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大陆一名28岁的女子因为取快递时被偷拍，被造谣成“出轨快递小哥”。其中一位造谣者的父亲却表示，儿子并非针对该女子，“就是小朋友开玩笑”但是这样的言论引来挞伐，在微博引起广泛讨论。
有评论提到该造谣者已经27岁，却还要父亲帮他为错误找借口，这背后是父母对于成年人过分溺爱所导致；也有网友提到，巨婴现象的背后是社会上程度不足导致的，关于“巨婴”一词定义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成为网络热点。
无独有偶，日前香港前特首梁振英在脸书上发文提到国际战线上的“政治巨婴”，也引发香港“政治巨婴”一词的讨论。而在台湾，也开始有声音批评动辄反对政府决策的人是“巨婴”，被划上跟刁民一样的等号。谁是巨婴？巨婴的养成与社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两岸三地的语境社会脉络下“巨婴”又有什么不同的指涉？
“巨婴”一词2016流行
2016年心理咨询师武志红所着的《巨婴国：国内心理学家系统透视中国国民性》曾在两岸三地都引发讨论，心理咨商师武志红提到，许多中国人是成年的婴儿，即使身体已经发育心理却还停留在婴儿阶段，心理特点是共生、全能自恋，偏执分裂，只要世界不按照自己的意志运转就想要毁掉世界。他也认为，许多的社会争议事件都可以用“巨婴”的理论去解释事件主角的心理状态，这本书当时出版引发批评和讨论声浪，也让巨婴一词流行，但是也因为将巨婴现象与中国民族性挂勾而引发争议，后来被政府下架。
许多人认为独生子女也是“巨婴现象”在中国发生的原因。（VCG）
武志红分析，巨婴的重要特点是自恋和共生，自恋就是以自己为世界的中心，如果有人反对我，就是错误，那就要透过哭喊抢闹等方式直到控制权重新被我取得为止。共生就是不能独活，因而衍生出集体主义，在中国社会中就发展出大家都非常“听话”的现象，依照别人的意志而活，对于不顺心的事情动辄找对象责怪以缓解焦虑，影响整个中国社会体系与文化传统，催生出愚孝、中国好人、控制狂、被害妄想、躁郁症抑郁症等心理问题。
此外，这些成人的“巨婴”对权力、成就等物质等的追求高涨，来自于中国家庭教育母亲并未与婴儿创建良好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加上自恋和共生性，造就千千万万个不能担负责任、不够成熟的巨婴。武志红提到，最经典的案例就是“中国式相亲”，许多父母会帮忙孩子找对象，条件是要找一个可以“照顾我孩子”的合适伴侣，此外还有中国社会的考试升学压力是压在整个家庭上等，都可以显示这种共生、自恋，对物质名望追求的巨婴特点。
港台的“巨婴”语境政治化
过去台湾社会的“奥客文化”（排队太久抱怨店家、“宾客至上”的思想）其实也反映这种巨婴情结。但有趣地是，巨婴这个词最近在港台的语境上，更多的是用来批评政策的反对方或是反政府的一方。例如中国大陆政协副主席、香港前特首梁振英12月20日在脸书发文批评，香港推动“国际战线”的揽炒派实际上是“政治巨婴”，他们只会被西方国家利用而不会被接纳。批评这些香港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人士是巨婴，只会提出诉求活在自我的世界里，若诉求得不到回应只会用激进的方式解决，却不愿付出相应的代价。
而台湾近期则是将“巨婴”一词用在与自己站在对立面的群众身上。例如莱猪政策的正反方也都用“巨婴”抨击对方，一方认为只想拿台美好处却不愿意放宽贸易条件的思维是只会酸人“巨婴”；一方则认为对政府服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群众是失智的“巨婴”。不过这样的贴标签讨论也使议题少了更多实质的、专业的交流。
可以观察到的是，在港台语境中的“巨婴”指的是要政策或制度以自己所想运转，但却被批评没有付出相对应努力或是罔顾现实，近期在港台社会的“巨婴”使用更加的政治化。
华人社会才有巨婴吗?
不过其实巨婴并非两岸三地独有，也不该以此将中国民族性贴标签。例如，据《端传媒》报道，香港大学精神医学博士姚乃琳表示，“在美国文化中和人际边界清晰‘共生’的自我中心，拒绝牺牲自身利益的价值观要是放在亚洲人眼中，何尝不是一种‘幼稚’？”
对照在疫情下不肯“好好戴口罩”的美国人被许多亚洲人批评或讪笑，这种“不愿配合”也被视为一种不成熟。只能说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都会产出被背离其社会道德框架的“巨婴”，而究竟什么是“成熟”的个体?可能每个社会族群也有各自不同的定义，这其中构成社会的复杂文化、价值观因素也不单只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论辩可以解释定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