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张芳自己也觉得，发图片的行为难以界定是玩笑还是性骚扰：“在那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一种骚扰，也可以大方一点，理解为他开玩笑，说严重一点的话，就可以说是一种性骚扰。”
此类讯息是性骚扰还是“开玩笑”，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也曾有相关案例。据北京朝阳法院的消息，在2004年一宗性骚扰短信民事诉讼中，被告向原告发送带有淫秽性和威胁性内容的短信，并在事后辩称两人很熟，这是开玩笑；而法院则认定这是性骚扰。在判决书中，法官将性骚扰定义为“违背对方意愿，故意侵扰对方性权利的某种作为或不作为”。同时法官指出，要判断性骚扰，可以从被骚扰者和骚扰者的主观状态、骚扰的客观行为，以及侵犯的权利客体这四方面作分析。如果骚扰者客观上有骚扰行为，主观上存在有性意识的故意，而且在明知违背被骚扰者的主观意愿的情况下进行骚扰，侵犯了被骚扰者的性权利，那么即可认定为性骚扰。
审理上述案件的法官董立强在回顾案件时，更有此评价：“被告不能以熟人之间‘开玩笑过火’作为耍流氓的遮羞布。”北京朝阳法院称，此案的审理推动了2005年《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条“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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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之后
7月27日，一个寻常的工作日，黄微骑着单车上街扫地。立案后，她心里轻松多了，再也不用守着这个秘密。除此之外，生活和工作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
得知此事后，林东曾问过妻子，为什么不早点告诉他。黄微的回答是，自己怕夫妻俩会因此吵架。现在，林东很支持妻子起诉的决定，“这（周的行为）已经到了女人的底线了。”
环卫站内部则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工友都尽量不去和黄微接触。陈小霞透露，有老乡提示她不要跟黄微来往。两人在路上遇见，陈小霞还是保持着朋友的热情，牵了一下手，但她的下一句话是：别让人见到我跟你在一起。
黄微对此也心照不宣，“到处都是他的人。”他，指的就是周恒良。走在路上时，她总会留心身边是否有同事，有时正说着话，会突然停下来，过一会才再开口：“刚经过那人是他老乡。”
在环卫站的管理架构中，有一个巡检的岗位，主要在车上巡视工作，监督一线工人，以及处理机动任务。如今面对巡检，黄微总有种被盯梢的感觉。她发现，在立案后，检查人员上班的时间明显更早了。她怀疑是刻意想抓她迟到。另外还有老乡提醒她，有人在工作岗位上拍她的照片。
性骚扰案件原本只是原告黄微和被告周恒良、环卫站三方的事，但在关系复杂的环卫站，一旦要更换领导，势必触及普通工人的利益。周恒良的老乡曾对黄微说，你怎么这么狠，举报了他，让我们“一锅熟”（大家一起完蛋）。
据全现在了解到的信息，在广州环卫系统内，白云街环卫站的待遇算是最好的一批。且由于周恒良在管理上不爱罚款，所以即便不是“关系户”的工人，待遇也属不错。环卫工人蒋军直言，这个案件对他们普通工人也有影响，“如果来一个好一点的（新领导），就差不多，但如果来一个差一点的，那就肯定有影响”。
也因此，据黄微透露，在同站工友中，比较支持她的人只有三、四个，而且也只敢暗地里支持。黄微也把案情跟商场里的同事说过——她晚上会在商场做兼职。不同于站内的工友，商场的同事都在为她加油。
钟文涛一直不喜欢周恒良的管理模式，觉得他爱搞老乡关系，工作上不透明。他说，如果这件事能把他搞下来也好，为女人除了一个毒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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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职站长已回来工作
立案后轻松的日子只过了半个月，出乎黄微意料的是，比调查结果更早到来的，是周恒良的复工。
7月6日是黄微立案以来最难熬的一天。她见到周恒良在办公室里像以往一样上班，她难受得边扫地边掉眼泪。
黄微把周恒良复工的情况告知给街道纪工委。对方的答复是，周现在是停职不是开除，他还是环卫站的工作人员，但不能坐办公室了，他现在的岗位是摆单车。这一工作安排，也得到了另一名工人的确认。
全现在于8月3日及4日，致电环卫站办公室及白云街街道办，询问周恒良目前的工作状态。环卫站办公室表示，对于周是否已复工并不清楚。街道办工作人员则表示，此事主要由纪委、监察在跟进，具体情况不算特别清楚。但据街道办所知，周恒良并没有复工。而白云街党工委书记杨海涛则拒绝回应周恒良是否已复工，仅表示周已经停职。
从黄微收集到的周恒良的7月工作照可见，他并没有像其他普通工人一样穿工装，而是像做站长时一样穿着便服。钟文涛则称，7月28日上午，他见到周恒良在工作场地指挥工作，跟以前做站长时没有差别。
全现在取得的一份白云街环卫站7月至9月的排班表显示，周恒良的名字排列在左上角的第一位，并且享有双休——这是管理层才有的待遇，一般工人都只是单休。对比周恒良尚未停职时的排班表，新一期排班表与旧的无明显差别，只是新一期排班表将有“管理人员”字眼的表头全部去掉。
环卫站2020年7月至9月排班表
这起性骚扰诉讼将在8月中旬开庭审理。同列被告席的，还有作为用人单位的环卫站。黄微坦言，自己对法律并不熟悉，在立案时是听取律师意见，将环卫站一并起诉的。律师提醒她，环卫站是工作单位，有保护女工的责任。她也认同这一观点，觉得这样做能保护到更多女工。
白云街环卫站办公室告诉全现在，站内一直有联合工会、妇联做防治性骚扰的措施，但具体措施的细节不方便透露。
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北京振邦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长期关注性骚扰议题的律师李莹对全现在分析，基于这一规定，用人单位负有设立性骚扰防治机制的法律义务，而这套防治机制应该包含有单位明确规定禁止性骚扰、预防培训、接受投诉及处理的制度、惩罚措施等。
“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司法实践中，是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李莹告诉全现在，根据他们对司法大数据的研究，在涉及性骚扰的民事诉讼中，还没有发现判决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例。这一司法现状，与有关法律法规未明确单位的法律责任有关，虽然单位有防治性骚扰的义务，但如果单位没有履行此义务，并没有直接对应的法律责任。
今年5月通过的《民法典》，在第1010条中规定了“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李莹表示，《民法典》使单位责任的内容更具体了，但也并未明确单位的法律责任，如果想追究单位法律责任，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可能需要从性骚扰行为违反职务行为、或是单位违反劳动安全义务的角度来进行诉讼，其操作难度依然较大。
目前，黄微提出了三点诉求：周恒良赔礼道歉；环卫站开除周恒良，并禁止其在越秀区环卫系统内任职；环卫站承诺不会对黄微一家打击报复。
三点诉求中，黄微夫妇最在意的，还是第二点。林东担心，“要是（周恒良）调去别的站，过两年又会回来，到时候一定整死我们，我们一家人都没好日子过。”
对于当事人希望环卫站开除周恒良，并禁止其在区环卫系统内任职的诉求——能否通过此次民事诉讼实现，李莹直言“不好判断”。李莹举例，自己代理的一起职场性骚扰案件，在法院判决生效，已认定被告人构成性骚扰后，这名骚扰者依然在原单位工作。当律师向这一单位去函要求解雇骚扰者后，单位也没有作任何回复。
李莹认为，总体来讲，从法律规定到现实执行，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目前的案例来看，在现实中的执行还是非常不够的。”
截至发稿，监察组针对周恒良性骚扰问题的调查尚未公布结果。白云街纪工委办公室人员表示，调查尚在走流程，有结果后将会统一向公众公布。问到一般情况下，如果查实有性骚扰问题，将受到何种处理，该工作人员称，因为在纪律处分条例上，未有直接写明“性骚扰”这一违纪行为，此前他们也从未处理过性骚扰的调查案件，因此无法回应这一问题。
据了解，立案后，黄微也一直试图通过三方协商调解，来实现她的诉求。在环卫站工人之间，近期流传出周恒良要拿20万和黄微私了此事。但黄微表示，完全没有这件事，而且她很怕大家以为自己是为了钱，才去起诉的。
黄微特意叮嘱律师，在协商时不要主动谈赔偿金额——她怕会成为话柄。
问到多少钱，她会愿意和解。黄微脱口而出：“给我200万也不要。”
文内除周恒良、陆春生、李莹、杨海涛、董立强外，其余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