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的一天，沙皇尼古拉二世收到了一份来自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礼物——一幅版画。
著名的“黄祸图”，Hermann Knackfuss（绘）。
这幅画的创意来自威廉二世，他亲手绘制了草图，让画家赫尔曼·克纳科弗斯（Hermann Knackfuss）在此基础上完工。
末了，威廉二世没忘了题上小字：
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你们的家园！
（Völker Europas, wahr(e)t Eure heiligsten Güter）
画的中心为伊甸园的守护者、天使长米迦勒，他站在悬崖峭壁边上，左手指向东方——佛陀正骑着一条龙，向西方而来；右手持宝剑，面向身侧戎装打扮，同样手拿武器的妇女。她们头顶上方的天空，高悬着基督教的十字架。
这幅图，后来也被称为《黄祸图》（The Yellow Peril）。画作想要表达的意思，再明晰不过：东方的黄种人正在成为欧洲的威胁。
这里的黄种人，首指日本，其次是中国。在任何时候，人类社会都喜欢找替罪羊，就像犹太人在欧洲的境遇一样，黄种人威胁论，成功地为欧洲树立了敌人，将内部的矛盾引向欧洲之外。
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日本的崛起，更是让欧洲国家感受到了这股不可小觑的、能与之相抗衡，攫取在华利益的力量。
这也是《马关条约》签订后，当清政府被迫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时，俄罗斯、德国，以及法国“三国干涉还辽”的原因。沙皇尼古拉二世显然笑纳了这份礼物。
自黄祸论始，远东的中俄关系史，便成了一部血与泪的排华史。
01。海兰泡大屠杀
20世纪的开端，无比血腥。
这一年，是历史上有名的庚子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就炮制了远东地区的对华大屠杀。
1900年，当八国联军入侵之际，义和团运动也席卷了中国东北地区。
义和团大肆毁坏电话线路，甚至东清铁路（俄国修建的赤塔-满洲里-海参崴铁路中国段的名称），这正好给了俄国发难的机会。
东清铁路，西起俄国境内的赤塔，途径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绥芬河，东至海参崴。1920年后改名为“中东铁路”。图片来源：Wikipedia
以保护东清铁路为由，在尼古拉二世的命令下，俄国的军队试图从伯力顺着黑龙江，到达双城子，从绥芬河进攻哈尔滨，从而蚕食东北地区。
驻扎在瑷珲的清军眼见俄国的“米哈依尔号”与“色楞格号”驶来，便发起拦截，双方发生了炮战，两艘军舰受到重创。
于是，沙皇又集结军队，从伯力前往海兰泡驻扎。尔后，在尼古拉二世的指示下，阿穆尔省以在海兰泡（俄国人称为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hchensk，意思是报喜城，现为阿穆尔州首府）的华人有义和团同盟为名，开始驱逐与种族清洗。
俄国人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5000多名华工驱逐到黑龙江（俄国人称为阿穆尔河），名义上是遣返华工，让他们游水渡江回到中国，实则是活活淹死这些无辜的民众。
那些不愿渡江的人，则在岸边被枪杀。
5000多人，血流成河，该是怎样的惨状！
而他们所葬身的这片土地，本是他们的故土。
众所周知，海兰泡原是中国的领土，与黑河屯原属一座城，被黑龙江一分为二。这里世代居住着达斡尔族等少数族群，直到沙俄的触角伸到这边区域。
17世纪上半叶，沙俄殖民了西伯利亚的土地，开始经营远东地区，并和清朝发生战争。
在中俄《尼布楚条约》（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谈判后，双方才停下战火，约定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为界，以北区域属于沙俄，以南区域属于清朝，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土地为待议定区域。
这份条约签订后，将近170年内，清朝有效地遏止了沙俄东扩的态势，牢牢掌控了东亚的制霸权。
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清政府先是与沙俄签订了《瑷珲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海参崴）属于两国共管区域。
两年后，1860年，作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方，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北京条约》，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将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共计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式交到了俄国人手中。
海兰泡、伯力、海参崴等等，不再属于中国，库页岛也一并成为俄国领土。
原先居住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等地的中国人，仍保留居住权，但清政府并无此地的主权。
中国人，由此成了旅居者。
02。瘟疫年大驱逐
得到大片领土的俄国，开始经营远东地区。
长久以来，俄国东西之间发展极不平衡，西伯利亚和东部沿海地区简直是流放罪犯之地的代名词，连契诃夫在给友人的信中，都说这里：
“穷得要命！贫穷、愚昧、毫无价值，这一切使人到了绝望的地步。一百个人当中只有一个诚实的人而有九十九个贼，他们玷污了俄罗斯的名声……”
为了发展东部，沙俄政府曾经鼓励人们移民，但收效甚微。
1861年3月，沙俄政府出台了《俄国人与外国人在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定居条例》，允许本国人和外国人在两省定居，并且给予了20年内土地免税权的优惠。
但俄国人并不愿意长途跋涉，到遥远的远东劳作，那里实在离莫斯科太远，离欧洲太远。
俄国人不想去的地方，恰恰是中国人愿意前往的地方。
中国人进入俄罗斯一般有水陆两条线路，水路从山东沿海港口出发，乘坐船只到达海参崴；陆路则是取道东三省，越过边境线到达俄罗斯。
这也是为什么俄国华工中有大批山东省、直隶和东北人的原因。
1891年，浩大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工程项目急需劳动力，从俄罗斯西部运输劳力，成本太高，不如就近用华人劳工。
于是，俄国大量招收中国人，前往远东劳作。
主持修建铁路的交通大臣谢尔盖·维特，不仅把这条铁路视为东西贸易的基点，更重要的是“俄国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上把军事力量运至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及离中国首都的近距离处。”
西伯利亚铁路路线。图片来源：《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的大地》书本插图
西伯利亚铁路始建于1891年，1901年10月全线通车，全长9288公里，东始莫斯科，西达海参崴，成为连接俄罗斯漫长国界最重要的工程。
火车走完全程的时间是13天，俄国的重要兵力可以通过铁路迅速运往东方。
从莫斯科到海参崴，沿线铺满的是帝国的野心，和华工的血汗。
根据学者不完全统计，从1886年到1900年，俄国阿穆尔省与滨海省两地的华人数量涨了一倍，从2.75万人上升到5.11万人；1910年，华人数量达到顶峰，达9.22万。
如果算上非法移民的劳工，华人的数量比上述统计还要多得多。
但从1910年起，华人数量出现断崖式减少，从9.22万人，减少到7.6万人。
为什么人数骤减？
原因也很简单，针对华人的第二次大清洗，正在到来。
1910年秋末，沙俄境内，距大清帝国边界6公里的火车大乌拉站（即达斡尔亚）附近，一家华人木匠店出现了首个肺鼠疫病例。
很快，病毒经过铁路运输被传播到满洲里，这就是著名的1911年东北大鼠疫的爆发。
为了防疫，沙俄开始限制华人入境，在中国人聚集的地区进行消杀和隔离。
1911年2月后，针对华人的限制令更多，滨海省总督在海参崴下达严格命令，凡华侨无正业、无身票，及匪类不安分者，都成了被驱逐的目标。
这项政策实施的后果是，大批有职业的华人同样被放置到了驱逐的行列，被强行遣送回国。
一时之间，黑龙江等省份收到无数旅俄华人发来的求助电报，但仍没有改变被驱逐的命运。
1911年鼠疫爆发后的华人驱逐令，只是俄国大规模排华的序曲，高潮发生在苏联掌权之后的海参崴大清洗。
03
海参崴大清洗
山东人把去海参崴谋生称作“闯崴子”。
《尼布楚条约》签订时的海参崴，满语意思是“海边的小渔村”，仍是大清帝国遥远的、不起眼的边疆小地方。
它的命运转折点，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
被割让之后，海参崴孤悬东亚，东接清朝，南临朝鲜，与日本只相隔日本海。
此时的海参崴，摇身一变，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被俄国人赋予其“控制东方”的使命，成为俄国在北太平洋地区的中心。
签订这份条约时，清政府或许没有意识到，这让东北地区失去了出海口，让沿海地区成为了内陆地区，在一百年后的全球竞争中，错失良机。
对于清朝是可有可无的小渔村，在俄国人眼中可是宝贝。
在之前的文章《克里米亚已经被普京吞并六年了》中，我们分析了历代俄国沙皇疯狂打仗、扩张领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寻找出海口。
而海参崴，正是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出海口，也是其太平洋舰队所在地。
凭借这个优良的深水港口，俄罗斯可以挟制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以及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部署。
1990年，海参崴上驻扎的苏联太平洋舰队。图片来源：US Government
对于那些在清政府统治下无力谋生的中国人，海参崴同样是个好地方。
来到海参崴的中国人，多为季节性移民。每年3月到12月期间，他们到矿藏、林场、狩猎场等地打工。通过辛勤的劳作，一名工人总共可以存下150到300卢布，这要比待在清帝国的境况好一些。
在西伯利亚铁路和海参崴军港建设期间，也有大量的中国劳工投入到建设中。
华工们凭借廉价劳力，在伐木、修路、建筑、淘金等劳动行业谋生，华商们也顺势进入俄罗斯市场开展贸易，在当地食品、饮料、烟草、餐饮等领域，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在海参崴市中心，有条街道叫百万街（Millionka），这便是当时华人最重要的聚集地。
中国餐馆、修鞋匠人等，也都随处可见。
百万街上一个中国后厨。
据统计，1916年，单是海参崴一座城市的中国人，就达到了39187名，占城市总人口的40.2%。
华人在俄国工作并形成了聚集区域，并不意味着华人获得了俄国人的信任，或者在权利上的平等。
这些背井离乡的华人，在黄祸论的舆论攻势下，遭到来自俄国人的怀疑、歧视、排斥、驱逐、清洗。
一个可以想见的理由是，勤劳的华人给当地白人（包括俄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移民来此的白人）造成了极大的竞争压力。
灭顶之灾源于1917年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联红军与白军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内战。
期间，约有三万到七万（各地数据不一）华工加入到红军行列，为苏维埃政权奋战。
但是，他们支持的政权，并没有在权力得到巩固之后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生存机遇，而是给了他们灭顶之灾。
首当其冲的是大大小小的华商，他们在当地经营的私有经济，显然并不符合苏联集体经济的标准，再加上其不受信任的华人身份，便成了苏联排挤的目标。
从1921年起，政府开始限制华人的汇款，打击华商会的权力，对华商的经营条件也越来越苛刻，小商小贩需缴税款翻倍，大量华商店铺被迫关闭，华人被遣送处境。
1929年，国民政府和苏联发生“中东路事件”，为了报复中国，苏联大量驱逐并抓捕华人，在海参崴被抓捕的华人就高达7000名。
中东路事件中，苏联军队夺取东北军旗帜。图片来源：Wikipedia
随着日本在东亚的侵略扩张，苏联对远东地区日本间谍分子的猜忌日渐加深。于是，一场针对性的种族大清洗开始了。
1937年12月23日，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叶若夫向远东边疆区内务管理局局长柳什科夫发出密函，内容是：
行动清除边疆区所有中国人和其他人的窝点，请仔细搜查，拘捕所有窝主与到访者。对他们进行侦讯。发现反对苏维埃、间谍、走私活动以及刑事罪的已获苏联国籍的中国人案件交由三人小组审理，并镇压第一类和第二类。外籍人员案件，经审判后驱逐出苏联。所有被司法逮捕的涉案人员，禁止在远东地区、赤塔、伊尔库茨克地区居住。
这就是臭名昭著的1937年苏联对华大清洗，一批又一批无辜的中国人被杀害或被关押。
官方当时公布的调查结果中披露，远东地区被认定有罪的中国人共5816名，被处决的人共有3123名，被投入监狱的共有2693名。
此后，有数据显示，一年内被驱逐出境的中国人多达11198名。
这些被迫害的中国人，在严刑拷打中饱受屈辱，有的甚至被流放到古拉格进行劳改。
海参崴市中心的列宁雕像。图片来源：New York Times
时值中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焦头烂额，虽有代表与苏联方交涉，但对方态度强硬，辩称抓捕的全部是间谍，政府在处理旅俄华人问题上并不得力。
双方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将远东地区的华人迁往新疆、哈萨克斯坦及中亚等地。
从1938年5月开始，大量在海参崴等地的工人、商人等离开俄罗斯，另谋生计......
当俄国需要华人来开垦边疆时，边境就对他们开放；当华人的竞争力带来远东地区的繁荣时，他们便沦落到兔死狗烹的下场。
海参崴所在的滨海省，如今已改为滨海边疆区。根据统计，2010年，俄罗斯滨海边境区的人口结构中，俄罗斯族约166万人，占当地人口的86%；而华人，仅占0.15％，不到3000人。
从一百年前的40.2%人口，到一百年后的不足0.2%人口，这段惨痛的历史，伴随着海参崴以及其他远东地区华人所遭遇的种族大清洗，成了历史的尘埃。
直到去年庚子年，恰逢海参崴被割让160周年，加上疫情的影响，才开始重回人们的记忆。
与众人皆知的不平等条约割让国土等大事相比，知道沙俄和苏联排华往事的人并不多。
像海参崴这样从小渔村演变为战略要地的区域，国朝历史中，也并不少见。
在分清敌友这个问题上，不少人的思维模式，仍停留在大清时代。
秦晖教授在《谁是中国真正的朋友和敌人》中就谈到：
“对华人最坏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友好的国家，对华人最好的国家我们认为是最敌对的国家。”
什么样的国家对华人才算是友好呢？
看看哪个国家的华人，能成为这个国家政府的部长、能竞选总统、能担任院士，便能清楚知道。
讽刺的是，又有多少国人，仍将对华人友好的国家当作敌人，将排斥歧视华人的国家当作友人。
大清已经亡了，但大清的思维仍在。
