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因受老同事的力竭引荐，我得到一个进入体制的机会，开始在BJ市国资委下属的一家市级国企工作。这样的机会，对于我这样在皇城根下，毫无盘根背景的北漂而言，实在是犹如被天上掉下的馅饼砸中一般，可遇而不可期。
大学毕业之后，在北京只身闯荡的我，一直都在体制外的民企打拼，十年下来，虽换过几家公司，但也都是靠着自身本事糊口度日，日积月累拼攒浅历。回想当年的我，可以为一次竞标提案连续熬夜加班两天两夜，也可以因为筹备一次公关活动，无休连轴的工作两个月，还会为了多拿一千块的奖金，逼着自己在一天内赶出一个市场调研报告，可谓饱受多年社会主义资本家的榨取摧残，以至于在得到进入体制机会的一刻，我是没有太多犹豫的。而且老同事当时也一再劝说，表示既过而立之年，就不能太忽视身心疲劳，也不能太冷落家室人情，国企体制的编制岗位机会很少，“稳定”比什么都重要，于是最后就趁水推舟，半顺半从的进入体制了。
当初入职的过程，既没有经历繁琐复杂的招聘考核，也没有被公司党组织做背景约谈，简单的谈好薪酬之后就签约开始上班，而这都是因为有熟人关系作背书，才会一路大开绿灯，这是我第一次对“关系”二字，在体制内的重要性产生了切身具象的感受。与人事负责人谈薪酬岗位之时，被告知国企都有比较“严格”的薪酬架构体系，最好不要刚入职就狮子大开口，那样会降低领导层的印象分，以后每年都会有涨薪升职的机会，不用过于着急一时。当时并没多想，觉得凭借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经验，短期内升职加薪不是问题，不过可惜后来才渐渐明白，在这类接近政府体制中枢的国企中，若想要“往上爬”——体制内升职涨薪的俗语——要是没有绝对过硬的裙带背景关系，是根本连想都不用想的，所以关于升职涨薪的初念，事到如今也俱已成灰了。
利益之上的坐地为牢
刚进入体制之时，所有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而身为体制白丁的我，只能靠着以往的一些传闻，慢慢摸索体会体制内的生存之道。熟悉中国国企体制的人应该会有了解，一些颇具规模的国企，都是大而全的企业结构特征——除了正常的工作业务运作部门外，还涵盖若干为员工提供基础生活服务的内勤保障部门，俨如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我所工作的这家国企，因背靠市级国资委的资源体系，自然也便是如此。
公司里的日常几乎涵盖了员工的衣食住行，比如每年的夏冬两季，每个员工都能领到若干套款式一模一样的工服，年年循环往复，以至于在公司的更衣室内，总有一个角落是堆满了没有主人的工服。另外，公司会为员工提供免费的衣物干洗服务，每个周五，外包的服务公司都会定时到公司收送需要清洗的衣物。
公司里有四个餐厅，其中一个可以容纳一千多人同时就餐，每天三餐都会以四荤六素八主食的标准提供餐食，员工们可以在挂着节约粮食标语横幅的餐厅内免费放开腰带随便吃，吃剩的食物会有专门的服务人员倾倒处理。四个餐厅中有一个是专为高层领导准备的，普通员工一般没有机会入内，据曾经去过的其他同事谈起，里面的装修和餐具都堪称奢华，还特别设有一队身高不低于一米六五，颇具姿色的女服务员小组。
公司里很多五十岁以上的老员工，都在早年间分得了位于北京三环边上的福利房，上世纪国企住房福利制度取消后，公司也会变相为员工谋取各类福利房的便利，包括企业内部集资房、定向政策保障房、商品房购买补贴、企业员工宿舍等等，员工以低于正常市场价的标准就能租买到这些福利公寓房，当然其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关系越硬的员工，最后得到的房子也会越好。
公司副总级领导都会配车，多数是国产品牌，不乏也会有奔驰、现代品牌（主要受惠于首都的在地工厂）。公司与一些地缘汽车品牌也有特别协议，普通员工购买市面上这些品牌的汽车，也会有特殊优惠（最低能到六五折），另外每月还有数额不等的车辆资费补助。此外公司还提供通勤班车，员工平日上下班都能免费乘坐。除去这些最基本的日常保障之外，公司还有单独的康体中心、超市、咖啡吧、物流中心、诊所、运动场馆等等，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节假日慰问礼品一类的福利，自然也都不在话下。对于这些九牛一毛之毛尖的福利保障，公司内的基层员工都只管坐享其便，很多人不会深究追问为何可以拥有如此多的特权，稍谙其中潜匿规则的人也都认为这些都是利己利他的好事——普通员工可以源源不断的享受各种福利，而那些背景关系叵测的保障部门领导，则可以利用职务之便，搭桥牵线各类外部资源，捞取数额可观的灰色收入。这样的局面一直都在长久维持，即使经过了最近几年的纪检严查，也只不过是将一些原本属于领导个人决策的慰问福利行为，制度化后转变为福利体系内的常态行为而已。可见在体制的羽翼之下，灰色的利益寻租空间一直都存在。
严格来讲，这些国企内部的日常，都是数十年前集体计划经济时代的历史遗续，很多人的固有思维都认为象征着阶层优势的国企，就应该维持这样的常态，也正因为被视为是一种常态，才会维持着数年如一日的僵化与顽固，也才使得建基于集体意识思维基础之上的体制可以长久稳固。而正是这样一种在整个社会内形成广泛共识的认知印象，使处在体制内的人都逐渐陷入一种共同的麻痹状态，因为每个人都可以拥有相差无几的生活工作标准，所以思想的休眠懒惰与肉体的安于现状，就成为了稀松平常，并吞噬着人们的心智。这是一种通过在人群中制造共同环境之后的人群控制模式，对于这种现象，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艾德佳·沙因（Edgar H. Schein）在其所著《现代社会中的洗脑与极权主义》（Brainwashing and Totalitarianization in Modern Society，1959）一书中曾做过直截了当的透析——为了达成对个体的“洗脑”，就必须将其放置于一个稳定的“同伴群体”（peer group）中，用周围他者一致的标准，形成某种压力来影响个体。这类“同伴群体”包括了同一意识形态组织、同一工作单位等等。而整个“洗脑”的过程，就必须有赖于这类人际组织关系向每个个体传递一种不能异于他者的心理印象，并促使个体产生不顾一切要与他人保持一致的强烈愿望，最终形成一种理所应当的，固化于整个体制的人群思想观念。
身意分离的怪诞日常
其实在我进入体制之前，或多或少都听说过关于体制内个人受意识形态钳制的各种传闻，最典型的便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管好自己的嘴，在公开场合该说的话可以说，不该说的话一个字都绝不能提，这应该算是最基本的“政治觉悟”。我工作的单位分三级管控，分别是公司本部、总部集团、市级国资委，每一层级都设有独立的党委组织部门，事关政治思想作风、意识形态建设、组织纪律风控的工作，都由这个条线的部门负责纵向管理，具体工作包括党建、纪检、思想审查等等。这些工作的开展有赖于台面上的各种党纪管理制度，同时也会兼赖于私底下的个人举报监督。平常在公司之时，所有员工会对各自的言行保持着一份警惕，也都会尽量避开某些无法明示的红线。前年的六月初，我因为个人原因需要向公司请假，但刚好遇上了六四这个敏感的日期，于是一个简单的请假审批，便引发了若干领导的怀疑性解读，以致纪律部门还与我进行单独确认了解，最后方才同意批假。经过那次事件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在体制内的意识形态监控，其实是贴近每一个人的，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员工。
公司的中层以上领导，无论是否是党员，都要求每月必须定期参加党部扩大会议，也都要求必须完成“学习强国”app中的学习内容。普通员工平日交流聊天之时，对于一些社会中引发舆论关注的话题，偶尔会说起不满的看法，但每次只要出现批评体制的话语，所有人都会下意识触电般的停止话题，转而讨论别的内容。谁都不愿意因为没管好自己的嘴，而被身后盯着的某些耳目当成举报材料，最终被纪检部门记上一笔。
体制中所有的意识形态操控脉络，都是自上而下的，无论是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或是国企单位，都是一样的。每次中央开完政治局会议、国务院会议之后，公司会立刻组织各式各样的所谓“总书记指示”、“中央指示”、“会议精神指示”向下逐层传达。这个时候公司内最忙的人，可能就是各个领导的助理秘书和党组部门的同事，他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整理出中央会议所倡导号召的各式材料文件。秘书们忙着为领导准备传递中央精神的会议发言稿，党组部门忙着为每一层级的员工编制不同的中央精神学习材料。但其实谁都明白这些事情就是一出出自娱自乐的荒诞戏码，大家只管做好形式主义的例行工作便好，并不需要关心所谓的“中央精神”是否会真正发挥作用。所以在体制内的很多时候，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监督与蔚然成风的形式主义是长期并存的，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在二者微妙的缝隙间处事做人，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被体制悄然塑造成同一类型的人的过程，大家需要保持着一种将这荒诞剧目表演到极致的平和耐心。但与此同时，每个人的角色又都不尽相同，所以人人都不止有一副面具，也都不止有一本台词，并且在很多时候，大家也都不再区分戏里还是戏外。
在这样的舞台上，令我印象最为深刻之处，便是所有人都保持着一套奇特的语言表达习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特征，是在某些正式的工作场合，许多人为了维持同事间看似融洽的台面关系，是无法通过正常言说，来表达各自的清晰想法的。很多人在交流表达之时，内心深处本想发表批判意见，但经过大脑思索逻辑之后，就变成了和稀泥的想法，等最终说出来的时候，却完全变成了真切肯定的褒奖。这种条件反射般的表达习惯，常常导致真实观点和实际表达相差甚远，有的人以为这是谦虚慎言，但我更相信这只是一种早已变味的虚以委蛇。
另外一个常见的语言特征，是因为体制内意识形态语言的习惯性滥用，造成了很多公开发言场合之下，所有人都会遵循一种脱离自我意识之后，不断重复“权威观点”，空洞无物的口号式腔调特征。这种冗长枯燥的表达习惯，令人如同嚼蜡昏昏欲睡，其中的词汇逻辑既匮乏、又绝断、且混乱，很多时候都是通篇的车轱辘话原地打转，其中的语言逻辑体系好像被重新改造设计，很多语汇都变得极为模糊，一些表达特定含义的常态语境与修辞组合，或被抛弃，或被滥用。在缺少事实论据的前提下，随意使用“最高最快最强”、“不退不让”、“深入贯彻”、“大力发展”这类夸张且不妥协的断言式词汇，好像只有这样才能为发言增加足够的分量感与安全感。这是一种对正常中文语言系统的破坏，令我不得不联想到《1984》中大洋国老大哥创造的新语，压缩了语言表达的空间和思想常识的范围，最终对每个人的思维进行阉割，并使其屈从于权力的奴役。
公司行政部门每月都会为高层领导订阅一些党内机关期刊，比如《前线》、《红旗》等等。在此之前我是从未接触过这类马列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刊物的，所以第一次翻阅之时是满怀猎奇心理的。不可否认的说，虽然我对其中那些马列主义政治观念色彩的空泛言说尤为不齿，但必须承认的是，那些由各类党校、高校的意识形态学者编撰的文字，确实暗藏着一套兼具洗脑与煽动效应的论述逻辑。只是这些印制得光鲜亮丽的意识形态期刊，对于很多公司领导而言，都只沦为了平日用来装点办公桌，表明其并未忘却党之初心的案头摆件而已。
公司的普通员工在工作以外闲暇之余，时不时也会调侃一些公司领导隐晦无稽的花边糗事。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差不多每个高层领导都有一两个可以供大家茶余饭后消遣的段子，无外乎都是些蝇营狗苟男奸女色的非灰即黄小故事，其中很多都是公司内部半公开的秘密。我曾经无厘头的想过，这些难以启齿的小故事，应该就是公司领导间用来相互拿捏、沆瀣一气的肮脏筹码吧。记得两年前曾有一位其他国企的高管，因陷于公司内的权力争斗，他与一名年轻女下属的媾和之事，就被其他高管捅给媒体曝光，随之而来的便是从市级纪委到公司内部纪律部门的一系列审查，为了挽回体制内的名分与阶位，事件中的两位主角儿最后以一种荒诞不经的方式，为整出闹剧做了了结——分别与各自的原配丈夫妻子离婚，然后二人再一起领取结婚证，以此证明二人是自由恋爱，于公于私、于德于法，便都可顺理成章的解释了。
外强中干的国本命脉
自从习一尊提出做大做强做优国企的号召后，国进民退的演化脉络，便成为了近年中国经济结构既定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之下，社会中大量的有效资源，都成了为国企低效冗余运作的铺路石。熟悉中国经济近况的人应该了解，地产行业近年来一直都是中国经济病态高速发展的支柱代表，前几年以碧桂园、华夏幸福为典型的民企地产大鳄，曾开短暂开启过地产开发的高周转模式，快速且规模化的拿地开发，造就了巨量的销售账面数据，以此来支撑企业在金融市场中的市值高位。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建立在高成本融资代价基础之上的（据个人了解2017年中国民企地产公司最低的融资利率是18%，后续逐年升高）。
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期的国企地产开发商，却可几乎以零利率的优势，长期从国有银行获取巨额的开发资金。所以仅以地产行业为代表，对比民企与国企的融资条件，便可看出二者在营商环境中的云泥之别，而正是在这样的因果路径之下，目前频繁而发的民企地产企业债爆雷潮，也才会如此汹涌不停。
在提及这个话题之余，或许还应该了解到，由于金融政策管制、投资渠道有限等一系列体制性原因，中国普通居民的很大一部分游资闲钱，都是被国有银行以低利率、高储蓄的“割韭菜”模式所吸纳的，而这其中的大部分资金储蓄，最终又转化为为低效冗余的国企长期输血的养分。
由于体制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模式，所以体制内的国企自然便形成一种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工作脉络，在这样的内部风气之下，每个人的工作能力并不重要，是否选对领导、是否站队正确，是否会美言趋奉、是否会八面玲珑才是日常的关键。时时如此，事事皆然，当台面上的溜须拍马，与台面下的尔虞我诈成为了常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便失去了竭诚尽义的基础，工作的目标也就丧失了实质的意义。当这所有的一切最终归结到每个人身上之时，所谓“工作”便成了一套或为升迁进爵、或为人前虚荣、或为安于度日的舒适躯壳。
在这样无为而治的背景下，当大家不得不投入到实际的工作中时，从公司领导到普通员工，几乎每一个人都是抱持一种逃避的心态，认为不做事就不会犯错。虽然在日常之中，研究各种业务开展的大小会议一个都没少，但其实每个参会人员都在推事免责。尸位素餐的高层领导笃信无功无过，避于担责的中层领导擅于推诿敷衍，无向而行的普通员工也只能自顾保身。在所有人都失去了职业素养的操守衔接之后，整个公司仿佛就像一台空转的引擎，隆隆作响，却又原地打转。以此之故，也就无法指望这种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体制性企业团体，可以具备真实的市场竞争力了，而某些期待做大做强做优国企后重振中国经济的意愿，可能最终也只是一场渴求海市蜃楼的黄粱美梦而已。
融于一体的囚笼与人
公司体制中最常见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比例最小，但影响力却最大，他们的父母要么原本就在市级区级党政机关工作，要么就是公司集团内部的退休老领导，有着父辈多年经营搭建的丰沛人脉。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可以被归为体制内的“官二代”与“自己人”，这种人一般都会担任重要的高阶领导职位，而且上升空间也有保证，仕途任内只要不是站错队伍，或是犯下很严重的政治错误，一般都会平步青云，时运亨通。当然这类人中也有一些极富野心之辈，无时无刻都不在窥伺着更大的权力，攘权夺势触斗蛮争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家常便饭而已。
第二种人也有稳固的裙带人脉关系，但一般不会参与各种勾心斗角与权力争夺，他们既没有巨傲的野心，也没有长远的追求，大部分时候，他们都只是将体制视为一个养尊处优之地，安稳平凡的度过领取俸禄的一生即可。当然了，但凡只要出现仕途上升的机会，他们也不会视若无睹，也会放下卑微廉价的自尊，围转游走于高管领导的身边，精致利己的巧言虚语。
第三种人基本都是年轻人，平日里他们最具朝气活力，但同时却又深谙城府之道，他们都是离开大学校园没有太久的一群人，为了谋求一份安稳的工作，不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内卷拼打，通过或深或浅的关系进入体制，安享朝九晚五的轻松日常。他们中不少人在初入体制之时，也曾动过改变既有规则，并能有所作为的初心，但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初生牛犊纵然再不怕死，却也无法动摇藏垢纳污的巨大熔炉。梦想中的应然与体制内的实然之间，始终存在着无法弥合的张力，当他们发现自己曾经最宝贵的理想与价值，彻底沦为被豢养的生存逻辑时，已毫无挣扎反抗之力，只能习惯用“稳定一点”、“现实一点”的说辞，来接受权力的规训。与这些年轻人多有接触之后，也会偶尔发现其中的一些人，会对迷失方向的自己心存厌倦与焦虑，但实质上，那也只不过是一种虚无的矫情与不安分而已。我总认为想要自我救赎的人，其实都早已离开了体制，留下来的都只是害怕被体制外内卷浪潮所裹挟，而不愿意做出改变的人，他们即使心存疑惑与不解，最后也依旧选择听从内心的妥协，对于主动掌控自己命运的这件事，他们始终不愿迈出第一步。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在我刚进入体制工作的时候，身边一些朋友都曾用夸张的口吻与我调侃“这次你可以一直养老了”，是的，如果我能安放得下已经被磨砺得失去热情的内心的话，我大可看空一切，岁月静好的守望着最后的一丝麻木，只是这其中的代价，却是要放弃我最珍视的人格与自由。在体制的囚笼巨幕之下，或许早已不存在拥有生命意志的气息，这疏途相通的巨大体制，或许本身就是一座晦暗不明的浮屠之塔，每一个经过逆淘汰后藏身其中的皮囊，都已混沌流放了自己的灵魂，不会再充满自我怀疑与折磨，唯独留下如我这般蹒跚踉跄的孤魂游鬼，还在无边的旷野中留恋着尘世的情欲与忧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