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的“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笼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施工项目，工人开凿人工湖并埋设管线。(照片提供：何林)
春节年关将近，中国有为数近3亿人的农民工都盼着回家团圆。不过，在新冠（中共病毒）疫情恐复燃的势头下，近三十个省份都倡议“就地过年”，所祭出的防疫措施也加大了农民工返乡的难度。但是，就算回不了家，大部分农民工在工钱到手、确保全家老小温饱无虞后，还是可以勉强安心过年。然而，有一群庞大的农民工，正愁着年关难过，喝不上放心水。因为他们被恶意拖欠工资且催讨无门。
这一群农民工不仅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困顿，就连老家那边好几口人也急着“等米下锅”，工资没有着落让一大家子的人跟着重拾贫穷的滋味、甚至借钱度日的痛苦。这正是来自甘肃省的何林和邱玉平这两年的生活写照，而他们的蝼蚁人生也凸显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喊得震天价响的“根治欠薪”和“全面脱贫”两大政绩，与现实却有着极大落差。
甘肃农民工的讨薪路
36岁的何林来自甘肃省临洮县的农村，老家有89岁老奶奶、63岁母亲、媳妇、6岁儿子和4岁女儿共五口人，都靠他一擎“顶梁柱”在养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从2000年起就出外打工，不曾务过农，这十多年来，做得大多是建筑工的零活。虽是辛苦的体力活，但他也渐渐做到10万人民币(约1.56万美元)的年收入，“够一家六口过上简单日子了”。
拜中国经济成长之赐，何林一家六口的人均年收入约有1.7万人民币(约2,645美元)，超过中国的贫穷线(人均年收4,000人民币，约622美元)已经很远，老早就脱贫了。不过，其家境距离中国人均年收入近3万人民币(约4,667美元)的水平还差上一大截，因此，算来仍属于社会底层的弱势工薪阶层，只不过，没读过书的他说，已很知足。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的“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笼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施工项目，工人开凿人工湖并埋设管线。(照片提供：何林)
直到2018年7月，他和一群近百人的农民工接下了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一个名为“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笼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的施工项目，情况出现了变化。谁曾料干了大半年的活，临到了结算工资时，建设方甘肃华夏春秋公司先是推托钱还没下来，得等至年后才有钱支付总计50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含农民工资380万人民币)，但过完年，负责人雷双德却一夕间销声匿迹，人找不着，工资也没下落，整个工程也延宕至今。
因为是民工代表，何林等人到处具状举报、催款、维权，这一折腾下来，整整两年，却一无所获。何林说，各级政府推诿卸责的“踢皮球”行迳浪费他们大量的人力和财力、也造成极大的精神损耗。求助无门外，何林连自己的工作也顾不上，因为只要去打工，就会有底下的工人吵着找他要钱，让他无法干活，也因此，直接导致他个人两年来的收入几乎归零，切切实实地“返贫”了，原有的贷款还不上，就连老家五口人的生活也断炊，还得靠向朋友伸手借钱，否则无以为继。
他说:“就是家里现在等米下锅呢！都没办法生活了，正常的生活都没办法生活了。(我)这两年日子就在要钱、讨钱的路上。”
另一位民工代表是30岁的邱玉平，来自甘肃省临夏市农村的他，老家还有双亲、媳妇和一个5岁的儿子共四口人要养。因为父母在老家还种有2、3亩的田，所以，他说，一大家子应该是饿不死。
饿不死但债台高筑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的“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笼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施工项目，工人开凿人工湖并埋设管线。(照片提供：何林)
和何林一样，邱玉平也是20岁不到就出外打工至今，十多年来，他说，也做到了年收6-7万人民币的水平，大大地改善了家境。只不过，2019年初以来，因为挺身处理天水铁笼山的欠薪事件，也耗费了邱玉平大量的心力和时间，让他只能趁着闲暇时去开开车、打打短期的建筑零工。他说，这两年他的收入已经腰斩减半，根本无法支付老家的开销，只能靠网贷借钱度日。算一算，他说，两年来，已经累积欠下近5万人民币的债务了。
邱玉平向美国之音表示：“现在负债这么大，钱又赚不到，一直这样耗呀！有时候，特别难受......我们这边不是冻了嘛，干活去又没地方干去，只有上来这儿(县政府)等着要钱。唉呀！我的向往就是，赶紧政府帮我们把这个工资给结了，我们就回家好过年了嘛！”
2019年春节后，何林和邱玉平等一行五人代表近百名的农民工、正式向武山县劳动督查大队递件举报，开展这件欠薪事件的维权过程。但两年下来，何林说，省、县、市政府“互推皮球”，让他们在各级相关单位间疲于奔走、周旋，也在信访部门开过十多回的协调会，更时不时地亲自上县政府“蹲点”，盼有个领导高官能出面替他们主持个公道。但他说，周周催促、周周得到的答覆都是“正在调查”，有时去县政府等结果，等上一整天，也没半个人出来搭理他们。运气好时，碰巧遇上出入的县府人员就能当面询问攀谈几句，但往往双方一言不合，不耐烦的领导或官员就会叫上公安，把他们带去警所做笔录，关上一整天才放他们回家，让他们备感“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无奈与气愤。
据何林表示，此工程原是一个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社会融资的项目，也就是，结算工资的责任应该在民营开发商。但他们在维权的过程中，却陆续发现，民营开发商只有在当地的发改委备案，相当于，这个项目很可能属于没有经过政府正式立项、也无核发施工许可、更没有进行过环评就开工的“三无项目”。因此，何林认为，武山县政府放任违法工程开工，也没有做好保障农民工资支付或工资保证金等资金来源工作，未尽到监管之责，也有渎职之处，应负起相当责任。
甘肃省天水市是无欠薪城市？
位于甘肃省天水市武山县的“武山甘肃华夏春秋(天水.铁笼山)文化旅游影视基地”施工项目，工人开凿人工湖并埋设管线。(照片提供：何林)
甘肃省天水市正在打造全国无欠薪城市，而何林一行人的欠薪案现由市督办、分管副市长挂职督办、也已报省政府相关部门。但何林说，县级政府如今不但推诿、不愿负起监管的责任，两手一摊、还催着他们要自己去法院起诉开发商。他说，打官司不仅耗时，对没读过书的他们更视为畏途，这维权路比上青天还难。
针对何林的质疑，美国之音致电甘肃省各级相关单位，希望能进一步取得相关说法。但武山县劳动局马姓队长只回应:“在调查，核实后，会回覆。”武山宣传部胡丽霞则表示：“农民工不会求助无门，这件事连县长都在帮忙协调。”而武山县信访局人员在听取美国之音的案由后，转接承办人员，但该承办人员似乎一再假装佯称电话线路有问题，无法进行对话，令人莞尔。至于上一级的天水市人社局罗姓官员，他虽耐心说明，但多次重复“此案由武山县主办，其为督办单位”的事实，唯对于督办了那些事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甘肃省副省长何伟曾于去年底召开根治欠薪冬季专项行动的推进会，声言要落实国务院“两清零”的重大部署，也就是，2020年发生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国企项目以及各类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在2020年底前全部清零，其他欠薪案件在2021年春节前动态清零，以全面推进无欠薪城市的创建工作。
但何林等百名农民工的工资已拖欠了两年，今年春节前，真的能清零吗？
位于香港的劳团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r Bulletin)发言人郭展睿(Geoffrey Crothal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年年宣称要根治欠薪，也出台许多法令和政策，但近20年来，工人被拖欠工资的事还是在每年春节前上演，不曾中断。
欠薪事件年年上演
根据中国劳工通讯的统计，去年下半年以来，他们就从网上追踪到全国近600件的工人集体行动事件。郭展睿说，其中至少七成以上都是追讨拖欠工资的集体抗议，件件都涉及百人左右的农民工团体，而拖欠的总工资也高达数百万人民币之谱。
他说：“主要(的拖欠事件)集中在建筑业，因为其层层转包的特性，导致没有人会负起付款的最终责任。同时，伴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生长，许多产业反覆历经繁荣和衰退之周期。一旦景气萧条，工人就容易被拖欠工资。这是(中国)政府要积极处理的两大面向，光是发布命令和指示是没有用的。”
郭展睿说，受到疫情和工厂关闭的影响，去年上半年，中国许多工厂员工被辞退。所幸，下半年食品外卖外送员的工作机会崛起，预估应有50万人快速投入此一新兴产业，但也因为人力供给一时增多，导致工资水准下降。他说，整体而言，中国的薪资成长持平。随着电子业复苏，厂工也重回生产线工作，不过，工人们都被迫签下较短期契约，但每日工作的时间却相对拉长，工作环境和薪资水平对他们并未有所改善，反而可能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