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得益于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国共产党这个体制摸索奋斗三十年，这三十年并没有白费。很多人以为中国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都浪费掉了，是完全黑暗时期。这个认知本身就是错误的……反而可以说，中国这个时期以高昂的社会代价─很多人因此而牺牲─去建构了改革开放的基础，这个基础让其他国家没有办法去模仿……另外，中国完成了一场相当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它把私有财产权，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资本集体化，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而这个庞大的集体资产，大部分是国有资产，是中国后来三十年快速发展的资本。”
我们前文已经提到，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这三十年间所推动的土改、斗争、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跃进、土法炼钢、文化大革命，加总起来人民死亡至少六千万人。以大跃进为例，毛泽东要求农民“密插秧”，声言“胆量有多大，产量就有多大”，逼着各地只好谎报生产数字。中央以谎报数字抽粮税，于是人民剩下来的粮食不足，却又在高压体制下不敢言语，乃造成至少四千万人活活饿死。这种天怒人怨的暴政，就是朱云汉口中的“体制摸索奋斗”？韩战大将军、毛泽东老友彭德怀看不下去大饥荒的惨状，向毛直言，就被斗垮下狱。这样的暴政在毛泽东主政三十年罄竹难书，分明是活生生的昏庸暴戾与权力斗争，在朱云汉眼中也是“体制摸索”？
在鷄皮疙瘩将起未起之际
通常，所谓“牺牲”，是指人为了某个目标而“主动”放弃生命财产。但是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年之间的中国，许多人是在暴政之下被斗争而死、因饥饿而死、是在文革游街中被凌辱而死，几乎每个死者背后都有加害者，这是哪一门子的“牺牲”？难道几千万人命都只是工具？都只是“为邓小平一九七九年的改革开放做基础”？三十年人民颠沛困苦，都只是为国家发展累积资本？那人民算是什么？大跃进这样凄惨的饥荒经验、文革这样丧心病狂的社会冲击，又哪有国家想要“模仿”？
整体而言，朱云汉的论述与周雪光一样，都是想为中国共产党搽脂抹粉。周雪光只是避重就轻，用“僵硬体制”一笔带过独裁政权的高压统治。但是朱云汉把中共从大跃进到文革的一整挂暴政都描述为“体制摸索”，又把数千万人惨死扭曲为“牺牲”，这样的论述，与启蒙运动以来数百年的人本精神，几乎是南辕北辙。
在同一篇演讲中，朱云汉把中国在一党专政下的经济成长，冠上一个看起来有学理依据的名称。他说，中国的体制是“民享”而非“民治”；它的政权基础叫“民心”而非“选票”。民主国家的政治学者有这样的言论，令人惊骇。既然民不能治，那么是谁治？是毛泽东？是习近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凭什么“治”这个动词的主词是老毛，而受词是那苦难不堪的人民？苦难人民能不能选择不要这样的狂犬病治理？
而如果没有选票验证，又凭什么确定“民心”为何？如果中国共产党真的有民心自主判断的支持，又为什么要封锁全球过半的网站资讯？为什么要血洗西藏？为什么要把维吾尔族关在集中营？朱云汉说，中国政治体制的正当性“是有论述基础的”。但是他的论述苍白且谬误百出，几乎是明白悖离人本精神。搽脂抹粉到这个地步，岂止是令人遗憾。
对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传染病。（汤森路透）
对中国共产党，民主自由才是最可怕的传染病
二○二○年六月，中国强行通过了香港的“国安法”，正式结束了号称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香港这个一国两制下的组织，没有任何讯息传递问题；他们的几百万人民上街游行，讯息非常明确清楚：他们讨厌中国共产党。但中国共产党不予理会。对中南海而言，民主自由是疾病，而且是法定传染病。他们处理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封锁、镇压、隔离。可惜，香港人民很难摆脱一国一制的束缚。
在一九七九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不少中国人及其子女有机会到自由民主国家留学、教书、移民。要改变中国共产党，必须要所有有良知的人同心协力，揭穿它极权独裁的真面目。尤其是，那些在民主国家享受自由空气的人，切忌还帮极权体制搽脂抹粉，想要遮掩什么。中国共产党在西藏、新疆、香港的所作所为在在显示，它是一个违逆人本价值的政党。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维尼、跳虎与台湾民主》（印刻文学出版）。
关于作者：
朱敬一
1955年出生于台北市，29岁获美国密西根大学经济学博士，1998年获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为台湾获选最年轻的院士。2003年渠获颁总统科学奖，当时也是国内社会科学领域第一位获奖者。曾任中研院副院长、中华经济研究院董事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国家科学委员会主委、我国驻世界贸易组织（WTO）常任代表等职。2010年获选第三世界科学院（TWAS）院士。2017年复获选美国国家科学院（NAS）海外院士，是亚洲第一位获选的社会科学研究者。除学术期刊论文外，通俗著作有《牧羊人读书笔记》、《给青年知识追求者的十封信》、《朱敬一讲社会科学：台湾社会的新世纪挑战》、《经济学的新视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