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大抵在2016年前后，一名现已离职的女工告诉张芳，自己也遭遇过周恒良的性骚扰，收到的图片、视频是“比较肉的”，吓得她当时立马删了。
“他对女下属，都是以这种方式，就看你是否愿意接他的招。如果你愿意，那不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张芳这样形容周恒良发来的性暗示信息，“如果不愿意的话，那你就该做自己的还是做自己的。”陈小霞则对全现在表示，工人们私下确实会讲周恒良跟某些女工有男女关系，但她自己没有收到过骚扰信息，也无法坐实。“小黄（指黄微）不吃他那一套，要是吃他那一套，也不会（只）做员工了。”陈小霞说。
工作时间长了，黄微逐渐意识到，老乡说的那句“广州户口”，实质话中有话。这是环卫站盛传的“潜规则”——与站内最大的领导周恒良保持暧昧，甚至发展男女关系，将得到不少好处。而周恒良本人以及站内大多数的女工人均为已婚，站内更有不少跟黄微夫妇一样的夫妻档工人。
钟文涛对全现在证实，大约从2012年开始，工人们私下会说站长给某些女工传图片、说不好听的话，甚至发展男女关系。例如去旅游时，会特意安排不让某名女工与其丈夫一起住。而这位传言中与站长有男女关系的女工，也收获了不少好处——她的十个亲戚在站内工作，其中有担任管理岗的、也有取得区荣誉称号的。用陈小霞的话说，“站里就她们一大家子最威风了”。而在接受全现在采访时，该女工的亲属否认了这一传言。
对于这一“潜规则”，在全现在采访的十余名白云街环卫工人中，有人说这是别人的私事不好说，也有人称从未听说，有三名工人则明确表示，这是环卫站内公开的秘密。
“公开的秘密”使得张芳在受到骚扰后，选择了特意避嫌，减少和周恒良接触，免得成为别人口中闲话的主角。
黄微也听过一些关于自己的闲话，但她觉得自己没做过什么，也不担心被人说。她的丈夫林东也很相信妻子。直到今年6月立案后，他才知道妻子长期受到周恒良的性骚扰——黄微一直不敢告诉他。
“觉得很丢人，不好说”，当时黄微下意识地认为，收到性骚扰信息，不是好事，所以几乎未和任何人提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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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站江湖
白云街环卫站办公室在一栋三层高的独栋楼房里，一楼是环卫站办公室和社区活动中心，二、三楼均为环卫站的员工宿舍，黄微一家就住在其中。平时工人都上街工作，只有包括站长在内的几名管理人员会坐办公室。
入职后第二个月，周恒良就直接提出想和黄微在办公室发生性关系。在录音资料中，周恒良还解释，如果去酒店开房的话，会留下记录，而办公室足够隐秘，两个人不说就没人知道。
“经常说你（工作）完了，去办公室，跟我做一次，我给你三百来块钱，好不好，我晚上给你电话或者微信，你就下来。”黄微还记得周恒良说过的话。面对这种“邀约”，她不敢直接拒绝，也不敢撕破脸，只能回复说没有空。
“那时只能一直忍下去。”黄微说。
在工作上，她很怕周恒良。开大会时，周恒良会很大声地骂人，有时还会拍桌子，“骂得你都想走人了”。据黄微夫妇回忆，在他们刚工作的前两年，有三名工人被解雇。黄微记得，周曾经说过，炒一个人赔几千块没所谓。这让他们觉得周权力很大。更何况，当时他们只签订了一年期合同，为保住工作，更不敢得罪周。
综合数名工人的说法，环卫站在去年选出两名副站长之前，该职位一直空缺，且站内事务也没有员工手册可循，即工作安排和福利分配都没有标准——大部分受访工人表示，根本不存在员工手册，只有一名工人说它贴在办公室墙上。
这使得作为站长的周恒良，对站内诸事务有更大的决定权。
“（周）不满意，所以就否定了这个（选举）过程……我们都投了另外一个人，没有投给他预定的人，所以就干脆不要你们员工投票了。”林东如此描述发生在2017年前后的副站长选举。他记忆中自己投过票的两次选举中，周恒良心仪的人选都没有选上，于是结果直接作废，副站长继续空置。到后来，就只有管理人员才有投票权。钟文涛也确认曾有此事，他直言站内很多选举都不透明，从不公开唱票。
关于此事也有不同的解释。环卫站内的综合管理人员陆春生对全现在表示，此前副站长空置是因为未有合适的人选，那时有过提名，但没有实质选过；工人李豪则说，现在副站长是全体工人投票选出的。
对于周恒良本人，工人们的评价也存在一定差异。有工人说，可以和他打成一片，一起抽烟、一起玩；亦有人说，他有威严，大家都怕他。张芳则形容，周恒良像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在黄微看来，周恒良的管理方式是爱挑拨离间，让工人们相互看不顺眼，他则更好管理。例如周恒良会告诉她，某某同事在打她小报告。所谓的小报告是否存在，黄微自己也难以分辨，周恒良甚至向黄微同在站内工作的大姑谎称，黄微一直妒忌她。
工作得越久，黄微越发觉得，环卫站内难以找到能信任的工友，她用“复杂”来形容环卫站的内部。在这里，“关系”是一个高频词，就像站内的硬货币。
按照工人们的说法，现在全站90多名工人中，有40多人是湖南籍，又以周恒良同乡的衡阳人和耒阳人为主，尽管耒阳系衡阳下辖县级市，但两地工人并不认为彼此是老乡。工人们大多是一个搭一个地由老乡介绍而来。这种背景结合周恒良的管理方式，使得站内的“关系网”无处不在：环卫站入职要靠关系介绍；员工宿舍要靠关系拿到大一些的房间；甚至连加班都得靠关系——加班是增收的途径，对环卫工来说，加班机会形同隐性福利。
这个关系网络就如同一个以站长周恒良为中心的差序格局。
张芳自称是关系网络中“局外人中的局外人”——她既不是站长的衡阳同乡，也和站长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工友关系，张芳认为，“表面上都还挺好，但好像有分帮派一样，跟他（周恒良）关系好的，大家就会疏远一些。”黄微也属于“局外人”，她被安排到工作量较大的街区，一家四口分配到的宿舍只有7.6平方米。
谈到为何不向街道办反映性骚扰问题时，两名女工均提到了一个词——“官官相护”。“我们是弱势群体，他们是官官相护的。”张芳认为，“投诉反映的话，没起到什么作用，反而工作上会刁难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03////
是玩笑还是性骚扰
黄微同样认为反映情况无用。她选择直接在法院立案起诉，就是希望能绕开这套充斥着关系的系统，用更有保障的方式维权。
2018年8月，黄微的忍耐到达极限。
此前，她已经把周恒良微信拉黑了半年。后来在工作场合遇到，又不得不重新加回好友。她没想到，已经过了两年半，周恒良的性骚扰不仅没有停止，还发展至在岗位上说喜欢她，并提出以金钱和她进行性交易。
“以前没有证据，不敢说……不然他会赖到我头上，我会背黑锅的。”黄微意识到，想要把被性骚扰一事公开，勇气和证据缺一不可。
决定举报周恒良后，黄微开始在上网查有关性骚扰的消息，转发、点赞一些反性骚扰案件。她先后花了800元买录音笔，但不太懂操作，只得找人帮她装好手机录音软件。接下来的一年多，她一见到周恒良走过来，就偷偷把手机攥在手里，按下录音键。黄微说，刚开始取证时，她还有些心虚。但后来被性骚扰的次数实在太多了，取证反倒没那么难了。
2020年6月15日，星期一，是黄微的休息日。早上七点多，她就到了越秀区法院办立案。那天她做的唯一准备就是心理准备，“工作大不了不干了”。立案三天后的晚上，环卫站所属的白云街街道办及街党工委发出公告称，将由街纪工委派出监察组进行核查，并“暂时停止街道环卫站站长周某某职务”。
全现在致电周恒良时，他表示现在不方便对此案作出任何回应。此前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并没有性骚扰，只是开玩笑。
环卫站内的综合管理人员陆春生告诉全现在，目前这个案件还很难讲，“有的人喜欢开玩笑，有的不喜欢，不喜欢就会当回事”。他表示，以前没有听说过站长会给女工发性骚扰图片，但是开个玩笑是有的，“这些是免不了的，大家都这么熟了，长时间在一起，有时无聊啦，没什么事了，开个玩笑是有的。你跟他说自己不喜欢听玩笑，他也不可能继续跟你开。”
男工人李豪也认同这个说法，他不相信站长会做性骚扰的事，并强调站长就是爱开玩笑。当得知有证据显示站长直接提出想和工人发生关系，李豪的回复是，“跟你不认得不会开玩笑”。至于性暗示的图片，李豪说男工之间也会相互发，“男人嘛，人家发这些照片有什么关系的，又不是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