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案子刚开始有点狗血。
湖北人郑友清，在河南桐柏县定居，白手发家成了土豪。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初一，是他八十一岁生日，郑家准备大办特办，他朋友就推荐了在当地教书的湖北孝感籍秀才程明諲yīn写祝寿文。
那时候的祝寿文，是要写在寿幛上，让每个前来祝寿的人都看得到的。
程明諲不认识郑友清，接了活，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向郑的家人朋友详细了解郑的发家史之后，才欣然落笔。
郑友清拿到寿幛，打开一看，立马打了个冷颤——其中竟然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等句，这还得了。
郑友清经商之前是否读过书，不得而知，但商人的政治嗅觉总是比文人更灵敏，他活了八十一岁，历经康雍乾三代，看过的文字狱还少吗？特别是乾隆上位以来，很多文祸都是无中生有，现在你说我“创大业”，不是想要我老命吗？
不过他倒没怀疑程明諲，因为两人根本不认识，无仇无怨，他怀疑的是另一个人——程明諲的朋友曹文邠bīn。曹的女婿跟郑友清有经济纠纷，曹一直骂郑为富不仁，很有可能，是曹知道程要给郑写寿文，就唆使程在寿文中埋雷。
叫人重写已来不及了，怎么破？郑友清无师自通，想出了一个超前办法，用红纸将部分敏感词句遮盖掉，相当于“☐☐☐☐（此处作者删去××字）”，或者“根据大清相关律例，部分寿文内容未予显示”。
这样有点丢脸，但丢脸总比丢命好。
事情本来就这么过去，没想到，郑的生日过后，有好事者跑去告诉程明諲，说郑土豪对你写的寿文极不满意，用红纸盖掉了几句。程明諲也很不高兴，可能就在讲课的时候跟学生吐槽了几句，学生们说这是赤果果侮辱老师啊，侮辱老师就是侮辱我们啊，是可忍孰不可忍！
几天后，程明諲的学生，一个叫胡高同的，在市上购物，遇见了郑友清的侄子郑万青，一把揪住，要他亲自去向程老师赔礼道歉。郑万青当然一万个不同意，胡高同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将他痛打一顿。过后气还没消，又纠集了两位同学在街上贴大字报，辱骂郑友清没文化没眼光没器量。
在“避席畏闻文字狱”的年代，郑友清这么做，就算有点过敏（后来证明完全不是），也是出于自我保护，顺带也是对撰稿人的保护。可程明諲身为教书先生，竟然连这一点都不懂，还解读为侮辱，导致他的学生愤而为师出头。
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一出头，真的就把老师的头给出了。
侄子无辜被打，彻底激怒了郑友清，他撕下寿幛上的红纸，将原汁原味的寿文直接送到县教谕（教育局长）黄怀玉那里去告状，同时把曹文邠也列为被告人，说是他唆使程明諲埋雷的。
黄怀玉不敢怠慢，赶紧发出传票，拘程明諲和曹文邠到案。可程明諲是湖北孝感的秀才，河南桐柏这边管不到他，他拒绝到案，只能先审曹文邠。
曹文邠对此事一无所知，突然成为教唆犯，在堂上当然要辩了。可程明諲未到案，黄怀玉有罪推定，认为曹是在狡辩，一言不合就动刑。
还好，只是打了六下手掌心。
不料，曹文邠一被放出，就在门外破口大骂。黄怀玉也怒了，介是向本教育局长示威哪！抓回去，重打二十大板。
曹文邠也轴，一打再打，反打出他的斗志，干脆上学臣衙门（省教育厅）去告黄怀玉，捏造了几个罪名，想把他告倒。衙门的官员一看，乖乖不得了，这可是比人命更大的案子，赶紧上报河南巡抚富勒浑。
29年前，富勒浑还是浙江按察使的时候，就曾经被乾隆派去钓鱼一个退休干部梁诗正，探查他的思想动向，他最清楚乾隆对此类案子的重视了，接到教育厅的报告，第一时间抓人、抄家。
这一抄家，就抄出更大问题：程明諲家不仅藏有早被列为禁书的康熙年间诗集《留青新集》，书中还夹有便签，除摘录重要词句外，还抄了《后汉书》里一些句子，内容不是影射就是牢骚满腹，这说明程早就有反骨了。
而曹文邠家中，则藏有一卷轴《文昌录》，里面各种符咒，甚至直呼历代皇帝名字，也都是妥妥的死罪。
严刑之下，程文諲供称，他之所以在祝寿文中写“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是因为了解到郑友清是湖北人，来到河南白手起家，而《易经》中载，“富有之谓大业”，所以就用这句话来概括郑的人生轨迹（就像现在如果给某房产大鳄祝寿，也会写“绍芳声于河南，创大业于广东”嘛）。至于学生替他出头打人，到底是不是他唆使的，程文諲含糊其辞。
但案子的重点，已从祝寿辞转移到含书射影，特别是他抄了《后汉书》上的“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还有《留青新集》中的两句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圈点出来后，还加了“古今同慨”的旁批。
审讯官员认为，当今皇上圣明，勤政爱民，是千年不遇的好皇帝，全国人民都感恩戴德，你不但不感恩，还发牢骚搞影射，这不是毁谤、悖逆是什么？
程明諲辩称，他从小就很穷，一直被有钱人瞧不起，所以才在书中圈出“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并旁批“古今同慨”。但几顿酷刑之后，他还是承认，这所有的一切，“总是犯生心里牢骚，不知安分，以致犯了悖逆大罪，还有何辩呢”。
曹文邠则供称，他跟郑友清确有积怨，但对程明諲写寿文的事真的一点都不知情。郑友清将他告了，害他被县教谕打，一怒之下，才到省厅诬告县教谕。至于所藏《文昌录》，是一个在他家中开馆授徒的湖北孝感秀才临时要回老家而寄存的，那秀才对他说过，文章写不出，只要抄一抄《文昌录》上的符咒，就能文思泉涌。曹文邠觉得那秀才文章不咋的，平时也没见他抄过《文昌录》，所以不把他的话当回事，一次都没抄过。
其他涉案人员，包括倒霉的寿星郑友清，还有程明諲的学生、妻儿，甚至请过程明諲到家中教书的雇主，也都一一受审，所有供词汇集，证实案情确如上述。
录完口供，巡抚富勒浑给出了定罪、量刑建议：主犯程明諲，只因功名无成，生活困顿，就对朝廷心怀不满，在书中妄加圈点评论，影射毁谤，“应照大逆凌迟处死律凌迟处死”；其胞弟虽分居不知情，但也应按律斩立决。程母被押解到省后，还没审讯就死了（估计是被吓死的），那就算了；程妻和三个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程弟之子都“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程的学生，那些帮他出头的，有功名的革去功名，每人再打八十屁股。
曹文邠重打两百屁股，判三年徒刑。将书寄在他家的那个秀才，宣扬符咒，“迹类邪教”，打一百屁股，流放黑龙江当苦差。
县教谕黄怀玉发现重大案情不上报，私自查问，已革职。
至于郑友清，看到敏感句子先不举报，明显是怕被牵累，后来又随便乱告人，本来按律应重打八十，但他已年过八十，抵了。
至此，案情审结，富勒浑将详细经过及量刑建议写成奏折，呈送乾隆定夺。
乾隆先是在第一份案情奏折上批：“知道了。”然后，在富勒浑的量刑建议上批：“三法司核拟速奏。”还是要走一下程序的嘛。
几天之后，三法司核准，乾隆又开始玩“皇恩浩荡”的游戏了，下了一道谕旨：
程明諲妄作寿文及圈点成语之处，不过文理不通，滥用恶套，与公然造作悖逆语者有间。
对主犯程明諲妄作寿文及圈点旁批，乾隆定性为“文理不通”，恶俗套用经典，跟“公然造作悖逆语”性质不同，不用处极刑。但程明諲唆使学生殴打他人，甚至在街市上贴大字报骂人，“此等党同恶习实启师生门户之渐，于世道人心甚有关系”，如果放任自流，以后那些学生还不反了？但朕还是开恩的，不用凌迟，砍头就行。他的那帮学生，“均非安分之徒”，就按你们说的办。至于曹文邠、郑友清等，算了，放过他们吧。
也许是觉得这么处理既英明又宽宏大量，谕旨最后，乾隆忍不住给自己点了个赞：
朕办理庶狱一秉大公，所犯情罪悉视其人之自取，似此门户之见尤宜整饬以靖士风，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可见，乾隆最忌的，乃是“师生门户之见”，有门户，就会结党，这就不仅仅是一两个文人发牢骚写反语的问题，而是群体事件的萌芽了，能不防微杜渐吗？
所以，这案子在清朝文字狱中颇有代表性，因为它充分表现出几点：百姓的自我审查很自觉，官员的深文周纳很厉害，皇帝发现问题的眼光很独到，因为他一眼就看出真正能威胁满清政权的，就是一个教师发动学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