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5月，我从关了八年单间的秦城监狱放出来，仍回到流放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劳改。1978年最后一两个月，处境好转，允许我到合肥医院治病。安子文同我的境况相似，放出来后，也回到原来的流放地，也在这个医院里面。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就很了解我这个人。我们两个人在医院各住一个单间，天天闲聊，回忆往事，议论国情，还下围棋。他跟耀邦是亲家。他跟我讲，他会很快回到北京，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找耀邦解决我的问题。
1979年1月4日，我从安徽结束流放，回到北京。安子文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对我非常照顾，曾想让我去当教育长。
但是，我对水电的感情太深，还是愿意回到水电部工作，担任副部长。1982年我已经65岁，准备从水电部退下来。在办正式手续之前，陈云就让大秘书王玉清给我捎话，派我去中组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不愿意去，因为知道党内高层人事的复杂，退下来就不想干了。随即陈云写了封短信给我——“李锐同志：你为什么不能‘能上能下’，定要当副部长？先做工作后再说嘛。”这样，我就没办法再推了。
组织部新建青年干部局，工作就是培养和选拔党的高层接班人。陈云要掌握这个局，他在中央开会时讲过：组织部我还得管几年。延安时，他在中央当组织部长时间很长。
我和陈云有一些交往。东北解放时，他负责接管沈阳，此时我当他的政治秘书。这是中国共产党接管的第一座大城市，问题非常复杂，除日常工作，向中央写报告等文字工作外，还主管外事和看报纸大样。住在北京饭店准备去西柏坡开中央全会时，他谈到想去上海，我说您一定会留在中央管财经，那我就回湖南了。我留在北京时，就到旧书店为他买了一大箱财经方面的书籍，尤其资料性的大书。1950年他还给黄克诚写信，要调我回京，黄克诚根本没告知我。在沈阳时，我们一起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后来让我管水电，也是陈云安排的。
1982年3月我到组织部报到，当时部长是宋任穷。后来部长是陈野苹，我担任常务副部长，仍然主管青干局和第三梯队的选拔等工作，李志民接替我当了青干局局长。第三梯队这个名词不一定妥当，就是后备干部。但是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是必要的，是站得住脚的。
我一到组织部，就参加两项重要工作，一是选拔第三梯队，二是清理省部级班子，全国几乎跑遍了。我大声疾呼干部必须“四化”，德才兼备，起用一代新人。我特别注意干部知识化问题。1956年胡乔木嘱我给《人民日报》写社论，我写了一篇《干部必须学习自然科学》，当时虽然发表了，但实际上没起多大作用。大跃进中，全国还是砍树大炼钢铁。这一次中央终于下决心把知识化、专业化列入选拔干部的标准。
我参加了十二大人事小组，组十二大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四五个月，拟定十二大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顾委委员名单，当年这项工作是极其重要的。人事小组组长是胡耀邦，他很少来参加会，难有两个人的单独接触。日常的负责人是余秋里。余秋里原来是能源委员会主任，我当过副主任，他很了解我。我在小组还负责编《简报》，向中央汇报会议讨论人事选择的情况。所以跟余秋里联系最多，可说无话不谈，但是重要的事情还是耀邦管。
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省级领导干部平均66岁，最初提名的十二届中央委员比十一届年龄还大，因为十一届中委有一部分是文革中上来的工农干部，年龄比较轻。否定文革，文革中起家的人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了。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恢复工作，年龄又比较大。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66人，有大学学历的仅53人，占15.8%。省级领导班子成员有大学学历的仅占18%。初中学历以下的占46%。十二大人事小组最后决定，每个省再推荐两名学历高年纪轻的干部。当时，有大学学历，年龄不超过四十几岁，文革中没有问题，又做到副局级或县委书记的干部非常少。甘肃当时推荐了39岁的胡锦涛和49岁的陈光毅，都进了中央候补委员名单。
那年我已经65岁，离66岁不能新进中央委员的规定差一岁。帅大姐、章蕴大姐提名我进中央委员会，章蕴是十二大人事小组成员，帅孟奇不是，但是她在党内威望很高。十二大上，原水利部的李伯宁不同意我进中委，要以水利电力部代表团的名义反对。童大林也在那个代表团，他说，你对李锐有意见你自己反映，不代表我们的意见。
十二大选出了一大批比较年轻的干部进入中央委员会。胡耀邦要我准备推荐其中二三十个人，跟中央的老领导同志见面。让我先将这二三十人的简历写出来，印好后交给他。当时只有李鹏向我要简历看一看。因为当年刘澜波提拔李当部长时，电力部的老人有不同意见。那天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会，邓小平、陈云、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都出席了，由耀邦主持会议，我当介绍员。可惜我没有经验，广电部门不知此事，电视上没有播出过这个重要的场面。
十二大前后选拔的第三梯队，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标准，总共选了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在青干局工作的崔武年写过一本书《我的83个月》，回忆了整个过程。后来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都从这1000人中产生，现在还有约600人在位。
江泽民是周建南向我推荐的。延安整风后期有个抢救运动，共抢救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这是我1949年到湖南后，从国民党戴笠的二把手《唐纵日记》中发现的）。我跟周建南都被抢救，是关在保安处的监狱里认识的，后来成为好朋友。他当过机械工业部部长，我管水电，工作上联系很多。他当部长的时候，江泽民是外事局副局长。周建南后来担任进出口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把江泽民提为副主任。周建南是交通大学毕业的，他告诉我，江泽民也是交通大学的。当年交通大学是全国最难考的大学，高中毕业我不敢考交大。十二大后，江泽民当了电子工业部的部长。上海换班子时，我向耀邦推荐江泽民当市长。后来钟沛璋告诉我，他和江泽民当年都在南京的中央大学读书时，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江是党员。南京收复后，蒋介石解散了这个大学，学生按院系关系，分配到有关学校，江学电机的，因此分配到交通大学。
耀邦对四化标准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文革中的三种人绝对排除。胡耀邦15岁参加革命，比我大一岁半，只上过一年初中，打AB团他几乎被杀掉。在延安他被称为读书读得最多的人，被毛泽东提拔到军委总政组织部当部长。当年在中央邓小平管青年团，耀邦曾长期是青年团负责人。胡耀邦发起真理标准讨论，解决“两个凡是”问题，是党内头脑最清醒的人。一个人在非常复杂、危机四伏的环境中，能保持头脑清醒、敢作敢为，真正做到中国政治文化的好传统：以史为鉴，除开经历与品德即胆识外，知识最重要。而知识同读书有关。他的文化程度是自学来的。陆定一讲过，耀邦是个大知识分子，确有根据。
陈云有一个思想：在人事上，还是我们的子弟可靠。耀邦是不赞成的，他曾经想通过一个关于干部子弟应当遵守的规则决定，没有成功，此事我直接经历了。当时组织部为中央代拟了一个《关于对干部子女管理教育问题的通知》草稿。我主持了两次干部子女座谈会征求意见，其中1984年3月3日的座谈会邀请陈云的儿子陈元、陈毅的儿子陈昊苏、博古的儿子秦刚、耿飚的儿子耿志远、孔原的儿子孔丹、崔月犁的儿子张小彬、于光远的女儿于小红、邓拓的儿子邓壮、王其梅的儿子王昌为、史立德的儿子史元、李大钊的外孙女李虹等参加。他们提出，干部子女和其他人应当一样对待，一样受党纪的约束，不赞成专门发一个针对干部子女的文件。我当时谈到曾国藩的家书，他的子女后代都很有出息。因为我从小就读过曾国藩的家书，曾国藩的后代有我的好朋友。日本人占领了长沙，没有占领湘乡，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飞行员降落在湘乡，发现了故居，就进去参观。曾国藩的后代有八个男女，都会讲英语。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时也讲到这件事。邓力群在书记处会议上反对这个决定。这个文件就没发成。
我在中组部工作时，就经历过中央领导人推荐自己的子弟进入高层。1983年的一天，北京市委段君毅、陈希同到组织部，找到陈野苹和我，说王震推荐一个元老的儿子当北京市委副书记，征求我们的意见。当时陈野苹不讲话，我看出他不愿意。听段君毅和陈希同的口气，他们也不是很愿意，但是怕得罪人。见到这个情况，我就说：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慢一点？他们两个人很高兴走了。那次就没有安排这位元老的儿子当市委副书记。后来差额选举党代会代表时，他没被选上，就离开北京市到其他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去了。
关于整党，当时我也负责参与。1983年整党的班子在京西宾馆住了几个月。那个时候负责人是宋任穷。整党就是查清文革时中央各部委、各个省的领导班子的情况，清出那些在文革时表现不好的人，老年的、中年的都在内。记得广西的情况特别复杂、严重。
1984年9月，“第三梯队”的工作尚未结束，部里突然接到让我从中组部退下来的批示。事后是习仲勋告诉我的。陈云接到三封告我状的信，即邓力群、我的前妻范元甄和部里一干部母亲的朋友。陈云在邓力群的信上批示了：既然这么多人对李锐有意见，看来他继续待在组织部不合适。据说拟安排我去经委当个顾问。
中组部新任部长是乔石，他主持开部务会正式宣布做结论：李锐在组织部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年龄过线，自己几次要求退下来。决定让我下来，通知全党，我离休仍留在部里。事后，习仲勋找我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次，我才知道这些内情。
耀邦下台以后，跟我有过几次长谈，他告诉我，他原来以为我是陈云的人，所以一直与我保持距离，后来才发现我是一个按自己的思想做事的人，不是一个跟线的人。其实从陈云传话让我去中组部，到我离开中组部，我在中组部期间，跟陈云只见过一次面，他说了让我“顶住”两个字，还说上海的班子不要动。
当时选拔第三梯队是现行干部体制的一次改革，也可以说是一次改良。过去延安整风时将“革命”与“改良”对立起来，把“改良”视为“反革命”，具体说就是认为胡适那一批人的主张是“反革命”。我在大学读书时就订《独立评论》，知道胡适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改良”与“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现在应当继续改革。要把权力真正关进笼子，实现权为民所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应停顿。
中国要实行宪政很不容易。我赞成周有光的观点：“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资讯化；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到民权统治；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炎黄春秋》201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