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国共两党领袖合影，左起：美国大使赫尔利、蒋经国、蒋介石、张群、王世杰、毛泽东
所谓军队扩编问题，质言之实即扩大叛乱资本问题；所谓军队驻地问题，实即扩大叛乱地区问题；所谓地方政府问题，实即扩大割据地盘问题。政府为了撑持“共赴国难”的关系，也希望共党万一有恢复人性之一日，所以不借委曲姑息以求全，想从谈判中解决问题。可是在几年来的忍让折冲之下，还是一切归于白费。
原来共党参加任何谈判，都是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的：
一、不断的增加要求，以后案变更前案。
二、只要求对方让步，自己绝不让步。
三、充分利用和谈机会，充实准备，扩大宣传。
总而言之，共党政权是一个绝对的黩武主义的政权，他们的目的是在鞭笞六合宰制寰宇，在此一目的未能达成之前，任何行动都是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和谈当然不能例外。谈判的基础应当是诚意，没有诚意的谈判，只能制造浪费，如何能获得结果。
而且即使获得结果，不是也可以拿来撕毁的么？
三人小组的协议案，共党何尝信守过其中的一字一句呢？
在三人小组成立几天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员包括国民党八人、共产党七人、青年党五人、民主同盟九人、社会贤达九人，是一次接受共党要求召开的极为重要的会议。会中通过五项协议，都是政府为了和平，不惜忍让一切所获得的结果，无如共党出尔反尔，对此五项协议，仍视同具文。
譬如会议中争执最多的问题，是国民大会代表的产生问题，但最后终于达成协议，其略为：
一、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
二、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一千二百名照旧。
三、台湾、东北等新增各该区域及其职业代表共一百五十名。
四、新增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其分配另定之。
但会后共党一面扩大军事叛乱，一面延不履行政协所作之协议。四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函政府代表张群、邵力子、张厉生三氏，同时中共代表团发表声明，说明目前不能考虑参加国民政府人选及提交国民大会代表名单。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之协议，遂为共党所破坏。政府至此仍以最大忍让精神，宣布国民大会延期。七月三日，政府宣布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十一月八日，国民政府主席蒋公发表严正声明，其略为：
一、为贯彻和平政策，已明令关内外国军，除为防守现地所必需者外，停止其他军事行动。
二、现国民大会依法选出之代表，均已如期报到，国民大会实不能再予延期。且召开国民大会为政府还政于民惟二口法步骤，亦不能再予稽延。因此政府已决定国民大会于十一月十二日如期开会。
三、政府保留中共及其他党派在国民大会应出席代表之名额，仍望其随时参加制宪。
共方对于此项声明的反应，完全失去理性，除诋毁停战是“继续大打的作战”外，公然要求“下令停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大”。共党如此为所欲为，否定他们自己参加的政协所作的协议，充分证明共党反复无常诛求无厌的特性。和这样一个反复无常诛求无厌的集团，谈和平，谈团结，谈合作，如何能下枉费精神？
政府徇“第三方面”之请，国大于再度延期三天后，于十一月十五日正式开幕，周恩来于是月十九日飞返延安，和平谈判由此中断。但他们还在南京留下一个中共代表团联络处，以表示和谈尚未完全绝望的姿态。
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一月，马歇尔特使奉召返国任国务卿。我政府不因调人之离去，而放弃恢复和谈之努力。但因共方态度愈益蛮横无理，无法进行。一月二十九日美方声明退出军事三人小组。时共党利用京沪渝各地所留置之联络人员，阴谋策动对政府之各种不利事件，扰乱社会，破坏经济，散布流言，政府不得已乃限令彼等于三月五日前一律撤退。至此和谈希望乃不绝如缕。
是年五月二十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在南京开幕。六月二日闭幕。会中通过了一项和平提案，列举三点：一、请政府再度申明，继续贯彻“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方针；二、请中共迅派代表来京，与政府双方无条件恢复和谈，本“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之原则，积极研讨，迅速实行；三、本次大会闭幕后，由本会主席团及驻会委员会，本此次大会决议之精神，于最短期间促成和平之实现。
这可以说是戡乱动员前夕最重要的一次和平呼吁了，不想过了两天，共党竟公然拒绝了此项提议，他们叛乱国家夺取政权的野心，已不复加以讳饰。政府的忍耐，亦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期。这才在七月十八日公布“动员戡乱纲要”，下令总动员，以剿平共党叛乱。
从立“共赴国难”以后的国共和谈，前后历时八、九年，到此才算告一段落。
共党万无与其他政党和平相处之可能，我们从北伐时起，即已有极清楚的认识。
和谈之无益，不待动员戡乱之日而始知之。然而我们为什么不断作此无益之事？根据我的分析，约有以下数因：
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中国人固有的传统精神。
二、以为中共未始不可恢复人性。
三、在中共真面目全盘暴露之前，其伪装欺骗伎俩，极为高明，国内外同情他们的人颇不为少，政府不能不顾及舆情。
四、在抗战期间同时剿共，两面作战事实上不可能。
五、胜利后国人望治情殷，和平为举国一致的呼声，和谈为全世界民主国家一致的希望，甘为戎首者，必为国人所共弃。
六、胜利后，国家百孔千疮，需要美国援助之处甚多，而当时美援政策，是建立在不打“内战”的基础上的，而以改组政府统一国家为条件。美国的居间调处，我们事实上不能不予接受。但美国的此种条件，反为中共所利用，以破坏国家之统一，及使政府改组成为无望。因此美援政策，本为促成中国之统一及政府之改组的，反而使中国统一及政府改组成为不可能。
七、在抗战结束时期，我们的部队多在西南地区，由西南转运至华北、东北，非有半年时间不可。故为争取半年之部署时间，和谈对我亦并非无利。
总之，和谈在政治军事及其他各种关系上，是极为错综复杂的一种行动，在理论上是应该的，但说大陆因和谈而沦陷，亦不无其理由。不过根据我们痛苦的经验，欲与中共和谈来解决问题，终究是愚蠢的。
在马歇尔特使调处和谈期间，我因病在沪疗养，初未参加，病稍愈后回京，曾经当过几次政府代表，我当时觉得马帅对于中共情形太隔阂，有让美方了解一下中共实质的必要。光和马歇尔本人谈还不够，同时也要和他助手谈。后来在李惟果担任翻译之下，我和马歇尔助手谈了两次，我首先说，我的话可能偏于主观，但也未尝不可供你们的参考。于是我将共产党过去许多经过详细的告诉他们，我第一次看到一个美国将领掉眼泪，他说这样说来，和谈是无望了。我说：“不然！中国人的道理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只要你们了解，这事还有可为。譬如作战，先有了情报，了解敌情，才可以下决心，定计划。”可惜我们这次谈话，因为马帅先入之见太深，也没有发生多大作用。
后来马帅准备回国，我去看他，有十几位外国记者包围我，其中有一位问：“你看这次马帅是失败还是成功？”我说：“成功！”他很惊奇的说：“大家都认为是失败，你怎么说是成功？”我说：“马帅对中共今后可能多少有一点认识。”接着有人问我：“到底马帅如何？”我说：：“马帅是个模范军人，是个标准美国国民，是个忠实的基督教徒。”我不知马帅以我为何如人。他在“离华声明”的文告中，有“双方之极端分子”之语，他是否把我列在“极端分子”之林，很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