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题发挥的“武训传”批判
中共夺取政权前夕，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宣称，今后国内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附属物的知识分子，自然成为主要打击对象。但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远比消灭地主资本家复杂，何况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都需要知识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针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方针是“团结、教育、改造”，其着重点显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采用延安“整风”、“抢救”运动的做法，用群众性批判运动来“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于1951年5月发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揭开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序幕。
“武训传”描写清末贫苦农民武训行乞兴学的故事。黄宗英的丈夫赵丹演武训，黄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师。影片于1951年初放映后，报刊上发表不少赞扬的文章，但也有人认为，武训用磕头讨钱的方式兴学“不足为训”。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了批判文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把评价历史人物的学术争论变成了一场政治批判运动，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因为它“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承认或者容忍对武训的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是向“反动思想投降”，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该社论开列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批评43篇赞扬武训和“武训传”的文章及48名作者，毛泽东的恼怒跃然纸上。随后他又派江青等人到武训的家乡“调查”，写成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经毛泽东修改后在7月23日至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连续刊载。该“调查记”断言，武训是“劳动人民的叛徒”，指责“武训传”是“利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
毛泽东为何借“武训传”大做文章、搞政治运动呢？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支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20]显然，在毛的心目中，“文化人”就是复辟势力，应被列为“打倒在地”的对象。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党员、团员、宣传部门、文艺界、教育界、史学界、报刊编辑、记者全都卷入了这场批判“武训传”的运动。被上述社论点名的48人以及该影片的编导和主要演员都被迫按照毛的观点检讨并接受批判，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批判和检讨文章达数百篇。从此不但该影片遭禁演，各地为纪念武训而办的“武训学校”也一律更改校名，相关的纪念石碑、塑像、画像、纪念亭统统被拆除。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虽已去世多年，但因他生前推崇过武训，于是也遭到无情批判，而且殃及其弟子。
让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运动”
“武训传”批判硝烟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21]紧接着，《人民日报》以通栏标题发表了“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开展思想改造运动”长文。11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内部文件“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开展“思想改造工作”，并以此为基础，在这些人当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完全被党掌控。12月23日和24日，毛还两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学校开展大规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思想改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展到整个知识界。时值朝鲜战争，政府要求肃清“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蔑视、鄙视美帝国主义”思想。曾经在欧美留过学和在国民党统治下工作过的知识分子都成为整肃重点。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所有从所谓“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历史，尽力挖掘自己内心的所谓“反动思想”，不顾事实地丑化自己。
官方还鼓励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充当“领头羊”，在报上率先发表文章咒骂自己。例如，梁思成发表了“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罗常培写了“我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还有游国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样一条道路”和光未然的“正视自己的错误”等等。但知识分子们的检讨往往不为各单位党委组织的群众性学习会所接受。有些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象斗地主一样对他们“揭露”批判，知识分子稍有辩解便遭到辱骂，他们为了“过关”，不得不颠倒是非地加倍丑化自己。比如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因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此时却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国参加过军事科学研究，此时被迫检讨说：从事这一研究“是我一生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要控诉我自己，控诉我这个丧失人民立场，甘心为美国刽子手作帮凶的所谓科学工作者……”。[24]
经过所谓“脱胎换骨”的“改造”，大多数知识分子表示“与旧社会割断联系”，效忠共产党，其人格遭到严重侮辱。知识分子应有的个人尊严、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冠上“反动”标签。不久后毛泽东宣布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治方针，迫使知识分子奉苏联为师，在官方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学术研究所必需的自由探索和实事求是精神，在中国的学术园地里，从此只见曲阿附世之文，而上乘的精神产品则完全绝迹。
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
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组成部份，文艺界于1951年11月开始“整风”，胡风的文艺思想成了“整风”的靶子。胡风曾被中共认作是“党外进步作家”，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与鲁迅合作同国民党文化“围剿”作过斗争。因他的文艺观点与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左，被视为“异己”，迭遭同仁的批判。胡风为了批驳对方，说明自已的文艺思想完全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的观点，在一些朋友帮助下，写成长达30万字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于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这封30万言书对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表面上尊重，骨子里却大相径庭，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愤怒。1955年春，胡风与朋友之间来往的信件被其中一个“朋友”告密，落入毛泽东之手。信中有对毛不敬的语言和对文艺界现状不满的牢骚，毛泽东如获至宝，立即命令《人民日报》于1955年5至6月分3批发表这些信件，并加上标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亲自写了“序言”和“按语”，毫无根据地捏造罪名，诬指“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是以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反动军官、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组成的反革命派别”，“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25]
根据毛泽东的旨意，胡风夫妇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它“胡风分子”也陆续锒铛入狱，他们的被捕未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凡是与“胡风分子”有过来往、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无一例外地受到群众的揭发批判，或停职审查，或被剥夺人身自由而“隔离审查”。1980年司法部门关于“胡风一案复查报告”称：在全国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过程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而据知情者称，“真实数字远不止此数”。[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