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世昌比储安平大1岁，抗战期间，他们在湖南国立兰田师范学院相识，后吴世昌离开湖南到了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时，吴世昌是编辑之一，是这一时期撰文较多的一位作者，而且多数是时论。《客观》共出了17期，吴世昌写了《反对内战》（2期）《思想复员论》（3期）《论政治协商会议》（10期）《中国青年运动的周期》（13期）《中国古代艺术品的丧失》（16期）。这些文章充分表达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社会的看法。这一时期，吴世昌不仅在学术上很活跃，在思想上也显示了自己的锋芒，他关于内战、政治协商会议的许多议论，在同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很有代表性。我没有见到多少储安平和吴世昌交往的资料，从施议对所写的关于吴世昌的几篇回忆文章和传略中，也见不到他们交往的记录，但从吴世昌在《客观》上发表文章的情况，可以想见他们之间是来往较多的，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948年吴世昌前往英国。《客观》周刊出满12期以后，储安平离开重庆前往上海，准备筹划日后的《观察》周刊，在走之前，他将《客观》周刊就交给了吴世昌主编，严格地说，《客观》周刊从第13期开始，就是吴世昌主编了。当时《客观》周刊设有“客观”一周的言论专栏，前12期，由储安平撰写，之后就由吴世昌执笔了。储安平离开重庆之前，特在《客观》第12期上发表一则“告别读者”的声明：“本刊原定在重庆出12期。政局变化莫测，我们当初还以为不待12期出完，政治重心或已东移了。现在12期已出完，而政治局势则正在高速度发展之中。本刊自不宜就此中断。但编者个人则因计划已定，即将离渝，本刊编务不能兼顾，因自13期起，改推吴世昌先生主编，过去12期的稿费（副叶及”珊瑚“例由各该编辑发付），早经随时发付。凡是直接寄给我的信，大都约经亲复。最近10天内收到的信，也必将于离渝前一一答复。未用各稿，以及陆续收到的投稿，已交吴世昌先生，由他决定。以后读者投书投稿，可径寄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吴先生。在过去3个月中，前辈先进，友朋读者，都给我不少指示，协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无限感谢。”
1946年9月，《观察》在上海创刊后，吴世昌也是每期列在封面下的撰稿人之一，而且在他前往英国之前，给《客观》写了大量专论。1948年，储安平主编《观察》丛书，将吴世昌的论文编为一集，以《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为书名出版。
从以上吴世昌和储安平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出，40年代，吴世昌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显得特别活跃。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许多文章，可以说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言论。比如储安平关于自由问题的“多少有无论”，吴世昌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在长篇论文《论和平问题》（《观察》2卷16期）中几乎表达了与储安平同样的认识，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有很深入的分析，他认为：“无党无派的人民代表以压倒的多数参加和谈，这些代表必须是自由主义者，今日国民党的政策虽然聚制了人民许多自由，但我们决不相信共产党会比国民党给人民以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思想和言论的自由，除非他党内起一种革命。和谈如果成功，则以后的联合政府，也不能使他由现在的‘三党训政’，变成‘四党一盟训政‘。必须由无党无派的自由主义者，构成政府中的过半数。这虽然不合现代政党的常轨，但是中国的政党使国家人民喘一口气。何况‘三党训政’之类，又能说是什么政党政治的常轨？中国若不培养自由主义者抬头，政治前途是没有希望的。”40年代，吴世昌像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样，对时局的变化特别关心，也从多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他对当时的民主治、教育政策、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等问题，都有很深刻的看法。比较40年代吴世昌的言论和他60年代的选择，二者之间的矛盾很令人深思，像吴世昌这样从事人文研究的学者，最终的这种选择，对我们分析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和理性判断，很有启发意义。
1948年1月应英国牛律大学的聘请，吴世昌到达英国担任牛律大学的高级讲师兼导师。据说当年牛津大学也请了钱钟书，可惜钱未能应聘。1948年吴世昌的选择不管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他一生都是重要的转折。到达英国后，他对国内的情况依然非常关心，他长期订阅英文版的新华社电讯，以便了解国内的情况。以吴世昌40年代对时局和政党的分析，他的前往英国任教，算是明智的选择。1962年，据说是响应周恩来的号召，吴世昌放弃了在英国的优厚待遇，举家回到祖国。当时他的大女儿已是牛津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二女儿高中毕业，也考入牛津大学。吴世昌回到国内，先后发表了《回到祖国》、《回国以后》、《空前强大的祖国》及《我和北京》，他也成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现在我想说的是，以吴世昌过去教育背景和对时局的判断，在他回来之前，这里发生过的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反右，大跃进等运动早已发生过了。对此远在英国的吴世昌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当年自己那么多同事和朋友的遭遇，吴世昌难道毫无耳闻？几乎同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对于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有很清楚的了解，《胡适的日记》中留下了大量这样的记录。联系这个背景，吴世昌的选择就有些难以令人理解。不知道吴世昌迈出这一步，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如果没有很具体的原因，那么就只能从强烈的民族情感这方面来理解了。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太深了，对于国家的强大和统一有强烈的愿望，这是几近于宗教的情感，带有殉道的色彩，40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每一选择几乎都与民族情感有关，比如对国共两面的评价，对美苏的评价，总是因了民族情感的过于强烈而在理性判断上有所偏差。想想40年代吴世昌对政治的理解和分析，再看他最终的选择，真令人感慨万千。
回到祖国4年后，“文革”开始，“吴世昌进‘牛棚’、下干校、受侮辱、触灵魂，备受艰辛，他的大女儿因经受不了运动的刺激而致病，至今尚住医院，二女儿也丧失了攻读学位的机会。”（施议对《吴世昌传略》）吴世昌虽然对自己的选择从不后悔，但自己不后悔不等于这种选择就合情合理。吴世昌、储安平那一代知识分子是多么深刻而又充满智慧的一群，然而又是多么天真的一群，他们共同的命运，让后人困惑，但也促人深省。
晚年吴世昌曾担任过人大常委，施议对说：“我在奉和其70岁生日时，曾特意提及‘金印大如斗’一事，而先生则说：‘此事不说也罢了。’所谓‘人大，人大，听起来很大。其实也没啥，就是一堆老头子吵架。’先生当亦颇有些难言之苦衷。”（《博士之家》第75页）
1986年8月31日，由于医生误诊，吴世昌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终年78岁，他留下了许多学术遗产，也把自己选择的困惑留给了我们……
（选自谢泳著《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