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安法》实施即见真章，一是张开法网，以言入罪，二是提升控罪，加强刑罚，三是统治者不受约束，大幅扩权。
单是七一当天，警方便拘捕近四百市民，包括十人被指侵犯国家安全。当中被捕者，因挥动印有「香港独立」的旗帜有之，因展示或藏有该口号的标语者有之，甚至因藏有台湾国旗也给警方搜捕带走亦有之。这些市民并无使用暴力，过往一般不会因其表达行为或私藏物品而被捕，即使被捕，也只能控以非法集结或者参与未经批准集会，但能否定罪亦是未知之数。如今却可加上国家级罪行，再处以重罚。
同步大跃进的，是执法权力的量化宽松。随住「国安法第四十七条实施细则」颁布，执法者的权力可绕过现行的司法监察而大幅扩张。「实施细则」授权执法人员的七项权力中，除了要求疑犯交出旅游证件需要向裁判官申请手令，大多数调查权力均可由特区官员发号施令，即刻执行，包括入屋搜查、窃听及秘密监察、移除当局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网上信息、禁止处理某些财产等。
由于这款实施细则由「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根据《国安法》将不容司法覆核，因此由此引伸而来的国安案件执法行动，大多免受司法监察的制衡。换言之，《国安法》实施后，特区当局的权力步入「一港两制」的格局，一是《基本法》规定的权力制衡架构，其中行政当局受到司法机关按照法治和人权的法律要求加以约束，二是《国安法》授予特区政府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调查、对付、惩处当局认定为有损国家安全的人和组织。
字面看，这种特殊状况只限于国安问题，其他都保持现状，以《基本法》规定的法治架构行事。不过，倘若《国安法》成为当局管治香港所常用的权力来源，现实可朝另一极端发展。有此走向，一大原因是「国家安全」无所不包，根据大陆《国家安全法》，涉及国家安全事项近二十项。除了常见的政治、领土、军事等国家安全问题，还有经济、金融、文化、意识形态、讯息、宗教以至科技、环境、外太空、核能等等问题，都可视为国家安全必须关注的项目。
换言之，负责国家安全的组织有广阔的职权范围，亦有责任运用手上的庞大权力，密切监察这些领域的动静，并采用他们认为是必要的措施去预防、制止和惩戒任何引发这些领域出现国家安全问题的人和事。既然港版《国安法》是全国法律，释法权也在人大常委会手中，特区当局的国家安全任务跟北京看齐，看来是理所当然。
因此，特区政府「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北京驻港「维护国家安全公署」、警方负责国家安全的特别部门等国安组织，均可把触爪伸向各方，就认定的领域、活动和人物，展开调查、监察以至维稳行动，收拾他们眼中的动荡局面和造成社会不稳的一切原因。当中不单涉及政治活动，其他如金融（如各类投机活动）、商务（如撤资）、出入境（如移居英国）、教育（如教学内容）、文化（思想内容）、社交媒体（传播内容）等等，都尽在他们的视野之内。
除了「国家安全」近乎无所不包，「一港两制」走向极端发展的另一诱因，是权力失去制衡。究竟执法者何时奉行《基本法》的法治架构，又何时行使《国安法》走向三权合一的行政专权，全由当局决定，立法会和司法机关都无从限制。由此以往，执政者认定问题涉及国家安全，即可祭出国安大法，巨大权力可以覆盖万民。
不过，尽管北京用《国安法》改变香港政治现状，大大削弱人权和法治的保障，但也挑起海内外的强烈抗议。其他不说，近日廿七个主要是西方国家联署反对《国安法》，成为近年中外关系的新低点，即使中方马上反应，并引来五十三个主要是「一带一路」参与国支持《国安法》。但两阵对垒，无助于修补中外关系，反而世界从此出现二元对立，究竟对中国的外交安全以至经齐安全有何影响，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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