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河北雄安街头一名工人骑车路过一处口号宣传牌(2023年4月1日)
编者按:这是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龙年过年后开工头一天中共湖南省委发出的一份文件引起了热议。这份文件题为《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的通知》。显然，“解放思想”这四个字，与中国当今的政治氛围太过违和，这么突然冒出，未免意味深长。
究竟是什么意味呢？中国网民与海外舆论对此解读甚是多元。有人说应该是大变革的前奏，有人说不过是“引蛇出洞”的伎俩，还有人说实质是“统一思想”。不同的说法背后有不同的历史联想和参照。有人联想到1980年代，有人回溯到1957年反右，有人将之错置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当然更多的人关心的是现实，参照的也是现实。本文则试图在既看现实也参照历史中谈谈所谓“解放思想”。
毛后中国“解放思想”的悲剧
这里要参照的历史，只能是1980年代。为什么呢？因为中共历史上只有在那个时代提出过“解放思想”这四个字作为口号。1957年并未讲过这四个字，那时说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992年邓小平南方一路谈话，官方发表出来的近万字记录，只在某个角落里闪过这四个字，通篇主旨则是“解放生产力”。中共这个党虽然历来文化水平不高，但出于政治目的却是颇为讲究词语的。如果不在乎其中的讲究，那也就难以深究其中的猫腻。
准确地说，中共提出“解放思想”其实是在1970年代末期。1978年11月到12月，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在这期间通过宫廷政变取代了华国锋而成为最高权力的掌握者。邓随后在会议闭幕式上讲话，标题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接下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这被中共官方后来说成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因此，“解放思想”与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1980年代联在了一起。
深究一步说，邓小平讲“解放思想”，不过是摘了“民主墙”和胡耀邦们种下的桃子。1977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拉开了“大平反”的幕布：先是平反那些在毛时代陷于冤狱的中共官员，接下来平反右派、地主、富农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胡耀邦面对的最大障碍是毛时代所构建的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威。为了冲破这种阻碍，胡耀邦在1978年春天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用“实践”来解构毛主义教条。1978年12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提出要把中宣部办成“思想解放部“。也是在1978年冬天，当局平反了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抗议。
1978年11月开始进入高潮的北京西单“民主墙“，那时成了中国的“海德公园“，贴满了民众自发书写的大字报小字报，青年人到这里发表政治讲演，要求打破对于共产党领袖的个人崇拜，推动中国政治民主化。一时间，多种民间社团和民间刊物纷纷出现，议政议经议文，形成了著名的“北京之春”。
可是，这是一个短促的春天。1979年3月，邓小平祭出“四项基本原则”和所谓“安定团结”的大棒，镇压了“民主墙”并在全国抓捕民间活跃人士，“解放思想”从此带上了紧箍咒。几年之后，就是那些受益于胡耀邦大平反而重新回到权力高位的中共老干部们，联手把胡耀邦赶下了台，致使他死于冤屈之中。一场“解放思想”就这样成为历史的悲剧。
今日中国“解放思想”的闹剧
四十五年后，中共官方文件居然再次标榜“解放思想”。那么，对比一下四十五年前的情况，也许能够看到这次“解放思想”的某些底蕴。
四十五年前的“解放思想”，是从“大平反”开始、并由“大平反”所推动的，落实到人群中就是要破除中共此前三十年恶政的压迫。今天，在唱出“解放思想”高调之前，人们看到过对于“709律师”、“新公民运动”、“女权五姐妹”、“白纸抗议”等一系列民间声音所实行的政治压迫的翻案吗？看到过对于民营企业家迫害的放松吗？能够想象中共当局对于1989年第二次天安门抗议的平反吗？
四十五年前的“解放思想”，是与民间自发、独立地发出政治声音直接联系在一起的。那时的中共二号人物叶剑英说：“这次（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体现了我们党内的民主，西单民主墙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些民主精神都要发扬”。今天，李强敢讲“白纸运动体现了社会上的民主”这样的话吗？当局能够哪怕稍稍放松对于互联网的严厉控制而让民众形成某种“网上民主墙”吗？
“解放思想”这个口号的再次出现是从湖南开始，本身就是个辛辣的政治讽刺。当年“真理标准”讨论，中共湖南省委是全国唯一迟迟不肯表态支持“思想解放”的领导机关，因为他们要坚决维护毛的政治和思想遗产。试问今天的中共湖南省委：你讲“思想解放”，是从什么东西里面“解放”出来呢？
其实，对于一个中共地方领导机关重提“解放思想”这四个字，本来不必当回事儿。诚如黑格尔说过而马克思喜欢引用的一句话：“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闹剧出现。”从中共建政到如今习近平当政，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复已经很多很多了。就人物而言，习近平以“毛泽东二世”自居，而毛是悲剧主角，习是闹剧主角；就事件而言，人们常常说近年“文革”重来，那么也可以说，1960年代的红卫兵造反是悲剧，当今的“小粉红”喧嚷是闹剧。现在，也许这种历史的变奏重复正在延伸到毛后与今天的连结之中。毛后的“解放思想”，如前所述，终于成为一场悲剧，那么，今天的“解放思想”充其量只能是一场闹剧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