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若夫
一九三七年十月，斯卢茨基的副手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来到了西班牙。三个月前，正是他在瑞士组织暗杀了拒绝回莫斯科的内务部情报站站长伊格纳季·莱斯。什皮格尔格利亚斯的妻子和女儿都还在苏联，实际上就是人质，因此他对自己的命运也不太乐观，说不定，也在想方设法摆脱困境。但这也绝对不会使他变得不那么凶险。西班牙并没什么事非要他来办不可，所以他的到来只能加深我的怀疑，尤其是我后来得知，他曾在马德里与某个姓鲍罗金的人碰过头。而那个鲍罗金是叶若夫派到西班牙来领导“别动队”进行恐怖活动的。
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和鲍罗金肯定考虑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有专门的卫队保护，要想暗杀我，难免发生枪战。那样，双方就会死伤惨重，谁也占不到便宜。所以我想，莫斯科会不会命令鲍罗金绑架我那十四岁的女儿，然后再恫吓我，逼我回苏联呢？这可怕的念头死死地缠住我，迫使我火速赶往郊外我妻子和女儿住的地方，用汽车将她们送到了法国境内。我在那里为她们租了一座小别墅，离西班牙边境不远，并把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配给我的忠实保镖兼司机留在她们身边，而我则又回到了巴塞罗那。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推迟与莫斯科决裂的时间，因为我明白，这样做同时是在延长我母亲和岳母的生命。
我一直怀着天真的想法，希望莫斯科会发生什么事变，彻底结束那无休无止的恐怖恶梦。
最后，是莫斯科自己决定了我的命运。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我接到了叶若夫的电报。此人当时已是仅次于斯大林的第二号人物。他命令我前往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市，并于七月十四四日登上停泊在那儿的苏联舰艇“斯维利”号，与一个“您很熟悉的同志”见面。同时还指出，我前往那里时，必须乘坐我们驻巴黎使馆的汽车，并由苏联驻法国总领事比留柯夫陪同：“鉴于所面临的任务十分重要，此人作为联络员是非常适宜的”。
电文很长，很罗唆。叶若夫及其随从，都是才从中央机关调到内务部的，与现在被镇压了的原内务部头头们相比，显得太没经验。为了打消我的疑虑，这些人挖空心思，结果却是欲盖弥彰，反而露出了自己的企图。毋庸置疑，“斯维利”号舰艇将是我的浮动监狱：我的回电是“将于约定之日到达安特卫普”。
七月十二日，同事们纷纷聚集在巴塞罗那的官邱旁，与我告别。我觉得，他们都知道我将走向陷阱，而且深信我会掉进去。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便到达法国边境。辞别了卫队和西班牙秘密警察局那位与我形影不离的便衣后，我就由西班牙司机送到了佩皮尼扬市的一间旅社，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我。接着，我们坐上一趟夜间的特快列车，次日凌晨便到了巴黎。这下，我顿时觉得自己仿佛从沉没的轮船上脱了险，而且是那么出乎意料，既没预先准备，也没存得救的奢望。
我知道，内务部在法国的间谍网极为严密，不出两天，叶若夫的特务就会找到我的踪迹。这就是说，我必须尽快逃离法国。
对我来说，唯一安全的避难之处是美国。我给美国大使馆挂了电话，请求大使威廉·布利特接电话。但当时恰逢法国国庆前夕，即攻取巴士底狱纪念日的前一天，使馆的人回答我，说大使不在。于是，我就照妻子的建议：找加拿大代办处去。在那里，我出示了外交护照，并申请去加拿大的签证，借口是想把家属送往魁北克度夏。
苏联与加拿大没有外交关系。因此我很担心加拿大代办处拒绝我的请求。但这位曾担任加拿大移民局局长的代办处负责人很同情我们。他主动以自己的名义给魁北克的移民官员写了一封信。请他们给我以帮助。一并把信交给了我。同时，我们又在代办处大楼里碰上了一位牧师。他与横越大西洋的轮船公司保持着某种联系。他说，加拿大的“蒙克利尔”号轮船恰好今天要从瑟堡起航，而且还有几个空位。我急忙赶往船票代办处，妻子则直奔旅社去接女儿。当我们三人赶到火车站时，火车正好要开动。几小时后，我们便顺利地登上了轮船。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离开了欧洲。
我的女儿是轻松愉快地踏上这次旅途的。对所发生的一切，她全然不知。妻子和我都不晓得该如何向她解释，要知道，她这一走，就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伙伴、两个奶奶和祖国。
从一九二六年起，我的工作就迫使我大部份时间都生活在国外，而女儿对祖国和祖国人民的爱从没蒙上过丝毫阴影。由于急性风湿关节炎，她很少有机会观察到现实生活，所以根本不了解祖国同胞的深重苦难，更别说斯大林郑权的残忍了。我和妻子从不想打破她的各种美丽的幻想。女儿从小就特别憎恶任何粗暴的行为，同时，又深刻同情受痛苦的人。我们知道。由于风湿病，她的生命很可能十分短暂，因此尽量不让她知道真情，当然，这个真情是指斯大林的暴政，也是指俄罗斯人民的悲惨命运。
很难向她解释我们一家所遭遇的事情。但她还是明白了。她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哭得十分伤心。她心月中那个理想世界，到头来竟是一片虚幻，过去那些美丽的幻想。统统变成了泡影。她曾为父母在国内战争中出生入死地战斗过而自豪，可现在，却为我们而痛苦。一夜之间，她长大成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