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陆历史教科书让人丧失了理性，丧失了基本的推理能力。
先从网络上关于“假如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问题说起。这样的说法，不仅出自老百姓，也出自学者和知识界，更有官员们。这个说法来源于大陆历史教科书长期潜移默化的影响，来源于大陆历史教科书对人们推理能力的摧残。
推理能力的摧残结果，就是人们把时间的先后关系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混在一起。因果关系是一种多元关系、是多因多果的。看看逻辑学的东西就知道，因果关系很多时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多因多果关系。要建立一种直接的因果决定论在逻辑层面看似简单，但在事实层面，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层面却是十分复杂的。即使是在自然科学界，也一般只提统计学上的相关，一种概率性的正相关关系，而不谈所谓的因果关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没有绝对的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存在。所以，所谓的因果关系往往是指某种概率性的归纳与假说，统计学上的相关性，这种假说需要证明，需要证伪。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的“原因”人们可以找出上百种、上千种来，而“文化大革命”只是其中一种；同样作为文化大革命之结果，人们同样可以提出数十、数百甚至无穷数，而改革开放只是其中一种，且其关系远非那么直接。“改革开放”与“文化大革命”其间没有必然关系；时间上的先后并不就是逻辑上的因果；纠错过程并非某种错误的结果，乃是其补救，是回到1949年起点等等，也就是所谓很多“老革命”所谓的“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人们偏偏会说出“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这样的话。这跟人们的大陆历史教科书的单线历史叙事方式有关。因为大陆历史教科书就是这么单线编下来的，于是人们就把时间的先后顺序和因果关系完全混为一体了。所谓的“历史必然性”其实就是这样来的。这种谬误在历史学上叫做“逆推”谬误——从结果推导过程，以结果证明原因。本来正常的推理能力是一种开放的思考方式，是对各种原因的探索过程，也就是说对于各种可能条件的探索过程，“因果关系”的追寻只是其中的一种类型。
就算是基于上述命题“没有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无误，也必须论证，前件与后件之间的关系：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还是充要条件？显然，其没有任何构成条件关系的因素在。但某些人却以这种独断的方式，要建立一种封闭的单线的决定性的关系，以证明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似乎文革才导致了中国的改革。这种企图本来经不起逻辑推论的，但却有市场，说明人们的基本推理能力已经丧失了。
这种逻辑推理能力的丧失正是大陆历史教科书想要的结果。由于大陆历史教科书的封闭的单线历史叙事模式，让人们丧失了多元判断的能力；大陆历史教科书的单线叙事使得人们形成一种单线思考的思维方式，这种单线思维方式如同独木桥一样逼使人们按照它所设计的思路思考，得出它要建立的结论，最后落入它所设计的圈套之中而不能自拔。由此让人们完全丧失了正常的推理能力，丧失了建立正常的多元而开放式的思考方式。
其次，大陆历史教科书让人丧失了历史感，丧失了对人类自身的理解能力。
有些东西，大陆历史教科书并不要说什么，而是通过它的历史叙事方式与历史认识方式深深影响到人们的思维，让人们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丧失了认识人类自身的能力。这方面我要强调的是两个层面：以事实证明事实与以事实证明理论的谬误。这是大陆历史教科书的最可怕的祸害，但人们并没有很好地清理。比如延安整风运动是从毛泽东揪住王实味这个“典型”开始的。整风运动中的恐怖已有很多论证，王实味最后是被安全部门（社会部）用石头砸死的，这就是延安“肃反”的残酷性。但有人说毛泽东在王实味被杀掉之后曾经写了一个批语：“还我王实味。”他就用这个例子来证明毛泽东很人性化、不残忍。这就是以事实来证明事实，很多人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
“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事实也不能否定事实。”一个历史事实，或者说任何历史事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所谓独一无二就是它有自己特殊的时间、空间和情景。任何一个历史事实，不管它有多么小，它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一种独特的、具体的，它是独立存在的，具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它的独立存在本身就是它的价值，它并不要依附别的事实而存在。一个事实不能化约为别的事实，不能归结为别的事实之原因或结果，也就是说不能被别的事实除尽。所以强调历史事实的具体性也好，独特性也好，它本身不是用来证明或者需要证明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解释。凡是历史事实，在历史学里不是用来证明，也不是被证明，而是历史事实存在需要得到后人的全方面解释，你必须把它当做一个很具体的存在，一个你必须全面理解的事实和存在。这是历史学的一个基本功夫，就是去解释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事实本身的因果，各种环境各种联系怎么来的，它的发展过程是什么，这是需要解释的，而不是用事实来证明什么。
历史学主要是个理解的工作，而不是证明的工作。历史学的理解工作，就是要把历史事实作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具有模糊性的存在。但在如今的教科书里面任何一个历史事实的表述都是很清晰的，让人看了感觉条理很清楚，原因结果很清楚，过程也很清楚，整个都干干净净的，好像没有漏洞、没有逻辑的断裂，也没有别的事实需要填补。这样的大陆历史教科书就给人们以“幻觉”。但一个真正的历史学人进入历史之后就会发现历史事实本身的边界判断就很模糊，到底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是很模糊的。它需要人们进行判断，需要对它做带有主观价值的界定。比如在历史时间的界定方面，人们知道历史事实是一个连续的时间体，它是没法隔断的，也就是历史时间的边界是模糊的，强行划分所谓的古代、近代、现代只是出于某种史学工作的需要，出于某种价值诉求。地理空间的模糊性也是如此。而关于历事件内部的各种冲突与矛盾，也是处处存在的。以“五四运动”为例，“五四运动”有很多力量存在，不仅有支持者，也有反对力量；在支持者中也有很多不同的团体，里面有不同的声音；甚至“五四运动”的口号都不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提出的，而是一个叫做“国家主义”团体提出的，他们与早期的中共是敌对力量，而组织者也是他们为主体。（就算是中共早期两位创始人陈独秀与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之前的1914-1915年间还发生过著名的论争，李大钊主张，就算是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苦，也比沦为亡国奴好，而陈独秀却是一个非国家主义者，甚至是将一切罪恶都算到国家之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但这些，在大陆历史教科书里就没有展现，没有矛盾的存在。在话语方面，大陆教科书把“五四运动”当做现代史的起点，似乎很重要；而台湾基本上就没有叙述，为什么“五四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对与五四是这样的讳莫如深，而大陆却是这般的张扬？这些问题其实都值得深思。
只有回到“原生态”，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必须把它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释，而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这种矛盾性、模糊性揭示出来，这就是“历史的原生态”。
任何历史事实首先都是人的事实，历史一定是人的活动。而历史人物在历史之中是所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的，他处在各种力量的冲突、矛盾之中，但他不一定能够意识到这种处境。历史学就是要把人物的这种状态、他所身处的情境解读出来。一般历史当事人对自己的处境不都是那么清楚的，所以历史当事人往往会有一种很强烈的命运感。因为对当事人来说他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个环境将怎么变化，他的对立的力量会怎么运作，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运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他其实都是不知道的。所以他也是一个矛盾的存在体。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情境这三方面，历史当事人一旦他所处的情境发生变化，时间、地点发生变化之后，他的判断、他的心理状态、他的行为方式也会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跟人的内在一致性并不矛盾。
不能用一个事实来证明一个事实，也不能用一个事实来否定一个事实，从人物的主体性角度讲，就是：要承认人是一个矛盾体，他是一个对自己不了解的矛盾体。所以要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要像他一样去思考、去感觉，这个时候才会真正感觉到原来每个人物的那些看起来互相矛盾、让人不能理解的地方，其实是和他所处的情境变化有直接关系。这就是人们历史研究者要做的工作。不能把他简化为一个脸谱，简化为一个抽象的符号，人类历史上没有这样的人存在，也没有这样的阶级还是政党存在，永远是一个充满变化，充满矛盾，充满模糊性，一种随机应变的情境。
“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事实不能否定事实”强调的也是历史人物这种独一无二性。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很重要，因为人们脑袋清醒的话能够自己判断。
第三，历史教科书在大陆，唯一能证明的就是权力对历史的强奸。
有个问题更需要警醒，那就是“用历史事实来证明一个理论”。大陆大陆历史教科书做的工作就“用事实来证明理论”。用中国近代150年的历史来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来证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客观必然性”——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之类。大陆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变成“思想政治理论”，就是因为它想用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个理论的存在。但事实不能证明事实，但同样也不能证明理论。
有人会问，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个真理假如不用实践——这个实践指的是历史实践——来检验的话，怎么证明真理？问题很简单：理论和事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即实践层面属于经验层面，而理论属于逻辑的层面，或者说属于抽象思辨层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这两个层面它是分开的。“实践”，实际上只存在一个经验的层面，并不存在一个逻辑层面。逻辑层面是人们思考推理的结果。就是说，所谓的逻辑也好、理论也好，意识形态也好，真理也好，都是人们思辨所建构的，而不是一种事实存在。存在的只有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