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政府出钱，也没人愿去美国
按照清廷计划，在美国成立“幼童出洋肄业局”，在上海成立“幼童出洋肄业沪局”，后者负责在国内甄选12岁至15岁的幼童，进“预备学校”学习，训练合格后再派赴美国。计划派遣四批，总计预算银120万两。
没想到，计划刚一开始就在幼童招选这一环节上遇到了很大困难。当时风气未开，学习西学为人鄙视，到国外读书更是前所未闻，虽然所有费用由政府支付，但愿意送儿子出洋的家长也寥寥无几。
另外，在“天津教案”这场由“谣言揭开的文明冲突的序幕”之后，普通百姓对外国人仍有强烈的猜疑，一些耸人听闻的传闻依然在相对闭塞的地方流传，使中国的家长们莫名惊惧。一位留美幼童后来回忆说：
“当我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一位官员来到村里，拜访各住户，看哪一家父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国外接受西方教育，由政府负责一切费用。有的人申请了，可是后来当地人散布流言，说西方野蛮人，会把他们的儿子活活地剥皮，再把狗皮接种到他们身上，当怪物展览赚钱，因此报名的人又撤销。”
由于第一批留学生未能满额，容闳又不辞劳苦，亲自到香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学校中挑选了几个比较优秀的学生补充。总算凑足了第一批30人。
自1872年(同治十一年)起，至1875年止，中国共派出四批幼童计120名，最幼者10岁，最长者16岁，平均年龄12岁。以籍贯论，广东84名，江苏20名，浙江9名，福建4名，安徽2名，山东1名(此据台湾学者高宗鲁之统计)。但无一皇室贵胄的幼童应募，一个政权欲倡导的事情，权贵们却不响应，会给其他社会阶层何种联想?
从这个籍贯的分布，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各地不同的开放程度。敢于“吃螃蟹”，送儿子到异邦求学者，多为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城市的家庭，他们或有家人、亲友与洋人共事，或与西人有过较多接触。如当时上海有名的买办商人唐廷枢，就乐于送自己儿子出洋留学。后来在中国非常著名的铁路工程师、广东南海人詹天佑，他的留学则缘于一位在香港做事的邻居的大力鼓动。詹父本希望儿子将来走科举正途，犹豫不决，这位见过世面的邻居再三劝说，并以将女儿许嫁作为保证，詹父才下定决心。
家长送幼童出洋，都必须亲笔“具结”，并画押，即向政府作出一种免责的法律保证。詹天佑的传记中收录了这份“保证书”：
“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幼童出洋肄业局)带往花旗国(晚清时对美国的称呼)肄业学习机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外国逗留。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童男詹天佑，年十二岁，身中，面圆白，……”
后面还要开列祖宗三代本名，俨然是一纸卖身文书。
第一批招选到的幼童首先在上海预备学校集中，经过半年的培训后，于1872年8月，由上海登船赴美。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1872年首批幼童赴美之际，中美外交关系尚未正常化，美国在中国派有公使，常驻北京，而中国在外却无使节。以幼童出洋肄业局正、副委员名义，常驻美国康州哈德福城，负责管理幼童事宜的分别是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和容闳。1874年，李鸿章拨款美金四万三千元，授权容闳在哈德福城建造宽敞的三层楼房一座，可同时容纳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所有职员、教师和75名学生，餐厅、厨房、宿舍及浴室俱备，作为幼童肄业局永久性的驻美总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
让陈兰彬、容闳出任肄业局的正副委员，出于曾国藩、李鸿章这两位重臣的荐举。陈氏虽仕途不顺，却是科举的优胜者，曾点过翰林，他和容闳搭档又压后者一头，有一点“中西合璧”、以中为主的味道，这可以少给保守派以攻击的口实。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信中说：“盖以纯甫(容闳字‘纯甫’)熟谙西事，才干较优;荔秋(陈兰彬字‘荔秋’)老成端谨，中学较深，欲使相济为用也。”
“相济为用”四字颇能透露曾、李之苦心，然而事实之发展竟大谬不然。
“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
青少年接受新事物、融入新环境是最快的。
关于留美幼童的学习和生活，后来成为卓越工程师的幼童温秉忠1923年曾在一篇演讲辞中回忆：“第二天，容闳先生分配他们给来自各地的美国老师。老师带他们回去。在以后留美的岁月中，这些美国老师负起教养监护的责任。每一个美国老师家庭负责两个或四个幼童。英文合格的幼童直接送入美国学校，不合格的在老师家接受个别补习，做入学的准备。最初，幼童均穿长袍马褂，并且结着辫子，使美国人当他们是女孩。……为了减少困扰，数月以后，幼童向‘出洋肄业局’委员呈准改穿美式服装。当时幼童平均不及十五岁，对新生活适应很快，迅速接受了美国的观念及理想。……中国幼童们与一同食宿的美国家庭及中学、大学同学们，均建立了深厚之友谊。……美国老师及监护人那种家长式的爱护，使幼童们久久铭感不忘。”
幼童“美国化”的速度惊人，不仅要求改装，有的甚至希望剪掉被清廷视为忠君爱国象征的辫子，有的还加入了基督教。怎样应对这种趋势，肄业局委员陈兰彬和后任委员吴嘉善，与副委员容闳针锋相对：容闳理解、同情幼童，陈、吴则斥之为数典忘祖。
双方之分歧，容闳有详尽回忆：
“我力争为留学生作一些一劳永逸的安排，和解决一些必要的问题，例如学生的学费和个人费用;他们在假期中的费用;学生服的更换;参加寄宿家庭的祈祷;参加主日学校或去教堂;户外运动和体育锻炼等。……陈兰彬和学生之间经常发生矛盾，我只能充当和事佬儿，为他们从中调解，同时我也总是为学生们的一切合理要求辩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即使不引起陈对我的痛恨，至少也使他非常不快。他有生以来，直到这次赴美国之前，从未离国门一步。他完全按照他的中国标准来衡量一切事物和人，尤其是对这些学生。……
像陈兰彬这样一个人，他生来只习惯于看到被压抑的青春，不能发挥的活力和独立精神，以及不能把真诚坦率形之于外的举止。因此他对目前这些留学生的行为不能不感到奇怪，而且认为都是大逆不道的行径。这些学生到新英格兰以后，一旦解除了他们心灵上的沉重压抑和约束，当然会因为得到自由而欣喜苦狂。”
“生来只习惯于看到压抑的青春”的人，还不止陈兰彬一人。
继任肄业局委员的吴嘉善，这位同样出身翰林的老爷，视留美幼童与国内私塾的学生无异，不料幼童们在其接见时，均不行跪拜礼，顿时大怒：小小年纪便目无尊长，这还了得?且不说现在还没有成材，即使学业有成也不能为中国所用!立即上奏要求将幼童撤回。
国内攻击幼童事业的声音也一直没有消歇过。光绪六年十一月(公元1880年12月)，一位叫李文彬的御史上了一个折子，弹劾留美幼童，“多入耶稣教门，其寄回家信有‘入教恨晚死不易志’等语。……或习为游戏，或流入异教，非徒无益，反致有损，关系实非浅鲜”。
总理衙门接连听到对留美幼童事业不利的声音，开始征求重臣及相关人士之意见，有的主张全撤，有的主张半撤半留，有的主张整顿。而主张全撤者占据主流，尤其是借助幼童留美事业摆脱仕途不顺，登上驻华盛顿全权公使高位的陈兰彬，给了这项事业最后一击。他在奏折中说：“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即便竭力整顿，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该局裁撤。”总理衙门即据陈兰彬之奏，作出了“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决定。
这一决定让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人深为失望。由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执笔，美国多位文化名人联名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信，力请中国政府收回成命。当时因华人劳工问题，美国国内兴起排华浪潮，这些名人盛赞幼童的行为，“使许多无知者和不怀好意的人对中国的偏见逐渐消失，而代之以称赞。”包括美国前总统格兰特也积极游说，但均未能让清廷改变决定。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七月，中国幼童奉命辍学撤退回国。当幼童由美国撤回时，全体幼童中，只有詹天佑等两人大学毕业。诚如温秉忠所言：“大多数再过一两年即可毕业，中途荒废学业，令人悲愤异常。”
好不容易迈出一步的脚又收了回来，谁该为此负责?
按照容闳的意见，首当其冲者是陈兰彬和吴嘉善。他在回忆录中愤怒地指责陈兰彬是“对任何事都不敢负责任的胆小怕事的懦夫”，而吴嘉善则应该“送进疯人院或低能者教养所”;其次则是在朝中位高权重、又是幼童留美事业主持人的李鸿章。容闳批评李鸿章“不曾挺身而出为学生说话，反而站到保守派一方，同意招回留学生。”
后来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袭了容闳的观点，无论是撰《剑桥晚清史》的西方汉学家还是大陆学者，在他们笔下，陈兰彬、吴嘉善卑鄙而自私，而李鸿章则首鼠两端。细按史料，这种说法颇值商榷。陈兰彬、吴嘉善并非顽固不化的人物，像吴嘉善还是个“精研数理”、撰有《算数二十一种》的数学家，从史料中也没有发现他们在道德上有多么严重的污点。而李鸿章在风波中的言行，置身异域的容闳哪能了解得十分真切呢?
以李鸿章的认识水平，他内心并不赞同将幼童全部撤回。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李鸿章还曾特地电告吴嘉善勿急于带幼童回国。同年二月，朝中撤回幼童的呼声甚高，他又函告总理衙门，说幼童“早岁出洋，其沾染洋习或所难免;子登(吴嘉善字“子登”)绳之过严，致滋凿柄，遂以为悉数可撤，未免近于固执”，认为“十年以来，用费已数十万，一旦付之东流，亦非政体”，并谓美前总统和驻华公使均函告留美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建议幼童“已入大书院(大学)者可留美卒业，聪颖可成材者酌留若干，此外逐渐撤回”。我们只能说李鸿章面对保守派的巨大压力，不够坚决，硬要说他见风使舵无疑并不公正。
容闳先生不愧为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但与他对立的一面，如陈兰彬、吴嘉善，也并非就是卑污小人，双方的对立主要还是缘于思想观念的歧异。要而言之，在怎样改造中国使之尽快现代化的问题上，容闳主张“全盘西化”的路径，而在当时这纯属异端。其实，不仅是容闳不满的陈兰彬、吴嘉善、李鸿章，就是容闳景仰的曾国藩，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不会站在他的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