……仍应适时把工作中心转向群众工作为宜。”
这就是毛泽东制止八路军抗日的“五封电报”，也是中共党内、军内曾盛传八路军参加平型关战斗是违背了中央指示的由来。至于中共在1937年8月对内发出的两个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变成地上力量，如何继续打正在抗日的国民党，以及怎样利用抗日这顶大帽子来发展和扩张的，我就不说了……
二、是游击革命，不是游击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毛泽东及其中共，曾将“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吹嘘成了他们领导全中国人民走向抗战胜利的“法宝”。但是，毛泽东制定的中共抗日游击战，只是毛泽东及其中共在中国人民艰难万分的反侵略战争中，乘机为共产党夺地扩张的一个“法宝”，而绝不是中国人民赖以战胜日本侵略的一个“法宝”。因为毛泽东就在他的“毛选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认说：“抗日战争的命运取决于运动战……”；毛还更承认说，共产党在全面抗战之前为前苏联所命令和指挥的“武装暴动打的就是运动战”；他甚至说，“将来要打倒蒋介石夺取政权，还是要打运动战”；但是，他却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直至强调说：“我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由国内战争后期的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战争前期的游击战争，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须。”
这到底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毛泽东在1938年11月6日所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说打游击战有“十八条好处”。其中第二条：“扩大了我军根据地”──就是扩张了共产党的地盘。第四条：“相持阶段……有利于正面整军”──就是有利于训练将来打内战是能打运动战的正规军。第六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扩大军队”──就是在抗日的旗号下能够最迅速、最有效地发展共产党革命造反军队，为打江山做准备。第七条：“能最普遍地发展共产党，每个农村都可组织支部”──就是为发展共产党和建立、扩张共产党的农村独裁政权大大有利。第八条：“能最普遍地发动民众运动，全体敌后人民，除了敌人的据点以外都可组织起来”──就是将敌后日寇管不到的广大地方全部统治在共产党之下，以便于发动打倒蒋介石的革命运动。第九条：“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就是在实际上建立中共敌后独裁分裂政权，借国难而进一步分裂中国，将从前公开的“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变成隐形的、却得到了更大发展的伪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第十七条：“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创造出大批领导干部”──请注意，是领导革命而非领导抗日的中共干部。第十八条：“最便利于解决给养问题”──就是用抗日的名义来取之于民，用之于共产党扩张、夺权打天下……。显然，毛泽东所说的这许多“好处”，对于不打日本、却要借抗日而进行革命扩张的中共及其军队来说，实在是好得“不同凡响”，但也将中共假抗日真扩张的阴谋伎俩暴露得一干二净。
等到中共借抗日而招兵买马而终于发展壮大，胆子也大了起来时，毛泽东终于敢讲出他只准中共军队打所谓游击战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说在《共产党员》发刊词上将中共的武装斗争定性为：“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然后他才对中共武装斗争和“中共游击战争”的性质及关系，作出了这样的分析：“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这个敌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国民党！），创造自己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毛泽东甚至更明白的说道：“离开了武装斗争，离开了游击战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党的建设。我们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装斗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请注意，1939年，毛泽东就已经对他的“抗日”游击战对于夺取共产党革命胜利、而不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的特别性质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说明。大家总该明白毛泽东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个什么东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击战的精华战略──“农村包围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布敌后、“包围”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军和新四军，却为什么在抗战中，连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县城都没有解放过呢？却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后才发动内战来“解放”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