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非盈利组织）“美国优先政策”（America First Policies）的高级政策总监柯蒂斯·埃利斯（Curtis Ellis）。（大纪元）
埃利斯：“……但这篇中国驻美国大使写的评论文章，却最招人反感，（中共）在掩盖感染人数、否认人与人之间传播、向全世界释放了这种（中共）病毒之后，现在他们居然厚着脸皮说，现在不是找替罪羊国家的时候。这不叫找替罪羊，这叫做追究作恶者的责任。然后他们走得更远，大使进一步说，现在不是煽动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行动非常清楚，在美国，停止任何讨论的最快方式，就是指责某人是种族主义者。”
中共为什么一直在买空、囤积和限制医疗用品的出口，甚至是美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医疗用品也不例外？这与中共政权的宣传努力有什么关系？中共如何“感染”了世界，并影响了像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而中国政权究竟为何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全球主义，尤其是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际？
在本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非盈利组织）“美国优先政策”（America First Policies）的高级政策总监柯蒂斯·埃利斯（Curtis Ellis）。这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杨杰凯：柯蒂斯·埃利斯，真高兴你又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埃利斯：和你交谈，总令人愉快，谢谢你邀请我。
杨杰凯：柯蒂斯，我们2月份的时候曾谈过，冠状病毒（我们称之为“中共病毒”）的大致情况。随着疫情的发展，我们对此了解得也越来越多。当时，我们并不明白它的严重性。实际上，我们主要谈论了把供应链放在中国的风险，我记得你曾说过“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也就是指中国，对吧？我们之前的一些讨论，现在看来非常及时。我刚刚在《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上看到了一个头条，说的是美国制造商一直告诉白宫，他们希望把一些防护品，比如口罩等从中国运出去，而中国政府实际上在阻挡他们这样做。这很能证明你的观点。我想给你一个机会谈谈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就从这开始吧！
埃利斯：这真的很有意思，杨。你和我比较早认识到了，把产业放到共产中国不是一个好主意。全球供应链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正如一个企业不想依赖于单一的供应商提供原料一样，你也不想依赖于单个国家，为你提供原料或成品。你提到的那个事情真的很有意思，即共产中国是如何阻止在中国的美国工厂向美国出口产品的。这实质上是用另一种名义将其国有化。
实质上，中国共产党将这些工厂国有化了。他们说，工厂是你的，但所有从工厂出来的东西归我们。（美国公司）有点像两头吃亏：你得花钱维护你的工厂，但我们得到的是劳动成果，从工厂出来的一切成果。所以，这对（美国公司）是个很糟糕的局面。它确实显示了，把你的供应链放到一个没有法治的独裁国家内的危险，因为基本上他们可以随心所欲。
它还揭示了一个更大的景象：即全球化和全球主义哲学这个更大的问题。你仍然可以听到全球主义的辩护者在谈论：“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没有必要划定国界。”这场瘟疫表明，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反击这一说法。听着，当迫不得已的时候，各国政府将尽其所能保护离家近的居民，也就是国内的人民。据最新统计，现在有48个国家实施了出口限制，就像中国一样。中国限制了关键的医疗产品的出口，他们做的不止这些，我们稍后再谈，但他们不是唯一的一个，欧盟也这样做了。
一大堆其它国家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不允许在国内运营的公司（把防疫品）向境外销售，除非国内的居民都得到了照顾。所以这说明的是，全球主义的这种想法，就是人们会更忠诚于世界大同这个概念，（全球化）对全球经济发展有利，以及（全球化是）某种自由主义的梦想之地。比起他们的邻居、他们母国以及他们熟悉的文化，他们会更忠诚于这个全球主义的概念。我认为这是胡言乱语，这只是精英们的幻想。
你看到的是，那些上过哈佛的人，对哈佛的同学更忠诚，如果他们在哈佛的同学来自法国、西班牙、中国或马来西亚，大家就超越了所有的民族主义。他们认同的是班上的同学、和他们精英大学的毕业班，这要超过他们对自己出生的国家的认同。美国人尤其如此。
但他们忘记了，所有这些来自其它国家的人，仍然对自己的国家有着非常强烈的眷念。特别是中国，民族主义非常强，中国共产党一边大谈国际无产阶级大革命或全球化，现在他们的编造的故事（cover story）是全球化，同一个太阳下的和谐世界，但他们是高度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太阳是中国特色的。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这很危险。全球供应链的整个理念，有其内在的弱点。一个链条牢固与否，是由其最薄弱的环节来决定的。我们看到，在任何一种链条中，中国都是非常薄弱的环节。我们还看到，全球主义的整个理念：即对全球经济的忠诚，超过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在压力下都站不住脚。在瘟疫的压力下，在国家紧急情况的压力下，国家和民族将恢复其默认的立场，即在全球经济恢复之前，首先保护本国公民。
杨杰凯：柯蒂斯，你提到中共比这更进一步，你的意思是什么？
埃利斯：是的，当我们看到中共所干的一些事情，简直难以置信。中国共产党停止出口关键医疗品，已经够坏的了。他们不分享病毒的关键信息，以便让全世界都能做好准备，已经够坏的了。但是他们还派出了他们的代理人，统战部的人，他们的幌子公司，动员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人，买空了整个世界市场，买空了个人防护装备（PPE），买空了医疗危机中需要的危机用品，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这些产品，搜刮了全球市场，从而达到市场垄断。他们买下了它，然后把它们全部运回中国，这样，世界的仓库里，就再没有其他人拥有口罩、防护服、呼吸器、面罩、手套和一线工作者需要的用品了。
这确实提出了一些严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到底想干什么？他们有什么计划？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已经知道病毒已经扩散了，他们已经知道病毒人传人。他们当然隐瞒了或撒了谎。不管是隐瞒还是撒谎，他们向世界卫生组织隐瞒了这些信息，他们向西方研究人员、美国研究人员隐瞒了这些信息。与此同时，他们在世界上到处（搜购）。但与此同时，他们已经知道病毒可以人传人，病毒已经在蔓延。
他们买空了全世界的物资，全世界都需要的防护装备，那是犯罪行为。真的没有别的词来形容了，那是犯罪。然后他们还不止这样，在把它全部买下并囤积起来之后，现在他们又转过身来，把它们分发出去，并将其用于宣传目的，说“我们是世界的救世主”。好吧，他们是在把世界从他们点燃的火中拯救出来，这是最客气的说法。
杨杰凯：我知道这很有趣，因为这正是有人向我提出的问题。我看到（纽约）州长库莫（Cuomo）接受了一万部呼吸机，记不清具体数字了（译者注：应该是1000部），这些呼吸机是通过马云等人从中国带来的。有人问我，“难道我们不应该为此感激吗？”我说，“当然我们有呼吸器很好，但这里要标个星号做注解。”我想这就是你所说的。
埃利斯：是啊，这有点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是感谢中国没有把我们折磨死。谢谢你让我们在感染了这种疾病后，没有让我们死得很惨。库莫州长感谢中国提供了呼吸机，这正是北京所希望和渴望的宣传胜利。这就是他们给这些呼吸机的原因，结果库莫州长在我听到的最新新闻发布会上说，每家需要呼吸机的医院都有了呼吸机，每家医院需要多少呼吸机就有多少，纽约州的呼吸机库存中还有不少。库莫州长赞扬中国共产党是他无意中的一个失误。
我们在别处也看到过这种情况。据世界各国之前所知的情况，即病毒只局限于武汉和湖北省时，一些欧洲国家向中国捐赠了防护设备。现在我们看到，疫情中心在欧洲了，中国正在把这些物资卖回欧洲国家。他们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去捞钱，他们就是为了这个。我笑了，但这并不好笑。它真正显示了统治中国的中共的犯罪心理。我不能说得更清楚了，我也不想美化它，这就是一个黑帮政权，它正在进行敲诈勒索，并利用医疗用品、呼吸机、口罩等，作为一种购买宣传的手段，试图掩盖自己在这场全球瘟疫中的罪责。我无法用足够的语言来表达我的厌恶之情。
杨杰凯：柯蒂斯，你提到中国共产党或中国政权把病毒感染到美国，对我们的一些观众来说，这听起来可能有些耸人听闻，我想请你解释一下。
埃利斯：对，这是指他们的意识形态（在感染美国）。（中共感染世界）有两种手段。第一个，当我说中国共产党感染了美国，是指美国人感染了冠状病毒。现在有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除了中宣部的宣传，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无可争议的，那就是中共知道病毒在武汉已经蔓延开来，他们知道存在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并且他们知道，为了进行疫苗甚至抗体测试，以确定某人是否被感染或曾经被感染，任何进行这种测试的实验室，都需要病毒的生物样本，而不仅仅是数学模型或基因组序列，而是需要血液抗体的实际生物样本。
中国共产党知道这一切，他们隐瞒了这一切。首先，他们逮捕了那些曝光病毒爆发的医生。这些医生中，有的已经死了，有的失踪了。之后，他们又拒绝分享病毒的生物样本，和感染者的血液样本，以便美国或国际研究人员能够开发出检测病毒的方法。他们也拒绝与世界分享信息，以预防病毒感染，比如它的传染性有多强？多少人被传染？死亡率是多少？病毒能杀死多少人？于是一切都笼罩在神秘当中，存在一大堆的未知数。
然后他们拒绝分享一个关键的信息，即病毒是可以人传人的。他们一直在宣传一个编造的故事，那就是病毒由动物传给人，这只是一个编造的故事，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真的。他们编造说，病毒从蝙蝠、或穿山甲、或果子狸等等跳到人身上，如果你不吃果子狸火锅，你就没事了。他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他们故意隐瞒了这方面的关键信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病毒传染给了全世界。事情便失控了，病毒来到了世界上，由中国人带着它来到了世界上，并在世界各地传播。这就是我指的他们感染世界的一个方面。
我说的中国共产党感染世界的另一种手段，是指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腐蚀了世界卫生组织，他们的宣传活动，也腐蚀了很大一部分西方媒体。他们试图使中国共产党正常化，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这样做，试图把中国描绘成一个世界大家庭中的正直公民。其实根本不是。这是一个黑帮政权，一个伪装成主权国家的犯罪组织。它由中共管理，被中共控制，为中共服务。中国共产党正在压迫中国人民。中国的人民是了不起的，他们勤劳、诚实、善良，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民，他们尊崇家庭、社会和祖先，有着五千年的丰富文化。
中国共产党坚持列宁和毛泽东的学说与思想，毛主席是列宁的信徒，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哲学，不是中国哲学。所以当你去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所批评的是列宁式政党，不是任何形式的中国传统政党。他们正在压迫中国人民，他们治理政府与国家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们看过一些报导，都是有据可查的。习近平家族在海外，从赌博到房地产等各种不同的产业里，都在捞钱，高达上百万、上亿美元，而且他们并不是唯一的一家。他们一直在西方推行他们的意识形态，你会发现西方的精英们，想要接受中国政府和我们的政府是一样的这种想法。看，他们允许私营企业，看，那里的人吃肯德基，开私家车，去商场购物，所以他们一定和我们一样，没什么好担心的。
实际上，（中共）在蚕食他们。你看《纽约时报》做了一个系列长篇报导，讲述中国是如何崛起的，或者中国共产党如何使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那根本是胡说八道。是因为西方的资本，是因为数百万中国人民自己的辛勤劳动，使自己摆脱了贫困，而不是中共使他们脱贫。他们把人民的钱财从中捞走一部分，养肥了自己，成为亿万富翁，但你看，这就是中共在编造的故事。
还有，我已经说过了，他们还“感染”了世界卫生组织。像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博士（Dr. Tedros）这样的人，他毫不掩饰地重复着北京给他的台词，他拒绝称之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他拒绝称之为瘟疫大流行。当川普总统对中国实施旅行限制时，他对此提出了批评。当北京方面告诉他没有人传人的时候，世卫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份公告：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人传人。他们一直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令，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如何“感染”世界的最完美的例子。
中共已经“感染”了这些全球性机构，如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还有很多。他们现在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这是他们处心积虑策略的一部分。美国人把他们的信赖，应该说是美国的精英，华府的很多人、两党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建制派、民主党、共和党、左派和右派、自由主义者、华尔街，这些人都把他们的信赖，寄托在这些全球机构上。
这是全球主义的一部分，即我们不再需要边界。跨国公司的经营不太考虑国界，所以我们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侵蚀国界和国家主权，这对全人类都有好处。我们的经营是为了股东的利益，为了人类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单个国家的利益。这是许多精英思想背后的运作模式，因此我们对这些全球机构抱有信心，我们把决策权交给了这些全球机构。在川普总统出现之前，美国的贸易政策是在日内瓦制定的，而不是在华府。
它是由世界贸易组织的官僚们制定的，而不是由我们选举的人民制定的，这样描述有点令人不安，但这就是现实。我们把所有这些权力都交给了全球机构，这些国际组织，战后国际秩序的架构。你可能记得，那场战争是七十多年前的事了，我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架构还没有更新，我觉得它需要翻新一下。我们把我们的信念和决策权交给了这些组织，所以中国（中共）所做的，就是制定战略把这些组织拿下，对吧？
这样一来，如果每个人都把决策权交给这些组织的话，它就一举占领了整个世界。这样中国（中共）就不需要拿下150个主权国家，也不需要战胜美国。它只需控制这些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编写互联网协议的组织、为国际标准和为工业界制定标准的组织等等，就可以有效地控制世界工业和政治基础架构。
杨杰凯：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论断，对吧？我认为，在我们的交谈中，可以看出的是，美国人民——不仅仅是美国人民，全世界人民、美国公司等等——基本上都意识到，他们可能并不像之前认为的那样拥有控制权。他们的供应链非常脆弱，正如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实际上，我现在想稍微调整一下话题。看起来，似乎很多供应链都要回来了，也许因为这场瘟疫。我们节目的一些嘉宾已经谈到了这一点，这场瘟疫让人们看到了供应链的脆弱性，正如你之前所言，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你所有的鸡蛋离家都很远，问题有多严重。这个正在出现的新现实，对中国和中国经济以及共产党，有何影响？
埃利斯：中国共产党明白，这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中共（与中国人民）做了一个交易，一个心照不宣的交易。他们不必每四年参加一次选举，所以他们不必向人民作出承诺。他们与中国人民所立的盟约是：你们不要参与政府，让我们来做主，我们将为你带来稳定、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准和不断增长的繁荣，我们会给你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经济将继续增长，你将比你的父母或祖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你的孩子也会。这就是那个交易和想法的内容，而且由于西方资本的注入，他们一直能够做到这一点。
经过“四人帮”，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及那个时代实行的毛泽东式的教条主义、列宁主义强硬的共产主义经济学，还有“文革”的混乱，邓小平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让西方资本进来吧。他们（中共）开始宣扬“发财是好事”之类的东西，当人们指责他——他实际上在文革中受到迫害——人们指责他是走资派，而邓的反驳是：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对不对？如果我们能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我们就欢迎西方资本来做这件事。
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可以这么说，中共的福分是靠着西方资本家的注入而兴旺起来的，就像一个靠血生存的吸血鬼。我们通过西方的投资、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建立供应链，给它输血。供应链是一个消过毒的词，（真实情况是）我们一直在（帮他们）建工厂，把技术给他们，把我们知道的一切都给他们，他们还没有偷到的东西，我们也给了。没有给他们的，他们就偷。大家都知道，哈佛的化学教授和研究人员以及各种美国的实验室，都拿着中共的工资，把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都交出来了。但我有点离题了。
我们一直在中国直接、公开地建厂。“我们”指的是西方公司和控制西方公司的华尔街，一直在中国大量注资。大瘟疫爆发后，它的整个轮廓变得清晰可见。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表示，这次瘟疫因祸得福的是，它可以加快美国供应链的回流，把工作带回美国。人们会发现，我们不想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特别是一个感染了果子狸等病毒的篮子。现在大瘟疫已经持续两三个月了。第一个连锁反应，是中国关闭了所有工厂。
中国所有的工厂都关闭了，所以所有这些西方公司，从通用汽车到苹果电脑，都拿不到零部件。我们当时知道这里没有病毒，对吧？我是说，这里可能有病毒，但没人担心会在这里感染上病毒。他们更担心能不能买到洗手液。在此之前，他们更担心能否买到iPhone，因为生产这些的工厂已经关闭。所以商务部长罗斯说，这表明了（把供应链放在中国的）危险性，表明了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建立供应链，你应该在美国制造这些东西。
现在，随着疫情的蔓延和扩大、加深，造成的危害越来越严重，这会让这种想法更加深入人心。所有这些（美国）企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都在中国设厂，支援中国，支援中共，为中国人提供就业，为中共的管理人们提供利润，是这些人（中共）攫取了中国所有经济活动的最肥厚的利润。如果把这些工厂全部搬出中国，中国的经济即使不崩溃，也会步履蹒跚，中共与中国15亿人民所立下的盟约也就作废了。他们（中共）说：“相信我们，我们会给你们带来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没有西方美元和西方资本、西方科技和西方工作的不断注入，他们就无法维持这种局面，所以中共领导人明白，这是为他们的生存而战，他们必须说服西方公司留在中国。（中共说）是的，你要相信中国。是的，我们是最适合做生意的地方。不要把你的企业搬走，因为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那麻烦就大了，会让中国大约15亿人感到非常不安和不满。他们会对中共非常不满，因为他们知道是谁在做决策。毫无疑问，中共不能指责其他人。这不像美国，美国总是指责华尔街，这是民主党的错，这是共和党的错。中共没有其他人可以指责，他们玩的是单人纸牌游戏，桌子上只有一个玩家。所以如果出了问题，你知道该责怪谁。
杨杰凯：这很有意思，因为在这个节目中，可以说，在各种背景下，我们都谈到了生存威胁（existential threats），中国共产党在某种意义上，是如何对西方或自由构成生存威胁的。但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另一种生存威胁。你基本上是说，病毒对中共构成了直接的生存威胁，因为病毒直接对全球造成影响。
埃利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拚命地掩盖他们在这个病毒中的罪责，他们制定了一个计划。地平线咨询公司（Horizon Advisory）发布了一份报告，我根据报告内容，写了篇文章。他们查看了档案、中文档案、公共资源和公共记录，档案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作者有中国的政府工业部门的高级官员、学者、智库等等。他们写道：中国在大瘟疫后发生混乱，中国的大部分工厂现在已经恢复了运转，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却停滞了，美国经济停滞了，欧洲的经济也停滞了。他们说，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中国可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融入全球的供应链。
现在，如果你想购买任何一种产品，你唯一能买到的地方就是中国的工厂，因为美国的工厂都关闭了。我们在库莫州长身上又看到了这一点，我需要一个呼吸机，我该去哪里买？我要打电话给中国。我想要一些乳胶手套给我的医护人员，我该给谁打电话？我给习主席或马云或其他中共官员打电话。这是唯一能得到这些东西的地方，而中国正利用这一点，进一步融入全球供应链。
在这些档案中，他们特别提到，“从医疗用品开始，但不限于医疗用品”。这是他们装扮自己、扩大中国（中共）实力的一个机会，他们指的是软实力。把自己描绘成好人：“我们是救世主。我们是世界的救世主。欧洲正处于危机之中，谁来救你，不是美国，是中国来救你。”他们在欧洲的电视上播放这些广告，我见过这些广告。在塞尔维亚，他们拍从飞机、货机上卸货的镜头，然后所有这些中国人、演戏的人都拿着iPhone说，“嘿，我们是来帮忙的。”他们还说一些关于中国领导伟大的和谐世界之类的胡言乱语。他们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主导力量，他们必须说服世界也相信这一点。
这有点像你说的“生存威胁”，或者说没有比这更高的威胁了。中国必须这样做，中国共产党必须这样做，否则中共犯罪集团的面目将会暴露。这关系到中共的生死存亡。如果人们醒悟过来，如果西方国家意识到中国构成的威胁并说：“好吧，我们必须离开中国。”这已经不再是金钱利益的问题了。不仅仅是：哪里生产最便宜？是墨西哥、洪都拉斯？还是深圳？好吧，我们去深圳吧。不，这里面有国家安全的因素。还有很多其它问题。现在很明显，中国不再是我们的朋友，也与我们的利益无关。如果我们开始离开中国，把制造业从中国搬回北美，他们知道自己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内维持权力将更加困难，更不用说实现全球霸权的梦想了。
杨杰凯：你知道，柯蒂斯，在美国，有相当多的人反对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提出的这个行政命令草案，即“购买美国货”的行政命令。章家敦（Gordon Chang）在最近的《美国思想领袖》访谈节目中，他猜测即使在白宫内部，关于这一点也可能有相当多的争论。根据你所说的一切，不应该有那么多争论。
埃利斯：对此，真的不应该有任何争论。美国人民明白，我们在关键物资和关键药品方面不能依赖外国来源。我们知道，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为了能在美国制造一些东西，即使要多付一点钱，但它在经济中的比重是如此之小，在宏观上的影响很小。我们也看到，仿制药制造商的行业协会是如何在这方面极力抨击（行政命令）的。他们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给白宫发了一封信说，“我们不想破坏全球供应链”。
我听到白宫也有人这么说。行政命令中没有任何内容说，美国在这场瘟疫中，要中断现有的供应链。行政命令只是说，危机结束后，我们将逐步实行“购买美国货”法令，即每次国防部、退伍军人事务部、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采购药品时，这些药品都必须在美国生产。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赚钱机会，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客户，世界上最大的客户之一，美国联邦政府。
此外，行政命令还表示，他们将简化监管审批、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审批和其它审批，以建造这些工厂，建造这些生产设施。正如我们在这场大瘟疫的过程中所看到的，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和联邦政府的许多其它官僚机构，都非常僵化。它们就像附着在船底的藤壶（注：一种有着石灰质外壳的节肢动物，通过分泌一种胶体将自己固定在附着物上），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让决策过程变得僵化，以至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通过精简监管，建设这些设施将会非常迅速，速度会更快。
然后，行政命令的第三部分将鼓励发展先进的制造业，我们将跨越式发展到下一代的制造业，我们不会再像1959年那样重建工厂，用1959年的方式制造抗生素。事实上，我们甚至不会在已有10年或20年历史的工厂里生产它们。我们说的是进入下一阶段的制造，先进的制造，这正是我们想要的，也是美国需要做的。不这样做的唯一借口，就是目前的制造商想要维护其垄断地位。
他们利用这些低工资国家，往往是中共等政权在提供补贴，引诱他们到这些廉价的低工资天堂来，从而实现利润最大化，他们对此毫不犹豫。仿制药制造商协会毫不犹豫地说，“只有通过我们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我们才能向美国人提供低成本药品。”这是无稽之谈。另外，我说“成本低”，但是我们知道“低成本”的代价是什么，它是很高的。我们已经看到代价有多高了。
杨杰凯：你知道吗，柯蒂斯，很多人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这场危机向我们展示了全球主义的重要性，尤其是亨利·基辛格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知道我们先前也讨论过这个。你有什么想法？你对这些观点很熟悉。
埃利斯：是的，这又一次显示了，老派思想很难消亡，即全球化这种老派思想。而没有谁比基辛格博士更推崇老派了，基辛格博士将全球化作为他毕生的事业。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这场瘟疫表明，只有在全球范围之内，才能应对。他认为，这表明有些危机是各国无法独自应对的，必须在全球基础上加以应对，我们必须加强这些全球机构，以应对这些挑战。这和你从美国某些政治人物那里听到的，没有多大区别。事实上是一模一样的。顺道一提，在基辛格博士的观点中，他一次都没有提到中国这个词，他根本没有提到中国。那就好像你可以忽略中共这个列宁式共产主义实体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去谈论全球主义和跨越国界的世界一样。所以这是一个盲点。
基辛格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是，大瘟疫正在迎来一个新时代。他用了一个词是，我们必须为下一个“纪元”做好准备，一个跨国的“纪元”，到那时国家已经消失，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空间。我有点跑题了，但是之前我说过，这与我们从华府的常说类似话语和许多政治人物那里听到的非常相似，不仅仅是在华府和华尔街，各大报纸和媒体的编辑部也说病毒是不分国界的，你不能随便禁止旅行。我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我们必须与中国更紧密地合作，来处理这个问题。
单枪匹马是不对的，你不能那样做。毫无疑问，中国希望看到拜登赢得下届（美国总统）选举，因为他一直在说这种话，他一直在说。他批评旅游禁令是一种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他说我们需要更密切的合作。我并不是特别针对他，但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那种想法：我们现在要超越国家，我们要超越国家认同。我们（的胸怀）比那更大，我们比那更有教养，而爱国主义是恶棍们最后的避难所，现在我们认为，自己（全球主义者）是对人类有益的，显然是对整个世界有益的。
这其实是一个治理和实用性的问题。你不能一口吃下一整块牛排，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要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市长、州长、州议员和国家立法者，为什么我们采用“辅助性原则”（subsidiarity，译者注：即只有在地方解决不了的情况下，中央才能介入）的概念？为什么我们要把权力下放给最接近被治理者的地方和最小单位？因为这最有效，对民众做出反应也是最直接的。我们需要人民自治。有些事情我们授权出去，我们不能完全治理，我们创建这些机构，并赋予他们权力。离民众越近，越本地化，就越能对其问责。所以当你陷入这种全球主义和全球化的幻想，把权力交给遥远的日内瓦或布鲁塞尔，让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做出所有的决定，这是行不通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对此非常清楚。他们用全球主义作为伪装，因为这首海妖之歌很迷惑人，听起来很不错。所以很不幸，美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被灌输和沉浸在这种全球主义的狂热中，以至于他们看不到眼前真实发生了什么，看不到他们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杨杰凯：所以，柯蒂斯，说到你的观点，《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评论文章，实际上是中国大使崔天凯写的，我就给你读一下标题，我相信你看过这篇文章。“中美两国必须合作抗击冠状病毒，现在是团结协作、相互支持的时候。”
埃利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纽约时报》向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开放了社论版面，这是可耻的。那篇评论文章令人难以置信，但它为中国的宣传行动提供了一个路线图。这么多西方记者如此轻信（中共），真是难以置信。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来自中共的数据、资料和数字。当中共说没有新的感染病例时，西方媒体也报导中国没有新的病毒感染。当中共说中国的医疗工作者英勇战斗，为西方赢得了应对瘟疫的时间时，西方媒体只是重复同样的话，好像这是真的。你可以看到《纽约时报》的健康记者约翰·麦克尼尔（John McNeil）说，我们应该让中国医生团队来美国，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让美国知道如何应对这一瘟疫。那不如我们让一队中国电焊工过来，把人焊到他们的公寓里。这太荒谬了。
但这篇中国驻美国大使写的评论文章，却最招人反感，（中共）在掩盖感染人数、否认人与人之间传播、向全世界释放了这种（中共）病毒之后，现在他们居然厚着脸皮说，现在不是找替罪羊国家的时候。这不叫找替罪羊，这叫做追究作恶者的责任。然后他们走得更远，大使进一步说，现在不是煽动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行动非常清楚，在美国，停止任何讨论的最快方式，就是指责某人是种族主义者。这是一根（种族主义的）敏感神经，一碰到这根神经，美国的媒体就会抽搐，脸上流口水，就像那条巴甫洛夫的狗一样。所以如果你敢说中共要对这种病毒负责任，他们的反应就是：你是种族主义、仇外心理。简直难以置信。
《纽约时报》中计了。他们中圈套了。他们没有任何形式的免责声明，放到（中共大使文章）的上面或下面。他们没有说“中国大使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这么说的。”中共大使呼吁合作和分享信息，分享医学研究的信息。为什么？我猜他们没钱给他们的间谍从我们这里偷东西了，所以他们想让我们和他们分享。有一个意第绪词（Yiddish word）用来形容这种猖狂无耻的行径，叫作“chutzpah”（厚颜无耻），中共的人就是这么厚颜无耻。
你不能说他们不厚颜无耻，因为他们肯定是厚颜无耻。看到西方媒体这么轻信，真的令人难过。另一个例子是推特公司删除了劳拉·英格拉姆（Laura Ingram，注：美国的一位广播脱口秀主持人、畅销书作家和保守派政论家）的一条推文，她只是说出一些无害的事情，比如，似乎有来自一线的证据表明，羟基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对治疗病毒是有效的，他们把这当作谣言而删去了。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中共）付费的宣传人员、共产党的宣传提供者可以自由行动，在推特上散布他们的造谣和谎言，尽管推特本身不允许在中国运营。醒醒吧美国，醒醒吧杰克·多西（Jack Dorsey，推特创始人），醒醒吧《纽约时报》，你们被耍了。
杨杰凯：那么你建议他们如何回应呢？因为从我们所看到的，（中共的宣传）很广泛。
埃利斯：是的，非常广泛。我希望看到《纽约时报》，就在它（中共大使文章）旁边的一版中，一条一条地反驳，指出该文中的所有谎言。做不到这一步，都是渎职。我希望看到推特在他们的平台上，禁止中共的宣传活动。推特反正也经常禁止这个或禁止那个，并非常自豪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俄罗斯的机器人和网络部队，以及马其顿的网络部队在推特上操作。那么中国共产党呢？中共每天都在散布谎言，企图破坏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推特的宗旨。这显示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活动，对西方渗透之深。
我不知道管理推特的人是不是千禧一代，我不确定人员结构。总之这些人相信了中共的宣传谎言，这是几十年来，中共为使这个致力于统治世界的革命性列宁主义政党正常化，而进行的处心积虑的努力。他们已经正常化了，他们被视为北欧的基督教民主党之类的，他们得到了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样的尊重。那真令人震惊。
杨杰凯：那么，柯蒂斯，我们马上就结束了。在我们结束之前，你还有什么最后的话要说吗？
埃利斯：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一直在说，勤洗手才能度过这场瘟疫，我们必须洗净中国（中共）。当我说“中国”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5000年来，中国在许多领域为世界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人民勤劳、善良、诚实，帮助建设了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以及他们自己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是从西方引进的革命列宁主义政党，压迫中国人民，一心想统治世界。它是敌人。我们必须分清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存在，它压迫中国人民，寄生于中国人民和西方资本，从而壮大自己，保持自己的权力，我们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杨杰凯：柯蒂斯，如你所知，《大纪元时报》为了区分两者的差别，我们称这个病毒为“中共病毒”。关于这个名字有很多争论。
埃利斯：我在写作中也是这么做的，我称之为中共病毒。我们不能忘了谁要对此负责。
杨杰凯：柯蒂斯·埃利斯，真高兴与你交谈。
埃利斯：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